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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连道不敢。仔细想了一想，太祖太宗时平定天下，灭国也不少，但如自己这样为帅破两国，斩俘其国王，严格说起来好似真地没有。倒不是自己厉害，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力正盛，猛将如云，不像现在这样军力不振，人才凋零。
第7章 我做好人
喝了一会茶，说过几句闲话，赵祯看着徐平，正色问道：“京城三衙禁军到西北十余万人之众，而寸功未立！大战全是由陇右禁军打下来，就连党项降军都败了契丹，攻下云中之地，京城禁军何其不堪！几个月前，枢密太尉便就想依陇右军制，改革禁军。去书西北问你所想，你一再说未可轻动，恐起乱子，一直拖到现在。现在回来了，该改了吧？”
徐平低头，沉吟不语。桑怿和高大全离开西北之后，自己再也没有插手，就连信件私下里也没有通一封。高大全跟徐平的联系，还要靠写信到京城，由林素娘转告。这段时间赵祯摸清了陇右军的制度，知道本质上是中央集权，把军权彻底收到自己的手中。既然是如此，当然要把三衙的禁军军制改掉，用制度把军权握在中央手中，省多少心思。没想到建立这种军制的徐平一直反对，出于谨慎，这件事情便就拖了下来。
想了好一会，徐平才道：“臣一直不主张京城禁军改制，怕的是军制一动，大量的禁军将士被清理出行伍，失了衣食饭碗。京畿重地，动荡不得！”
赵祯道：“食朝廷俸禄，赏赐无限，出外不能战，不能为国家分忧，养之何益！既然陇右军中用川蜀之兵，依然能够连战连胜，则从京东、京西、两淮，甚至江南招募士卒又有何不可！无用之兵，自然就要尽去，不如此，何以应对契丹大敌！”
徐平苦笑，听到这里就知道自己未回京之前，赵祯已经跟宰执，特别是李迪和吕夷简商量过了无数次，早已经统一了意见，要对京城禁军下手了。要不是自己一手把陇右军带起来，又立下无数大功，根本就不会在乎他的反对，已经开始军改了。
双手捧笏，徐平对赵祯道：“陛下说的自然是至理，无用之兵，养之无益，就该尽斥出军去。只是，赶人容易，这些人没了饭碗，怎么办？”
“持戈矛，卫国家，自然由朝廷供给衣食。不能为朝廷效力，自然自己去找衣食！”
“京城中多出数十万没有生计的百姓，陛下能安坐殿廷吗？陛下不能，臣不能，满朝文武俱不能够。禁军士卒，纵然是除了军籍，依然是天下百姓，是陛下子民，岂能置之不理？如果这样做，会生出大乱子来的！臣一直不同意遽行军改，便就是怕行事太急，在京城出来数十万流民，天下动荡。本是盛德事，做坏了，遗子孙笑。”
赵祯直视徐平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摇头叹了一口气：“你回京之前，我也正是担心此事。军改暂缓，不只是你不同意，我也着实担心数十万人没了衣食，难免聚众为寇，引致天下动荡。只是两位相公言，现在朝廷府库充盈，西北战事结束，可以拿出钱来，把禁军士卒遣出京城，分散各地。只要散在数十州县，自然就聚集不起来。”
“遣散出京？散到哪里去？要给他们多少钱？过百万人口，天下三百军州，依然是每州有千百人，必然天下大乱！陛下，使不得啊！这是动摇天下根本的事情！”
赵祯摇头：“没有那么多人。西北战起，契丹挑衅，数十万禁军出京城往沿边，现在京城只有十余万禁军而已。真要遣散，这十几万人还是可以安置下的。”
徐平连连摇头：“陛下，禁军十余万，他们的家眷呢？西北、河东、河北的禁军，许多人的家眷依然是在京城里，算下来，还是要过百万人口。百万之众，岂能不小心行事！”
赵祯怔了一下，过了一会默默点了点头。调去沿边的禁军，家眷依然是在京城的。京城禁军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本营在京城，哪怕是出外就粮，到边境去作战，家眷也是不随行的。本来这有用家眷牵制前线将士的意思，却让京城就此背上了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
作为人口过百万的天下第一大城，这些人给开封城带来了繁华，但也让整个天下不堪重负。仅仅要供应他们的口粮，每年就要数百万石。这不是因为贸易从外地运来，而是由朝廷发下的军粮，所有的本钱由朝廷承担。朝廷在禁军身上的花费，养兵多少是一，集中于京城由此而带来的运输成本是二，哪怕有汴河，这个运输成本也非常惊人。
此时天下总兵力过百万，禁军约八十万，三衙直辖禁军约三十万。除三衙直辖禁军之外，还有一部分禁军本营在京城，京城的禁军加起来约四五十万。加上他们的家属，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军人和家属就已经过了百万。当然许多军营是在开封城外，甚至是在附近的县里，但这些人口都是要由朝廷从外地运粮来养起来的。不要说就此直接把他们除了军籍，从此不管生死，就是给他们发足够的钱，他们也没地方去买粮食。
赵祯紧紧皱起眉头，此前大家考虑得比较粗疏，算除役禁军人数的时候，没有把家眷算进去。核算起来，虽然紧张，费用三司还能够应付。如果把家眷也算进去，三司赚再多的钱也填不起这个窟窿。军改的费用，高昂得有些吓人了。
徐平道：“禁军士卒纵然不持刀枪隶军籍了，依然是朝廷治下的百姓，不能够置其生死不问，一赶了之。天下百姓，没有无用之民，京城觉得他们多余，那是朝廷不对。让百姓无所事事，甚至觉得他们在这里碍事，强行驱赶，何以面对天下！害陛下盛德！”
“唉”赵祯叹了口气。“若如此说，军制要改，实在是千难万难！该如何做？”
徐平捧笏：“军制之改，一是要从禁军中拣选出合用之人，重新整训，编练成合用的大军。今日军制难改，禁军和家眷聚于京城，呈尾大不掉之势，这教训当牢记。整训精练过的大军，不可再使其家眷随军，而是散之于天下。军人或三年或五年，如果不能升至小校军官的，一律除役。如此一来，不必从地方运粮于京师养军人家眷，养兵之费大省。二是要安排不合用的军人去处，给以衣食事小，让他们有生计能够自理，从此自己能够赚出衣食来事大。此次改革军制，立制度，择将校，募士卒，汰冗员，由枢密院行之。从禁军中裁汰出来的剩余军员，向何处去，如何安置，则由中书行之。百万之众，不是小事，急切之间无论如何也完不成。当分作数年，计划清晰，徐徐行之。”
赵祯想了一会，点了点头：“先朝俱行征兵之制，果然有其道理。兵聚于京师事小，家眷百万之众，全赖天下供养，委实不堪重负。若依你所说，则聚兵于京师，无有养其家眷之费，所省颇多。只是朝廷练一兵不易，三五年即除役，是不是太过耗费？”
“算士卒兵役，可以自其入军营起，离军营止，路上所费时日不算。入军之后，精练一年，就可编入军伍。依臣这数年时间所见，如此做已经够了，紧急时候新入军之士卒练半年也可用。役期五年，在行伍中四年，不算太过耗费。如此一来，于朝廷是省了养士卒家眷千里运粮之费，于士卒来说，家中自有生计，军俸领来贴补家用，纵然是乡间小农也立成小康之家，于国于民两便。凡理政，必要便民，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赵祯犹豫了一下，道：“如此军改是征兵，民服兵役是当然之理，可充差役，军俸似可发得少一些。既然要改了，那便让养兵之费就此省下去。”
徐平道：“陛下，哪怕是百万之兵，士卒军俸一年十贯，也不过是一年一千万贯。实际此时的正俸，哪怕是三衙禁军，月俸人均也不足一贯。军改之后，禄米停发，由军中统一造饭分食。不养家眷，禄米可省十之七八，运往京城的漕粮可减半数。军中赏赐钱数可依从前，粮帛不发，又可省下不少。如此算来，哪怕是军中俸禄不减，仅仅是漕粮减半，养军之费就可省去小半。有强军，而又省费，多少好事，又何必计较士卒那一点军俸呢？不但是军俸要发，参军依然可以免差役，才能让良家子到军中来。”
军费的大头，一是俸禄和各种赏赐，另一个就是高昂的运费。驻于边境，或者出境作战运粮艰难不说，就是驻于京城，运费也高昂无比。家眷不随军，仅仅省下向京城运粮的运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不再依靠入中，由枢密院设专门机构管理军中运输，效率又提高许多，又省下一大笔钱。两者加起来就足够了，没必要再去计较将士俸禄。
军改之后招兵要召良家子，只有用各种手段，才能吸引人来参军。同样是一贯钱，在乡间比在城市重要多了，发放军俸，才能吸引农民来参军。
沉思了一会，赵祯笑道：“如此做，枢密院裁汰冗员，做恶人，中书安排出路，就是做好人了。西北一战你劳苦功高，也该当得此一好差使！”
第8章 大道佐君王
徐平默默点头，是啊，打了这么多仗，立下如许功劳，自己也该捞个好差使，当回好人了。军制是一定要改的，而改军制，就涉及到原来的禁军以后的生计。你真敢不考虑这些人向何处去，不给他们安排出路，大刀阔斧的改下去，就必然会出乱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顾一切地莽一波，那样做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这话说得不完全，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当然换一种说法，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看怎么去理解。但不管怎么样，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不致于使天下失序。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有农民起义的实践，有理论家的推演，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只是历史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伴随着的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伴随，土改不成其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
宋人常说，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无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这个位子上，就要有这种自觉，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这是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偏向维护统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调和阶级矛盾，是儒家。
中国文化比较早熟，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齐划一，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调和。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而是对统治者限制，讲的是阶级调和。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就是儒法两家，道墨则讲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统一，汉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政权的两面性，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则讲阶级调和。至于人性善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
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便就会推崇法家，“劝君少骂秦始皇”。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顽固地没法教育的，就是敌对分子，敌对分子越来越多，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万事和谐。
徐平两世为人，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他来当政，调和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