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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啊？”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别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讯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带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作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 （北京市三自会主席）。”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作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姊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生的铺盖搬到楼上大客厅去，又从迟太太屋里搬过一张大铁床来，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的门上还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大双喜字，院子里摆着好几盆花，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表示欢迎王明道先生归来。
当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里，内心是羞愧难当，外面是进退维谷。此时之窘迫，可谓达于极点了。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九月三十日是礼拜日，上午快到十点半时，迟太太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
“聚会的人来了，你下去吧！”
“我不去。”王先生觉得自己没脸去见那些聚会的人肯下去。不久，大会堂里唱起诗来，他还是没有下去。都完了，迟太太又来告诉他说：
“你下去吧，外面有好些人等着你呢！”他这才下楼，在院子里见到徐信一老先生，他喊了一声“徐老师”！跟他拉拉手，就赶紧回楼上去了。跟其它的人，都没有说话。
下午二时许，迟太太又来对王先生说：“高老太太来了，她陪你上青年会去。”他就跟着她去了。
到了青年会，他们没走正门，是从南边的旁门进去的。上楼一进门就是一O三室，王梓仲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呢！他领他们到一个连面胡子老头儿的面前，王先生看着有些面熟，但是想不起到底是谁了。高 老太太说：“这是陈崇桂牧师。”其实王先生早就认识他，而且还在他家里住过十八天。但是现在因为他留了胡子，就认不出来了。经过介绍，王先生跟他拉拉手，但没说话。
跟着就开会了，到会的有一百多人，王梓仲牧师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王明道先生回来了，现在他已经转变，赞成三自会，并且愿意参加了。我们大家欢迎他！”于是大家鼓掌。其实他哪里转变了？他只是外面变，里面一点儿没有变，他恨恶三自会仍旧像恨恶蛇蝎一样，并且仍然相信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从教会内部把中国教会彻底消灭掉。他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掌声过后，王先生站起来，双手捧着那张纸，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念那份假检讨。这份检讨本来没有写题目，后来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我的检讨》。
他念那篇检讨时就跟上刑一样，低着头，手直哆嗦。过去他无论是讲道，或是对人讲话，从来不写稿子，也从不低着头，总是仰着睑。但那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人。
念完了，王梓仲牧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他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曾经控诉他给日本人献铜的单乐天牧师，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地跑到前面来跟王先生会面，喜见王明道向三自会低头。原基督徒会堂的信徒田凤銮大夫走过去，搂着王先生说：“王先生，你可真进步了，现在你到青年会来念检讨了。”她这番夸奖，比打他两个嘴巴还要叫他难受。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头还要惨。
散会以后，王先生从青年会出来，贝蕴锦小姐对他说：
“明道兄，你赶快去报名参加三自会的学习。”直追着他。王先生说：“我命都顾不来呢，还参加三自会的学习？我不去！”
贝小姐仍旧跟着他。他说他要到甘雨胡同去看看，她也跟着到了甘雨胡同。王先生进去一看，院里的东房和南房都贴着封条，只有田稼丰先生住的那三间屋子没贴封条。外院那两间书房也没贴封条，因为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住在那里，一直到王先生出监前几天才走。看过以后，他就回史家胡同去了。
贝小姐还是跟着他走。他们快要进史家胡同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拉着王先生的手说：
“王先生，您出来了，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您出来了没有变。要是变了的话，我们宁愿您死在监牢里。”
王先生心里说：“阿门！对！对！我若是变了，还不如死在监牢里。”
贝小姐拉着他，叫他快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说这种反动的话啊？”
到了会堂，院子里已经有好些人等着他。那时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天气不冷也不热，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谈。四点钟左右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参加过下午那个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