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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纳粹党，1923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1924年由于参加先锋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1930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1933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1940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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