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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方秉生这位铁路新贵会替钟家良鞍前马后的跑八竿子打不着的选举呢？当时整个宋右铁电公司的高层全围着钟家良打转，老大翁建光不必说了，为了套关系，生生在钟家良家附近买了个别墅窝着，就为了能经常和钟家良见面；方秉生作为老大的心腹马仔更不必说了，天天就在钟家良家里蹲着，恨不得把从管家到买菜厨娘的差事都抢了。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为了钱。
铁路修建绝不是难事，不过就是苦力的体力活，在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贯通美国大干线的中国劳工已经证明了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很善于修铁路；技术根本不是难题，开山过河而高技术施工的时候有洋人工程师指导；从铁轨到机车都是进口，也不需要铁路公司费心；主要就是这工程太过巨大，乃是吃钱的老虎，每公里耗资四万两白银。
当年宋右铁电起家的电报线工程总耗资不过二十万两银子，这点钱修铁路只够修五公里，也许连算上郊区的海京城都不能贯通！所以宋右公司修建铁路，不怕工程难、不怕死人、不怕刁民以各种名义阻碍工程，就怕没钱！而朝廷经常没钱，没钱就停止工程呗。所以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零年间，整整十年间，宋右铁电公司，这个全大宋，全汉文圈，乃至全东亚“最大”的铁路公司，仅仅修建了海京—东莞—惠州－－河源—龙川—赣州这条五百公里的铁路干线。
工程干干停停，等着朝廷给钱，等着公司高层找各路富豪哭爹喊娘筹款，等着底层职员不发工资发铁路债券强迫推销，等着各路外国骗子去全球劝购宋右铁路债券，甚至发动一群手下在原来总督府门口举着牌子要求立刻和满清开战，理由是报纸报道清国外交官在大宋皇宫习惯成自然的吐了一口痰，为啥？开战有战争赔款啊！
“要是不缺钱，老子早把铁路修到北京城去了！”这是翁建光的口头禅。但即便如此，五百公里铁路，光修建工程款就有两千万两白银，而且不算宋右铁电在修筑中得到的利润，在修筑完成开始运营之后，铁路的运营利润对投入比例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七点五，也就是说海赣线每年收入高达一百五十万两纯银！
刨去外债和内债平均百分之六的年利息，考虑到债务利息是税前计算，不必给朝廷交税，那就是说即便还在还债期，铁路年入也有三十多万两的纯利润！这还是仅仅在宋右铁电刚起步、不熟悉不精通铁路管理运营的前提下！这区区五百公里铁路就把宋右铁电推到了大宋新贵的高度。
相比宋右，其他两家铁路公司加起来也不过修了一百五十公里，连广东省都没修出去。在完成海赣铁路后，朝廷又没钱了，“铁河计划”无限延迟，除非宋右自己筹款。而这账目很容易算，只要能借到复合年利利息在百分之七之下的债，有多少就借多少！借多少就修多少路，有赚无赔！
因此整个铁路公司在尝到铁路甜头之后，全变成了一群红眼的恶狼，除了刨土修路之外，天天干的事情就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好像一群骗子那样想尽各种法子找钱。但这是修铁路啊，又不是修厕所，谁能一次筹那么多的款，国际债券市场是朝廷在管，而且被几个铁路强国垄断，就瞅着大宋想修建铁路，就故意对大宋联手抬价，利息畸高，朝廷觉的不能当冤大头被洋人玩，坚持不借；而国内别说几个鸦片、布商首富就算钱庄的敛财能力也撑不起铁路修建这种银海的事业啊。
朝廷说了：我们没钱！你找到钱你就修，我们支持你；说得容易，去哪找那么多银子去？没有钱只好暂停，翁建光天天仰面长叹。而最近两年满清不敢来找事了，气得翁建光跳脚骂娘，骂满清软蛋，来打我们啊，打了你就得掏战争赔款，皇帝还不得分给我们一块？
大债主法国据说准备和普鲁士叫板，拿破仑三世也缺钱，天天催逼海宋付清早些年的贷款本息，气得皇帝在皇宫里骂娘，而翁建光听说之后，更是跳脚骂娘，骂普鲁士混蛋，这种穷比小国居然找我们大债主魏国的麻烦，还要和强魏法兰西打仗，简直和满清一样弱智，你妈找死啊！害的都没钱借贷了！
这时候，大宋的贤者西学大师钟家良有了新办法，他联合一群富商，成立了紧随官办银行后的第一家私营银行“宋商银行”，注册资本就有一千万银元，折合八百九十万两纯银。本来钟家良就是宋右大股东，翁建光听说西洋银行可以大量筹款放钱后，更是黏住了钟家良，不是天天，而是每时每刻的撺掇宋商银行购买铁路债券，原本还称钟老师，最近一年都改口叫钟大哥了，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
这不，听说选举是民间百姓选，虽然根本不知道选举是干嘛的，但是翁建光立刻推荐自己的心腹方秉生，他对钟家良说：“大哥，这选举既然是对付百姓的，我们是行家。我手下的小方专门对付各种刁民：有穷的，有富的；有文盲，也有文化人；有没权没势的，有有权有势的；有信耶稣的，有信玛利亚的，还有专门下地狱的，真是行家里手。反正我们最近没钱修铁路，都赋闲在家，不如我让小方帮你搞这玩意去，多个人手总是好的嘛。”
钟家良自然同意，他其实想让这个天天提着一个装满债券计划的公文包赖在这里的眼镜家伙离开自己宅子，方秉生虽然也是西装革履、银表钻戒，但没有一口地道的伦敦腔，头上也没戴银色假发，还动不动帮着管家接待客人，人家说出去，还以为自己找本地人当小厮呢，这实在掉了自己价。至于其他考虑自然是更重要的。
这铁路自己早年已经投了不少大钱，虽然赚翻了，但这新银行自己刚开，正是建立声誉吸纳存款投资高收益行业的关键阶段，往铁路那种无底洞投钱，多少能够？自己新插手的棉纺、军火、海运哪个公司不缺钱啊？再说自己也想投铁路这种新贵，但是不是想买债券，而是买宋右的股权，这就是买金蛋和买下金蛋的鸡的区别。
但翁建光死咬着牙就是不卖：这不是当年惠川电报堂刚开始修铁路的时候，朝廷定的政策就是有拨款也有自己找钱的职责，那时候你给他点钱要求入伙，他恨不得跪下谢你，现在？傻子才卖自己股份。别说翁建光不放公司股权，即便是在大宋交易所里，宋右铁电的股票都是有价无市，看到那几百公里铁路的威力之后，没有股东会卖这种票。
连宋北、宋左这种小屁公司都跟着沾光，五年来两个公司股票跟着宋右翻了五倍，从四百元到了两千元（注：各国股市初起的时候，每股面额都很大）；前两年交易所那群孙子居然连惠州通和木材行都狂炒，不过就是生产铁轨枕木的！没想到人家老板看钱途光明，自己退市了，要把这枕木公司留给儿子，红利凭毛给一群股东啊，你们又不喊我爹。
翁建光舍不得放股份，钟家良自然有火：你不给我股份，我还给你找钱，这不是我的银行立马变成铁路银行啊？这岂不是我替翁你建光这个混蛋打工了？岂有此理！我就吊着你，直到你给我一批股票再说。虽然如此，但对方的人手不用白不用，虽然方秉生当管家下手很掉份，但是帮厨娘扛大扇猪腿肉还是很显露钟家威风的，所以钟家良就带着方秉生去了佛山助选。
没想到方秉生干得顺手，黑的白的都玩得溜转，钟家良就上心了。要知道洋药行会虽然是富贵窝，但也是个毁人的地方，任你通天之才，在里面干三年之后，除了一身肥肉和鸦片瘾之外，怕是连走路都忘了，因为他们的钱是自己找来的。而钟家良的其他产业还刚刚投入，还都不知道深浅，也没有产生得力干将，铁路一行算是他投资的一个聚宝盆，也看做自己的产业之一，既然对方有干将，不用白不用。
佛山选举惨淡收场之后，虽然钟家良很高兴，但是被各路洋人一通笑话，皇帝当然很郁闷。钟家良觉的奇怪：皇帝刚开始同意选举的时候如临大敌，甚至穿着正装扎着红头巾出席会议，看起来是视议会为洪水猛兽，不知出于何等考量而被迫同意，但是为何选举失败后，这家伙明显恼羞成怒了呢？现在看起来，皇帝比钟家良更积极。
他在佛山选举后，立刻在皇家报纸《大宋新闻》上发布通版御前训令：明示选举的好处，和绝无借机收税之心，让各路精英安心参选、各位大宋良民踊跃投票，甚至在训令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踊跃参选和投票乃是朝耶稣效忠的表征，乃是大宋百姓忠君爱国的表现。这可让钟家良惊呆了：这皇帝怎么突然变性格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他以前很害怕议会什么的啊。而且不仅如此，皇帝还使用了他在各个大教会中的影响力，让各路牧师、主教通知下属各个牧区、教会都感召所属信徒参与选举。
第二个选举试点是东莞。这次选举远比第一次来得激烈一点，方秉生已经被钟家良正式授命助选。他轻而易举的击败东莞人和皇帝，为钟家良拿下这一城！办法非常简单，用银子买票！
大宋平民选举的程序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有资格投票的选举人，会领到一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写有该人的名字，在选举日，拿着这张入场券，进入投票点，核对无误后，领一张选票，在选票上可以写一到六个候选人的名字，然后投入票匦。若没有出现填写错误，就不是废票，所写候选人各得一票。
这一次，方秉生没有理会钟家良和他手下的那群洋人和留学回来的谋士说法，他认为西洋选举都是扯淡，什么站在大街上演讲啊，什么让人民认为你为他的利益牟利啊，什么微笑面对任何一个人啊，这不是胡扯吗？“西洋我没去过，但我熟悉这里！这里不是西洋！”在钟家良和谋士面前，方秉生脸上装出一副受教的模样，肚里却有了截然不同的主意。
一入东莞城，方秉生就把钟家良给他的大喇叭从马车车窗里扔了出去：再像上次那样站在佛山街头喊话？那不是傻×吗？他直接去了城市最中心的投票点，因为刚刚组织选举的大宋精英从皇帝到钟家良都天真的认为投票点会人满为患，所以规定每个投票点周围都有很大空场，那是方便人群聚集而不至于堵塞道路的。
方秉生二话不说就叫手下在空地上扎了个大棚子，里面摆上戏台，中间摆上桌椅，请了城里一个较好的粤剧班子来唱戏。让手下去路上拉人，听戏喝茶不要钱，只要投票入场券。短短半天，棚子里就人满为患，外面围观的人也站了一大圈，听说这位只要入场券，有人就转身去报名自己有选民资格了。旁边投票点的人一看自己的空地被占了，要来赶人，但是方秉生塞给他一块热乎乎的大宋银元后，他就立刻笑眯眯的又回去了。
然后方秉生又下令手下去人群里说他收购入场券，一毛钱或者两毛钱。短短几天，方秉生就在各个投票点周围收了两千张入场券，而一切所费不过几百元。然后就是黑夜交易，这次方秉生不再选择城市中心热闹地带的投票所，而是刻意找了几个城边乃至城外荒僻之地的投票所。这些地方鸟都不来拉屎，周围都是贫民窟，但是投票点人员配置却不会少一个，几个监督员老实说也就扎投票点的有点事做，大部分时间都是发呆。
方秉生来了。晚上在闹市里，一顿酒，几个姑娘，外加最适合行贿的轻飘飘不引人注意的几张十元纸币，这些酒酣耳热的监督员就和方秉生称兄道弟了。到了投票日，方秉生让他的手下每人拿着十几张入场券进场投票，一次领十几张选票，写完投好，前门投完，后门出去，再绕一圈，从坐在凉棚下的方秉生前面再领十几张入场券，再进去投。
监督员也不会管，旁边居民乃至选民即便看到也不会管。如此循环不息，钟家良的人初选再次全员入选。对进入初选圈子的议员候选者，方秉生用两元、十元、二十元、最贵的开价不过是一套价值六十元燕尾服，总之看人下菜，并不浪费银两买票，就用了两千银元，再次让钟家良集团在复选中大获全胜。
他这些举动，在皇帝死死盯着的佛山和东莞第一次选举中，并不能逃过使用宣教司特工的皇帝眼睛。皇帝惊呆了，惊得目瞪口呆。别说逃不过皇帝耳目，连新闻报纸都发现两地选举有点怪异，但是钟家良一派的报纸自然全是歌功颂德，什么开天辟地第一遭啊、什么我国终于与西洋接轨啊；反对钟家良的自然也有很多，但他们不理解不熟悉选举，看方秉生这么折腾，不清楚哪里错了。
大宋的洋文报纸则抱着幸灾乐祸和种族歧视的态度讥讽这所谓的东亚第一强国的议会起步。美国人不在乎这个时代自己家也有贿选，得意洋洋的在报纸上讲：“现在我们都明白为何海皇会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