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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讲得很清楚,盐禁相当于对全民加赋,酒禁则是相当于对富人收税,茶禁则位于两者之间。盐铁,跟这书里讲的财富能够被创造出来,有着根本的不同。说实话,若是没有徐龙图这一年在京西路的作为,这种说法我都会认为是妄谈!”
李参长于理财,但他的思想比较传统,总是习惯于向前朝的经验靠拢。特别是唐朝的第五琦和刘晏两位理财大家,他们的政策李参研究得比较深。《富国安民策》李参做的是通商的部分,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李觏和王拱辰。
把手里的书放下,李迪对李参道:“通判,你是参与过编这本书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若是照着这《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做下去,世界要大变了!”
李参想了一想才道:“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这么觉得,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未必至于。自天皇五帝,数千年来,史上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担心天下大变,不过杞人忧天而已。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相公想的或许不同。”
“要变了啊!以前讲天下富足,是要耕者有其田,本朝不抑兼并,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非议。但按这书里,耕者有没有田反而不重要,只要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就好。我本来要说这是谬论,但有营田务和蔗糖务的例子摆在那里,又无话可说。上自三司下到地方各州县,从坑冶盐场到酒楼宅店,无数生意在官家手里,许多人说是与民争利。但按照这书里说的,这不但不是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有了这些官家的场务,整个社会的财富水涨船高,百姓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有更大的利处去谋。若是以前,谁敢这么说我必定要斥之为胡言乱语,但今年有西京城里的棉布生意在那里,城里不知多少人家用场务里卖出来的棉布赚了大量的钱财,光做成衣发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事实摆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京西路就我们孟州和襄州不行新政,结果我们两州考评最差。张耆是武臣,自幼事先帝于藩邸,他不在乎这些,通判,嘴上不说,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颜面无光啊!”
说到这里,李迪连连摇头:“世道要变了啊!徐平说要立万世之法,如果这本《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徐平真地能一一证明出来,天下要大变!”
听了李迪的话,李参的心里有些忐忑,小声问道:“相公以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国富民安,如果真能做到这两点,当然是好事!我们读圣贤书,入朝为官,游宦四方,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那一点俸禄?当今之天下,富者变穷,穷者变富,不过是一两代人几十年间的事情。哪怕是位极人臣,为当朝宰相,难道就能保子孙富贵了?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重臣,现在子孙衣食不继的有多少人!徐平真地能做到国富而民安,则此书足以当万世之法,传之后世!”
李参道:“下官也是这么觉得。所谓圣贤大道,学了难道不也是为了治世,能够让国家强盛百姓富足吗?只要做到国富民安,此书就是有用!”
李迪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富国安民策》,一时沉默不语。自五代起,民间的兴衰荣辱便就不断地在诠释着世事无常这句话。富人突然间变穷,穷人一夜暴富,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是做了大官,生前一世富贵,也难保子孙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太宗时候的枢密副使张逊,本来是藩邸旧臣,一路做到执政,够显贵了吧?他的孙子张先还中了进士第,结果后代连自己的宅子都保不住。前一段时间因为子孙衣食无着,不得不把府第卖给了程琳,还被程琳坑了一把。
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样乍富乍贵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新的事物坦然接受,并且不断突破旧的束缚,勇于大破大立。还有一部分人对这种社会阶层空前的流动性心生恐惧,拼命地想把社会拉到以前旧的轨道之中,妄图重新建立起稳定不变的社会秩序来。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个年代既催生出无穷多的破旧立新的改革者,也催生出许多妄图稳定旧秩序的顽固的保守者。两方阵营针锋相对,哪方都不缺少支持者。
李迪是中立派,他出身寒门,幼时受知于文学大家柳开,认为有公辅之才。考进士虽然有些波折,但最后高中状元,受知于两代皇帝,位至宰辅。他没有什么子孙富贵千秋万代的想法,世道变了就变了,只要向好的方向变就行。
这是李迪的根本立场,也是他在孟州考评在本路最末的时候欣然接受,并立即决定在转过年来行新行政的原因。认真读这本《富国安民策》,也是同样的原因。
第187章 头重脚轻
公吏上了茶,徐平对李参道:“没想到李相公对我们的书如此用心,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没有?他是元老重臣,出入内外数十年,必然有不一样的见地。”
李参道:“相公说他对于京西路的新政并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施政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都漕比其他任何人都心里有数。对于《富国安民策》,倒是提了几句,让我转告都漕。”
“哦,李相公说了什么?我自然洗耳恭听!”
“相公的意思,是说这书里讲的如何生财聚财,官府如何施政足够细了,但其他的内容还有欠缺。若是重修定稿,最好在这些方面着一下力。”
徐平道:“不知李相公说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示?”
“比如说,书名《富国安民策》,但现在于富国上着力过重,安民上着力太轻。虽然说国富则民安,但最好还是在国富则民富上费些笔墨。依相公的意思,这书里讲的实际上有国富则民富的内容,但却没有突显出来。还有一点,书里对如何施政生财聚财讲得尽够细致了,但对于如何防止经手官员舞弊,如何考评官员政绩,却没有提及。特别后一点,相公一再嘱咐,冶国之策,必然要防弊,而依新法考评政绩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在这上面多废些笔墨,日后推行下去,必然生出无数烦恼。”
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对具体施政上确实考虑不多,他自己心里有大致的方案,但并没有细化出来。在潜意识里,徐平还是在当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并不需要讲得很清楚,但在李迪的眼里,就明显觉得不够了。
施政措施和防弊措施可以慢慢摸索,考评体系不能等,最少要先建立一个原则。这样才可以在推行新政的时候,让相关的人群知道该怎么做,向哪个方向用力,不至于一开始就弄得一团糟。李迪性子粗,不注意细节,但反过来,在大方向上还是很敏感的。
徐平想来想去,觉得李迪说得相当有道理,对李参道:“你且稍等,我们再谈。”
说完,吩咐公吏到房里把其他人唤出来,一起听一听,想一想。
几个人出来,徐平让李参把李迪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王尧臣道:“李相公出入内外数十年,想的必然比我们周全,他如此说是有道理的。反正现在只是初稿,我们后面把这些内容加上就是。”
赵道:“如此一来云行就要多费些心力了,如何考评,你比其他人都清楚。京西路今年考评一切顺顺当当,州县心服口服,你当转运使的当然比别人明白。”
王尧臣点头:“不错,考评如何做还是要云行来拿主意,大的原则出来,我们从旁参谋。”
徐平想了想,这事情确实是自己做最合适,便道:“好,便就这么定下来。但是官富如何带动民富,还是要伯庸和君贶多出些力,毕竟没有比你们两个感触更深的了。”
王拱辰道:“今年赚的钱,多数都流到河南府来了,王通判自然比别人清楚。但是我的营田务虽然也赚了不少钱,到底是官面上的,不好说民富吧。”
徐平笑道:“你也不用谦虚,此事就由你和伯庸一起完成。营田务在地方,有了钱便就会修路,便就会筑坝,这些路和水地方用不用?你们总要从地方上买东西,百姓赚不赚你们的钱?有营田务的地方,百姓是不是比其他地方富裕一些?”
“比别的地方富裕是有的。说起这事情就让我头大,营田务在地方,跟民间百姓一样要交税交粮,甚至有的州县把徭役都摊到营田务头上来。出了事情打官司,好多地方的州县官府也不说帮一帮,把我们当冤大头宰。都漕,你这事情有没有道理?我给地方那么多钱粮,又在同朝为官,不说官官相护,总要念点交情吧?”
“此事是两难,让地方上管不到你们,地方为难。这么大块头个营田务在治下,州县管不到很事情就难做,闹得不好还会被营田务压一头。让地方上管吧,他们的治绩是不把营田务算在内的,当然是能割下一块肉来就割下一块来,唐僧肉人人爱吃吗。李相公说的考评要有大原则,从这一点看来确实有道理。”
这就是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营田务直属三司,属于国家层面的,做得再好也是王拱辰的政绩,地方官员又沾不到什么光。为自己前途着想,州县官员当然选择从营田务争利益来补地方,好处是落在他们头上的。这不是考虑不考虑大局的问题,考评体系如此,谁想出力不讨好。
按《富国安民策》,以后类似营田务这种庞然大物还会有很多,怎么平衡跟地方的利益确实是个难点。李迪看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提醒徐平,现在讲的头重脚轻了。
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不考虑执行政策的人会怎么想,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不合理的。
徐平的改革总的来说是做出一块新的蛋糕,尽量不损伤所有人的既有利益。但是新出来的利益如何分配,多了少了,还是会有矛盾。哪怕是一时想不出来万全的办法,徐平还是要订出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原则。
第188章 百官图
阳光暖洋洋的,空气里洋溢着花香,洁白的杨花柳絮在飞舞。盛开的桃花俏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微微含笑,旁边的牡丹刚刚张开了花蕊。
晏殊坐在转运使司的后衙里,把手中的笔放到旁边,轻轻叹了口气。
杜衍到永兴军后,朝廷里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虽然任何人都感受到了这平静之下的暗流汹涌。路过河南府的时候,晏殊跟杜衍见了一面,虽然没有谈论现在京城的局势,但杜衍的从容镇静还是感染了晏殊,让他从慌乱中慢慢平静下了心神。
徐平编的《富国安民策》晏殊虽然参与得不如经前多了,但也没有不闻不问,特别是前面的纲目部分,还是认认真真地审阅过了。
讲富国,便就无法不讲如何营利,讲营利,就无法避过义利之辨。凡是涉及到国家理财,这个年代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义利是不是对立的?谋利是否是不义?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没有空间逃避。不义则为贼,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理财就没有正当性。
在京城的时候,徐平曾经跟赵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过,钱粮为纲是天下公利,公利是大义。现在编《富国安民策》,依然是循的这个思路,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是人之所欲,无所谓对错,只有跟公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才有义与不义的问题。私利跟公利不冲突的时候,就是无害的,跟公利有冲突的时候,公利先行就是义,因私废公就是不义。
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为了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为了在舆论上不落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