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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选举过程，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没那个能力去进行复杂分析，官员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钱谦益和周延儒的意思是老百姓头脑简单智力不高，要他们通过官员以往的经历来分析他具有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一定的归纳判断能力。这还不算还需要百姓们根据这个官员的能力，去推测他的能力是不是适合在本地开展工作，能不能运用其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这就需要老百姓具有演绎推理的能力。假如老百姓不具备这些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能力，选举也就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
钱、周二人认为现在大明的老百姓肯定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因为有那样能力的人早就被人挖走了，不可能还呆在原地种田为生。诸葛亮当年也在隆中躬耕过，但那只是一种获取名气的表演秀，如果刘备没有三顾茅庐去请他，他这样的人也绝对不会在南阳耕一辈子的田。
既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是又需要根据其能力去做事，那就只有降低难度让大家的能力能够胜任。具体做法就是把那些什么归纳、判断、演绎、推测的过程全部省略，直接让参选官员们说一说你准备怎么办，然后让老百姓根据这些人的话来选择。
所谓归纳、判断等是因为没有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找东西，而选择是有东西只让大家比较哪样更好更合适，做选择题肯定比做分析题要简单得多。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什么都没有的话要填饱肚子还得花很多周折，但是只让他在一堆食物里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那就相对简单一些，愿意吃干的就吃干的愿意喝稀的就喝稀的，还有什么酸甜苦辣麻的味道随其心意。
刘宗周的意思是对普通老百姓可以这样，那么对参选的官员也可以这样，老百姓在选举是可以要求参选官员说点东西出来供大家选择，官员们同样可以要求自己只做选择题而不做分析题。当然刘宗周这么说并不是占在官员这一头替他们说话，而是为了只选择不分析这一过程可以保证参选官员说出来的话是正确的。
自从天启设立了圣学院和博学院后，博学院所出的贡献比圣学院要大得多，什么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新型高产农作物的出现和推广、新型农庄的试验和推行，都让大家看到了博学院的价值。相比之下圣学院就差了那么一点，除了可以安置一些年龄到了还有满腹报国之志的老臣外，几乎看不出来圣学院的作用来。你要说你为大明的发展出了多少主意，问题是谁会在乎你的主意？很多人都说大明最缺的是实干的人，而最不缺的是站着说白话的出主意者。
因此刘宗周建议借用简化百姓选举过程的思路，来简化官员参选时制订计划的过程，这其中也有他的一点私心，刘宗周的意思是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如何施政是每个官员的事，而制定什么样的规划这种出谋划策的事应该由圣学院这种专业机构来办。自从天启不遗余力大力推行四级辅政机构以来，中央、省、州、县等四级都建立了辅政机构，刘宗周认为让辅政机构出计划才是正确的做法，官员们在其中选择一样施行就是。
这里的几个都是聪明人，一听刘宗周的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高攀龙问道：“皇上说了京里的监政院还有各级的辅政机构都只能从旁协助，就是说当主持政务的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发动人出主意去协助。刘大人说参选官员的计划都要我们出，会不会让这个辅助性质的机构站在前面了？”
刘宗周摇头说：“不会，皇上前一阵说过要把政务院的预政处划到监政院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添加一些实际点的东西让大家商讨，无论如何监政院从旁协助的性质不会改变，唯一有变化的就是增加了一些实际内容。我们这里怎么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务院或者都察院需要什么，就像军务院里的参谋一样，平时这里进攻那里设埋伏无论说得再热闹也是假的，只有前线需要了你的计划才有价值。”
高攀龙问：“京里是这样，但地方上的监政官会不会因此通过辅政机构去干涉施政官施行政务呢？”
刘宗周想了想说：“无论是从上监政还是从旁辅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施政者不做错事不走错路，其目的都是一样的，让辅政机构多一个预先立计划的职能，为的是更方便地辅助政务，而不是要跟施政官争权夺利。我相信这些官员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监政官都知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可以主持一切事务，其他时候都不允许对施政官有什么阻挡和牵制。”
杨涟这时候说：“刘大人这话说得好，这次我和钱大人一起去观察民选官试点地的时候，曾经问过当地的知县和县监，他们都说不争权是和睦相处的唯一办法，只要施政者和监政者都明白这一点那就不会有问题。”
见杨涟这么说信王问钱谦益：“钱先生既然听过下面之人的话，那么你认为施政者和监政者之间到底有没有争权的可能？”
钱谦益想了想说：“按皇上的要求施政官在平时处理一切政务只需要做到按部就班就行，监政官在特殊情况下主持一切事务，平时也负责处理一些特殊事务。从两者关系来讲他们都是处理一地事务的官员本身就存在着竞争，假如两人没有竞争关系也不是什么好事，只要两人能够摆正位置也能做到既有牵制也有合作。”
钱谦益这话说得四平八稳，大家听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信王点了点头问刘宗周：“辅政机构的计划如果太紧，会不会让很多官员因为做不到而随时在换人？如果制定得太松会不会让人不好选择？这松紧之间的度该根据什么来把握？”
481 人论转化（下）
见信王如此问，高攀龙和杨涟包括钱谦益都露出笑容，刘宗周觉得有些奇怪就问道：“你们怎么这副模样？是不是有什么圈套在里面？”
高攀龙一听忙解释道：“没有什么圈套，你开始没回来时信王正跟钱大人在商讨这事，本来该他回答这问题，现在反过来成了他在提问你来回答了。”
刘宗周“哦”了一声问信王：“请问信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信王说：“开始杨大人和钱先生刚刚去见了我皇兄，最后有三个问题我皇兄让他们来找圣学院想办法解决，恰好你不在我就试着替你回答一下。除了开始说那个如何保证上下一致的问题外，还有就是如果以某个标准衡量官员是否称职，如何保证不会换人换得太勤？我开始问的辅政机构制定计划宽与紧的问题，是根据你开始的话有点改变，实际上两者都差不多。”
刘宗周点了点头然后问道：“除了这两个第三个是什么问题？”
看样子刘宗周是想打批发把几个问题全部一起解决，见他这么有信心信王说道：“第三个问题是钱先生对我皇兄说的话提出的疑问，我皇兄说要让每个位置上的官员都是最合适的官员，不在状态下的官员要及时换下去。钱先生说现在的官员如果犯了错误，把他换下去他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仅仅一句不在状态就换人，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服气，说不准还有人会用这话来排除异己。”
刘宗周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包揽事情的人，他想了想笑着对信王说：“信王马上就要到监政院来主持事务了，圣学院有什么事你也应该作主，你开始是怎么想的呢？”
信王开始想的办法被刘宗周否决后，心中还是有一些不甘心，当然他不是对刘宗周人不满意，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办法没有达到让他自己满意的程度。现在见刘宗周问他对其它两个问题的看法，他想了想说：“刚才说了官员的参选计划应该由辅政机构帮忙制定，我想从参选官员的角度上说辅政机构制定的计划是一种帮助，但是从上一级的部门来说这计划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标准。”
刘宗周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圣学院的地位，不说把具体的制定施政计划的大权拿到手上，至少要让圣学院掌握住主要脉路，不然的话怎么达到天启所说的让圣学院来把握大明发展的方向？现在见信王明明白白说出辅政机构给官员定个标准的话，刘宗周也没有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撇清自己没那想法，而是当仁不让地说：“辅政机构管理上由上级部门管理，但是业务上最终由监政院管理，方向性的东西都由圣学院来管，符合皇上的要求。”
信王说：“既然是制定标准我认为就应该制定两个标准，一个尽量定得稍微高难一点，另一个定得稍微容易一点，让参选官员量力而行不要说大话最后又做不到。”
信王的意思就是定两个不同难度的标准，在两个标准之间让参选官员自己根据自己能力来选择，当然这个选择要量力而行不能乱说乱要，否则的话做不到自己选择的标准就会立即被罢免，丢人丢官不说还给自己今后的信誉带来负面影响。就像一个人进饭馆，要多少斤酒要根据自己的酒量来，如果一个人为了逞英雄超过自己的酒量多要，最后喝完了呕吐倒帐不说还会乱说话，那才是英雄没当成反成了狗熊。
刘宗周听了信王的话以后没有贸然表态，大家觉得奇怪就都看着他猜想他有什么说法，见大家都看着他，刘宗周轻轻地说道：“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觉得有点不妥。”
信王一听顿时就有点气馁，心道我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好点子，你居然说你早就想过而且行不通，这才真是岂有此理。不过信王知道刘宗周只是说话有些直，在诚信方面还是值得相信的，于是问道：“刘大人觉得哪里不对？”
刘宗周说：“皇上之所以要试验民选官，主要还是想考虑到百姓的意见，只有百姓满意朝廷满意才是真正的做得好，只让一方满意达不到皇上的要求，也满足不了上下一致的原则。既然是制定计划或者说是制定标准，这个标准或者说计划肯定是要将来得到施行，这其中标准的制定少了百姓的参与能行吗？”
刘宗周这话算是把大家惊醒了，大家说了这么久的上下一致，就像一个个多关心百姓一样，现在到了制定施政计划的时候反而把百姓的意见抛在一边，这不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吗？想到这里不但是信王，连旁边的高攀龙、杨涟还有钱谦益都感觉到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当然在他们心里很多时候老百姓就只是个名词，高兴了考虑一点不高兴了直接忽略不计，只有刘宗周这种书呆子型的人才会一记就一直记在心里。
高攀龙等人是一贯以百姓利益代表者自居的，现在自然要站出来说两句话好让自己的脸不至于太烧，高攀龙说：“皇上要推行民选官我是大力支持的，我也认为制定施政计划和选择官员的标准离不开百姓的参与，只是不可能把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只能选一些代表出来。这个能代表百姓利益的代表如何产生，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事，下一期的东林月报很多人会踊跃投稿来专门讨论这事，只是现在还没有眉目。”
刘宗周就是主办东林月报的，他当然知道有人在提这事但是不像高攀龙说的什么很踊跃，那些人都是些极端份子说话做事都喜欢走极端。那是在上一期的一场带有辩论性质的讨论文章，其中心思想是问百姓的要求和朝廷的要求有矛盾该怎么办，有人说朝廷的要求代表了大明的整体利益，百姓应该自觉且无条件地服从。有的人则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说事，反正是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约定下期再来辩论。
刘宗周不是一个有极端思维的人，他认为朝廷的要求代表了大明整体的利益，而百姓的要求是站在个体和局部的方位上来说事。不是说整体的利益就一定比局部的利益大，而要看整体的利益对局部利益的伤害是否有必要，老是习惯性要求局部服从整体而不给个说法，最终会伤了百姓的心激发民怨。当然那种事事把百姓利益挂在嘴上放到最高处也不对，谁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问题，而且不容许自己受一点委屈，那这些人跟努儿哈赤和奢崇明等人又有什么区别？
刘宗周说：“皇上曾经实行过一个平等对话制度，在官员之间有了不同政见时可以平等对话，最开始有一定作用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官员闲得无事喜欢指责人，后来那些风闻言事的人全部被派去做实际事务去了，平等对话才少了起来。我想能不能在民间形成一个平等对话的机构，比如说在各县都设一个对话堂，由县监主管派人跟百姓对话了解百姓的需求，你们说怎么样？”
高攀龙想了想说：“这事我记得皇上曾经提起过，只是当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