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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成的认同必然是有强势政权为核心，核心一去，周边各势力莫不景从。不过西北的情况复杂，是以汉人为中心，结合各民族形成一个一个势力是不错，但这些势力从文化上是跟中原地区不同的。最明显的区别，是他们信佛，程度还非常之深。
西北信佛，有鲜卑等强势少数民族势力信佛的影响，有吐蕃的影响，同样有唐朝佞佛的影响。在吐蕃势力退出之后，那里的佛教慢慢形成了以五台山为圣地，以文殊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一种文化。这跟中原的佛教并不合拍，不能简单类比。
介绍了一下曹贤顺的情况，吕夷简道：“归义军不可比于地方番王，是以昭文相公札付各州，不当以番礼待之，亦不当以臣礼待之，而待之以客。只是曹贤顺此人，未必当得。”
赵祯道：“未必当得是何意？莫非曹贤顺得位不正？”
徐平捧笏：“陛下，咸平五年，归义军二州八镇军民，围节度使府第，曹延禄力屈而自尽。此是继归义军节度使之曹宗寿所奏，实情如何，朝廷不得其实。依韩琦所奏得自河西的消息，其中未必没有隐情。曹宗寿殁后，曹贤顺继位，虽然继续向本朝称臣，但却更加亲近契丹。曹贤顺不只是屡屡遣使前往契丹，更是曾经亲自前去，颇受契丹礼遇。是以归义军，自曹延禄之后，与以前相比变了味道。天下待之以客的，是在西北大漠之中恢复汉唐制度，凝聚人心，心向中原的归义军，而非一地方藩镇。”
赵祯点了点头，明白了徐平的意思。待之以客不是简单一句话，而是真地要给这一家封国，不绝其祀，甚至亡后葬处可称陵的礼仪。宋朝刚建国的时候并不在意这些，随着时间的发展，才慢慢修复这些制度，如重新找后周柴家后人，不绝其祀。这样做的用意，是向天下表明态度，这个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用以聚拢人心。
曹贤顺在位的时候，明显为了自己的地位更加亲近契丹，而疏远宋朝。把他当成归义军合法的统治者，遵以客礼，是会被后人笑话的。待以客礼尊重的是归义军那份文明传承坚持，而不是某一个把政权当成自己私利的统治者，这有根本的不同。
赵祯道：“如此说，曹贤顺此来，各州县待以客礼是否不妥当？”
吕夷简捧笏：“在朝廷定名份之前，曹贤顺就是归义军，待以客礼并无不妥。等到面君之后，数其功过，才可重定名份。臣与昭文相公商议过多次，曹贤顺不足当，此并无疑议。只是以何人继归义军之后，一时难以抉择。臣以为可寻曹延禄之后，因其当政之时一直奉本朝正统，内政有失，而为族子曹宗寿所乘。昭文相公却以为，当寻立金山国之张承奉后人，朝廷待之宾礼，以谢其在西北不绝汉祀之功德。”
徐平重的是固执地守住祖先文明，在西北重建唐制，不绝汉祀的张家，吕夷简看重的则是奉宋朝为正朔的曹家，这是根本的分岐所在。徐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与吕夷简哪一个人的建议更合理。只是他两世为人的经历，看重的与这个年代的人有些不同罢了。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家，沦落于契丹等周边势力之下的汉人，是失散的孩子，从道义上中原王朝有重新接纳他们的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付出代价理所当然。而归义军则是离家之后，已经自立的孩子，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重新接纳他们，不是游子归家，而是亲戚来作客。这一点分不清，在跟周围的势力交往当中，就会出现混乱，失去人心。
这跟势力强弱、地盘大小无关，归义军自立就是自立了，他们的文化实际上已经跟中原不同。那里是佛国，徐平都不知道他们的佛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他宋朝治下的地区可以变夷为汉，移风易俗，惟有那些人不能这样简单粗暴。他们本身是根植于汉文明，只是失去了天地庇护，另发展成了一个样子，与番地的汉人胡化完全不同。
让胡化的汉人重新汉化，是功德一件，可以得天下人心。归义军没有胡化，反而是让周围的各族汉化了，否定了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就会失人心了。
第41章 宰相的日常
政事堂里，徐平再三考虑，与其余宰执商量过后，决定归义军的客礼不给前来京城的曹贤顺。以手札付韩琦，命他查访瓜、沙二州民情，看民心所依，再行决定。一旦对纳土归附的归义军行客礼，就要在沙州开王府，真封王，而不是李佛玛和宁令哥这种，在京城里形似圈禁的亡国王公。
天下已经大一统，不能再行封建，封在沙州的王，只是那里民众的精神寄托，地方治理还是由朝廷派出流官。精神的归精神，现实的归现实，那里是佛国，这个沙州之王更多的是作为佛祖菩萨在现实世界的象征。用徐平前世作比较，类似于活佛之类人物。
王爵是现成的，西平王，归义军节度使曾经被封过这个爵位。至于佛教里面是什么样的地位，还是由当地人去决定，朝廷予以追认即可。
西北佛教盛行，与中原文明是不同的，要获得人心，就要承认这种不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能够削足适履，那样是会闹出乱子来的。有西平王这样一个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西北的人心，对宋朝恢复广大的西域地区有无穷的好处。同时，也可以抵抗另一种文明不断东进的脚步。至于未来如何，会不会跟中原一样，就看后人的努力了。
将到京城的曹贤顺，徐平建议，把他在元昊灭沙州前的爵位升一升，由谯郡开国侯进谯郡开国公，各种官、职、功臣、检校、散官一起升上来也就是了。从此之后就是开封城里的闲散王公，不必像李佛玛和宁令哥那样严加看管，快活过日子就是。
归义军的曹家，自认曹操之后，郡望为谯郡，是以公侯之爵多系于谯郡。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曹操之后，甚至是不是来自于异族汉化的胡人，就不必深究了。异族汉化取一个汉姓，显贵之后再认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祖宗，是正常步骤，并没有什么特别。
把政事堂的决定写成熟状，众宰执一一签名画押，徐平封了起来。大部分的政事，都是这样决定的。之后熟状送入大内，赵祯画可，再到政事堂，由知诰拟敕令。
皇帝当然有不同意宰执熟状的权力，但宰执也有坚持的权力，看最后谁先让步。赵普为相的时候，要用自己看重的官员，太祖不同意，逼急了耍无赖道：“我就是不准，你能够怎么样！”赵普坚持，君相僵持了很久，最后太祖让步。有一次闹得更僵，太祖把赵普的熟状撕碎扔在地上，赵普捡起来回家重新粘起来，太祖无奈还是同意。
政事必出中书，皇帝是没有权力自己任命官员、决定政事的，一定要宰相同意。双方实在不能合作，就换宰相，就看有没有本事让群臣认这个换上来的宰相了。
封好熟状，徐平一一看宫中送过来的手诏。手诏是赵祯想做的事情，送到中书来，宰相没有异议，直接由知制诰拟敕令，用印之后颁行天下。宰相不同意，则封还，重新送回宫中去。宰相正式称呼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合中书施政和门下封驳为一体，隋唐时的三省制实际已经废除，部分恢复了秦汉的丞相制度。给事中的封驳权，部分地转移到了通进银台封驳司。不过这衙门相对中书相当弱势，有时候宰相直接不理会他们。
把关于政事的手诏分到一边，把赵祯的私事放到一边。私事无非是要给哪个妃子加封号加月俸，要给哪个外戚、宗室之类的亲戚封官加钱。皇帝也是人，是人就免不了各种各样的人情纠葛。赵祯的耳朵根子软，经常是亲近的人在他面前说一说，要官要钱，他随口就答应了。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是爱哪个嫔妃，帮哪个亲戚，还会当面写成手诏。
皇帝答应得随便，宰相封还得也就随便。徐平把赵祯自己私事的手诏堆成一堆，随手划拉进旁边放的一个布袋子里。每到月底，徐平进宫奏事，会把这袋子还给赵祯。
这办法不是徐平首创，他也是沿袭成例而已。王曾所说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这种做法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手诏不由宰相挡下来，真当敕令发出去，赵祯就等着上朝被群臣喷。大部分时候都是他被喷了，还要把敕令收回去，宰相也被连累着丢人。这种事情出现得多了，是宰相失职的一种表现，会被台谏喷得干不下去。
去掉了赵祯私事的手诏，徐平才细看关于政事的手诏。哪些可以施行，放到一边让宰执传阅签字画押。哪些徐平不同意，直接就收起来，入宫奏事的时候跟赵祯说明理由。徐平认可了的，其他宰执有不同意见，会在政事堂聚议的时候提出来，大家一起拿主意。
这就是徐平每天在政事堂里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
治国理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皇帝决定的是谁来当这个宰相。君权和相权的牵制是由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看皇帝的品性，看宰相的能力。权力和责任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了责任。皇帝直接来处理政事，就没有哪个宰相愿意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了，这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官员是从属于政权的，而不是皇帝的家臣奴才。
前几天徐平跟赵祯谈论过奴仆制度，认为现在还残存着唐时的奴婢，是不合理的。赵祯考虑过后，同意了徐平的意见，直接下了手诏，不论官私，放天下奴婢为良。
从真宗皇帝时候起，私奴婢已经不合法，民间虽然还有奴仆之名，实际上是雇佣来的良人，拿钱干活而已。不过还有官奴婢，主要来源是反叛的人员的家属，多配属在京城各司下的场务里。这些人的人身限制已经不多，但在法律意义上，确实还是奴婢贱民。
此次废奴，主要针对的是官奴婢，彻底去除他们的人身限制，法律上面天下从此不再有贱民。当然，民间的娼妓、卜算之流称为杂类，宗室、士大夫不得与他们结亲。这是针对职业的岐视，这些人不是贱民，不从事这一行了，同样是正常的普通人。对这些职业岐视合适不合适徐平还没有想好，此次先略过不论，以后再议。
在手诏旁边徐平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后边让宰执传阅议论。一是法律上的主仆之义是不是应该废除，即奴仆不得告主的内容，改为完全按照家庭的同居共财之人来论。
法律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伦理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大多都是牵涉到了法律。徐平前世欧美的热门议题同性恋，要害不是社会岐视，而是法律同意不同意他们可以结为夫妻。这个年代，牵涉到法律的伦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父子祖孙有血缘关系，那么继父继子呢？夫妻组成家庭，依据什么组成？是爱情？还是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名份？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夫妻可不可以离婚，涉及到政权的税赋怎么收取。宋朝使用了一个笼统的做法，即以同居共财之人，来代替家庭。这是在征收税赋的意义上采取的作法，即登记为一户，财产归于一户而没有私财的，即视为同居共财之人。奴仆无私财，指的是在这一户里没有私财，他原来的家里当然还是有的，不过那是另一户的事情。财政意义上，受雇到别人家里为奴仆，他对政权赋税差役的责任，便从原来自己的家里，转到了雇主的家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服兵役，奴仆参军，是为雇主家服兵役，还是为自己原来的家里服兵役？还是兵役无关家庭，是所有成年百姓的义务？那么在雇佣期内奴仆去服兵役，雇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政权要示民以公，这些都不能随意乱来。
徐平写下的第二条意见，是主仆雇佣的契约，明确费用由雇主承担。政权提供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然很容易失去严肃性。收费可以少，但不能免，这就是印花税的内容。明确雇主承担，是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扯皮官司。
第三条意见是雇佣年限，徐平建议明确下来为三年。三年后双方愿意保持，则需重立契约。现在的五年、十年，时限还是太长了些，灵活性不足。在年限内，有一方毁约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给另一方多少补偿，也是要确定下来的。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就是劳动法。后面朝廷的精力要慢慢从乡间农业转移到城镇的工商业上来，雇佣关系必须要确定。中国的传统，历史上的宋朝，并不需要劳动者进行流血抗争，朝廷会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底线，徐平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