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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买办在战术上全是维持现状者，因为和清国冲突会影响他们的长期和短期利益：以钟家良为例，每到宋清冲突，他的洋药销量就下降，原因是这种时候各地宗教活动数量和频率暴增，为了前线战事祈祷嘛，都去教堂了，谁还抽鸦片？
其他买办则因为附着在列强资本上，因为列强相对远东势力根子硬，他们跟着天然收益就稳定，东亚一旦战火起来，稳定的收益就会朝下波动，若自己的池子还没有因此扩大，当然没人想这样。而且和清国小冲突不断，就等于释放帝国军事冲动，也会慢慢形成传统，导致每次小冲突都巩固割据现状，可以割地的大军事行动必然减少，因为越来越不受到列强的期望认可。
一句话，买办们希望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不打则已，一打就要致命到割地。本土工商业者在战略上全是维持现状者，因为他们凭借海皇神圣化国策在对清国竞争者战斗中处于绝对优势：朝廷支持鼓励，税少、厘金之类的费少、科技先进、法律慢慢完备、官吏贪腐勒索有，但少，所以宋国产品对于清国竞争者真如摧枯拉朽一般。
唯一对手是洋人，而后者面临距离太远运输成本加成的劣势，若是能日进斗金，那就维持现状多好。万一统一天下了，各地在海皇统治下都会出现宋国精英商人，内部竞争不加剧了吗？现在是清国贪婪的官吏合着宋国商人一起对付清国工商业者，清国竞争者别想做大，由着宋国豪杰欺凌，这多好。
再说假如海皇实施征服满清的大作战，这得多少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军费还不得商人出？百姓都去打仗了，谁来工厂做工？谁购买自己的产品？这商业发展要停滞啊！停一天他们都不乐意。就连宋国军火商也认为统一之后寰宇澄清、天下太平，无人敢来威胁大宋是最可怕的情况：天下太平、刀兵入库了，谁还来买我家的军火？混账。
但本土工商业者在战术上全部是帝国主义者。理由很简单，发动大规模国家征服战乃至地区征服战不符合他们短视的利益，但是小小的地区冲突会提高宋国对清国的威慑力，极大的提高宋国工商业在清国的经营优势。
比如宋军打赢过湘军，湘军就不敢收宋商厘金过路费；宋军和明军一起打赢过淮军，淮军控制的海关就得老老实实的按《宋清条约》来，关税和英国一样。宋军打得福建南洋水师狼狈逃回老巢，那么宋国商人在福建就趾高气扬，享受超国民待遇。
所以尽管本土工商业者本质上都是希望维持现状，但遇到风吹草动，比如传道士被杀了、宋国渔民被福建渔民打了、本国商人被清国拘役了等等；这种小事只要报纸上一报道，他们比谁都凶，就嚎叫着让皇帝和军队替他们出气、执行上帝的公义………打赢了，皇帝有面子有赔款，其他一切照旧，而那些需要经常跑满清的商人爽了，该地清国官吏会老实几年。
这些因为各自自身利益出发的考虑，导致了商人们自动分成两派：买办和土鳖。买办觉得土鳖们都是一群短视的暴发户：对洋人不懂从大局考虑，总是说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宋国还不是列强，凭毛外交上能占优势？就凭你们吐几口口水吗？对满清就会遇到点小事就上蹿下跳显示自己忠君爱国，一点也不考虑长远，不懂韬光养晦和刀刀见肉的道理，装逼装成傻｜逼的家伙。
土鳖则认为买办们都是一群胳膊肘往外拐的汉奸：对洋人言听计从，一个屁不敢放，满嘴都是友邦、友邦的。对满清则是大家爱国的时候他们说几句风凉话，什么稍安勿躁啊，什么等待时机啊，大家觉的“够了、恢复和平、继续赚钱吧”的时候，他们又激动起来非要打死人家满清，这尼玛专门和人唱反调吗？装逼。
不过不论是买办还是土鳖，是大亨还是小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特别忠心陛下。陛下对商业的恩典若不了解，从清国旅游几天就知道了，清国商人过得和孙子一样，只有两种商人：官商和商官。至于海宋各个商业大亨，几乎全是这位神皇一把屎一把尿的扶持起来的。
人总是忘恩负义，恩情不一定记得，但还有一点，皇帝搞死任何他扶持起来一个大亨都分分钟的事。官督商办的大亨不要讲，就靠着海皇心思，在皇帝面前一个个比太监都太监，不要说搀科打诨，乃至于故意暴露自己的丑态，相声演员和小丑职位他们都抢了。有一次打麻将，海皇不小心摸相公了（多摸了一张牌），打下来发现其他三家全相公了，不知道他们为了相公啥时候偷的牌。
自由竞争出来的大亨也指望着皇帝的恩宠，否则眨眼间自己领域内就能出现一个旗鼓相当且有皇宠的新大亨，甚至于失去皇帝的恩宠就会在强力竞争者面前一夜倒台。所以他们在皇帝面前，比宦官都宦官，不要说装疯卖傻，乃至于眼巴巴的等着皇帝开个口说点事，自己赶紧替他做了，巩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要是传出去还会抢破头。
有一次在招待大资本家的宫廷酒会上，皇帝偶然说起小时候吃过的豆腐脑不错，第二天他们就进献了十几个做豆腐脑的师傅，兄弟军火送了两个：一个擅长做咸豆腐脑、一个擅长做甜豆腐脑。极度的恐惧也能产生信仰，更何况恐惧和爱交织、并且无数竞争者想挤掉自己独霸皇宠的皇帝了，大亨们能不爱皇帝吗？敢不爱皇帝吗？
就算极度丧心病狂的军火商都认为：维持远东乱世是必需的，但是咱们的宋国一定要稳定和强大，否则我们的根和后台就被砍断了。没有根支持，怎么赚钱，这不是扯淡吗？听着郑阿宝咬牙切齿的痛骂声，在金中基大法官心中也清晰的勾勒出了两党的实质：民主党是大买办和官督商办，自由党是本土大资本家，而两者是皇帝的左右手互博而已。
161、只管使个眼色
看着郑阿宝唾沫横飞、满眼凶光、嘴里都是谩骂，大法官只是微笑，端起杯子来缓缓饮茶，他心里清楚：随着二者都发展了起来，立刻就开始互相妒忌仇恨了，太监骂宦官太下贱、宦官看太监太无耻。不过，对皇帝和朝廷而言，他们两帮人都是自己的手指头，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而两只手缺一不可。
尽管买办群体在外交上，对列强非常软弱。在这个层面上，会损失国家利益，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西洋与宋国联系的纽带，天然就会训练本国商界经营技能、引入先进科技和管理观念、可以引领发展商业文化。他们如磁石一般从海外引入宋国发展经济急缺的商业资本、科学技术，帮助列强在本土建立完全本土化的工厂和商业。
若一地引入足够多的列强资本，这对于国家安全是有益的，因为这就是相当于人质的防御盾牌。无论是清国等本土国家和宋国起了冲突，还是列强等国和宋国起了摩擦，若宋国有很多列强的资本在内，列强民间就是倾向于和平政策的。
假如英国要与宋国开战的话，鸦片托拉斯在议会的代言人必然会强力反对战争，对宋国投资的英国商人必然也极力反对极端措施；而假如宋国与第三方展开战争，比如宋清再次开战，列强商人又会倾向于支持和自己利益联系紧密的宋国，哪怕宋国无理闹三分，也会对欺负人的宋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层面上捍卫了宋国国家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买办是汉奸，不如说是皇帝的托儿，搞来一笔笔的钱和人质。但是假如一国的经济全部由买办或者官督商办为主导，这也不行。全由买办主导的经济结构相当于皇帝陛下变作了列强的总督，完全替他们商人赚钱、替他们工厂消灭失业率了，国家的血会被抽光。
而官督商办主导的经济则相当于国家民间经济失去所有活力，这种经济结构不是必死，但只适合普鲁士或者日本那种极端讲究秩序和尊卑的文化，需要绝对的权威和皮鞭。对于宋国原来猴性十足、不劳而获为荣的儒家传统文化而言，这种结构会导致民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而官督商办经济彻底变回官吏经济。
这种情况在清国已经发生了：清国为了自强放开了一段时间的民间引入西洋科技办厂，清国人也不是傻子，能人很多，一时之间，民间百花齐放，什么纺织厂、火柴厂、洋钉厂都起来了，但随着其清廷主导的官办洋务运动开始，私营企业数目反而急剧减少。
发展一般的企业，被大官企挤垮了；发展好的企业，则被清国官吏巧取豪夺了，不同意官家入股？别说你企业会死，你自己都会家破人亡。而以上这两种软弱的极端依靠国外的经济结构，也会让列强商人胃口越来越大，从赚大钱变成把所有钱都赚走，弄不好兜里装满宋国金银的列强商人们会在议会里叫嚣对软弱的宋国要求越来越多，乃至发动征服战。
长得肥交点保护费不是错，但是长得肥，却连个防卫自己的角或者獠牙都没有，那就是一头家养的肥猪，总有一天被人煮了。因此在国家经济层面，海皇需要买办商人这些“骗”来财富、科技、经验的“托儿”，但不能全靠着“托儿”骗，那样迟早有一天会被“全球警察”们给端了老巢，黑金充公。
海皇还需要自己本国的本土商人，这伙人天然就是列强商人的死敌。很有意思的是：本土商人往往都是在自由竞争领域努力，然而在经济领域，他们都是彻底的排外者并且坚决反对全面自由竞争，希望建立经济壁垒，自己独霸东亚市场，起码独霸宋国市场。
因此他们在外交上甚至有点不切实际的强硬，老盘算着现在就和列强谈判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的经济条件，起码要收回100％关税制定权来吧？宋国实力肯定没到这种地步，因此他们的观点总是被买办一方嘲笑，被讥讽为只会放嘴炮、表演自己多爱国的戏子，根本屁用没有。
然而虽然不切实际、虽然弱小，虽然真的表演性质很重，但这伙人就是海皇眼里：水牛的头上角、野猪的嘴外獠牙、乃至臭鼬的屁囊，用来在全球丛林经济领域保卫自己。当买办们催肥宋国这头小瘦牛后，那么牛角就应该长出来啦！
当然假如某日，本土商人可以与实力强大的列强商人平起平坐或者实力相拟之时，那时买办必然被比成小老鼠，就无所谓买办与本土商人之分了。不过在这种时刻，宋国必然实力也跻身列强之列，这种情形可能还会很久远。此外买办还有一项优点是皇帝求之不得的，就是他们不仅可以引入资本和科技以及商业经营管理体制，他们还引入西方基督徒文化中的法治观念。
某些靠列强狐假虎威自己单干的买办自然没有这种功能，但是就是在列强在宋国开办的大企业、大洋行里的宋国买办在为洋人老板赚钱的时候，也不得不秉行洋人公司的经营文化和法治观念，遇到商业竞争，公司不给他行贿贿金，或者给不足，他就竞争不过本土那些流氓，但是却对内幕知根知底，立马转头上报，然后宋国外交部往往收到列强领事的抗议涵文。
也就是说这是在经济领域，西方基督徒公平竞争文化以及法治文化对宋国传统满清文化的冲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冲突。毕竟宋国刚刚开国十几年，本土商人即便信基督了，但是文化里也不得不屈服于实力强大的传统文化，做起生意来，行贿、送礼、走后门、拉关系无所不为，反正就是求捷径和藐视诚信和践踏别人自由的不劳而获。
所以宋国商人在清国简直如鱼得水，什么生意和项目都手到擒来，原因无他：清国文化鼓励他们这种不公义行为。然而这种胜利却让皇帝忧心忡忡，因为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圈，而是急于强大起来与具有封建和商业文化底蕴的“新秦国”日本及老牌列强沙俄决一雌雄，并非搞定肥猪清国就万事大吉，相反搞定清国就等于在二十年里要背包袱和沙俄、日本斗。
皇帝忧心的是：宋国商人在贪腐横行的清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另一边，是他们在法律森严的欧美国家的商业经营无法雄起，即便是宋国人在欧美，也只能从事毫无创造和智商含量的体力服务业。美国聚集区“宋人街”主业还是餐馆和熨烫衣服，乃至于鸦片馆和赌场，一遇点严格执法和智商竞争，他们立刻就被外国竞争者打得和屎一样。
而法治文化从根本上只能来自于耶稣基督信仰： ①不怕神则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对自己同类是优点，但遇到种族文化层面，无所畏惧的种族简直是屎一样，人家团结一心的种族是刺猬，他们无所畏惧则是刺倒着长，自己扎自己的肉，自然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