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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全书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