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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次子范纯仁等：个个都有父风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长子纯佑、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四个儿子当中算次子纯仁最有作为，官至参知政事。受父亲范仲淹所树立的良好家风的影响，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诗文书画名噪当时，那时一些豪门大户对范家四位公子羡慕不已，都想把女儿嫁到范家来。
尤其是在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到范家来为孩子们提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天，有一个人来到范家，提出想把女儿许配给范家大公子范纯佑。那人原想宰相之家一定豪华无比，进门一看，范府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府中既没有富丽高档的家具，孩子们穿的也不见绫罗绸缎，都不过是一些极普通的土布衣服，吃的更是些粗茶淡饭，全无宰相家的派头。
那人心想，范家吃穿用这样简朴，那么家中的积蓄一定不少，与这样的人家结婚姻，女儿将来一定有福享，于是也当即订下了这门婚事。
到了范纯佑要结婚了，女方提出结婚时，新房里要添置些高档家具，上好的衣服，并且还要一顶用绫罗做的蚊帐。
对此，纯佑觉得婚姻大事，女方要这类东西也不过分，也就一口答应了。而范仲淹早就对儿子们说过，现在国家困难，百姓贫困，家里的积蓄都用于救济百姓，结婚就按普通人家一样办，一定要俭办婚事。
事后，范纯佑想到父亲对办婚事曾有交待，于是又向女方的父母表示了歉意，女方的父母一听，既然范家没有钱办婚事，那就自己给女儿买一顶绫罗蚊帐。即使如此，范仲淹也不依。
儿媳妇心想，身为副宰相为什么这样吝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范仲淹吩咐范纯佑去苏州买了不少麦子，用船运回家，经过丹阳时，得知父亲的好友石曼卿家中揭不开锅盖，范纯佑当即自作主张，将所买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自己空手回到家中。
当纯佑回到家中把此事告诉了父亲时，范仲淹对儿子的这种做法大加赞赏，连声说：“做得好，做得好！”
通情达理的纯佑媳妇得知此事后，对范家父子敬佩不已。不久就按范家的要求办了婚事。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字夫，哲宗时任宰相。
青少年时代的纯仁酷爱读书，他的父亲门下招揽了不少有才干的青年，如胡瑗、孙复、石介等，纯仁与他们交往密切，并日夜在一起读书切磋学问。夜深人静之时，当他的这些朋友都休息之后，就独自一人，点着油灯，在蚊帐中读书。长期如此，以致范纯仁的白色蚊帐被烟熏成了黑色。
当范纯仁功成名就当上高官后，他的夫人特别将这床蚊帐拿出来，经常教育他的子女，并说：“这黑乎乎的蚊帐，就是你父亲过去在蚊帐中读书时熏黑的，你们一定要像父亲那样刻苦读书。”
范纯仁准备结婚时，一心想把婚事办得体面热闹一点，以光耀宰相门第，于是开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其中自然也包括要为媳妇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几件绫罗绸缎，并将清单托哥哥纯佑进京时交给在京城当宰相的父亲过目。
范仲淹看后二话没说，提笔写了四句话：“一人站前一个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还娇儿细琢磨。”
范纯仁收到清单看后，立即悟出父亲的四句诗说的是一个“”字（俭的繁体字），深感自己在婚事上背离了勤俭的家风，二话没说，就按父亲的要求，高高兴兴地从俭办了婚事。
为官后的范纯仁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在襄城当县令时，了解到当地百姓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素来不养蚕织布，因此也很少有人种桑树。他想要百姓富起来，必须种桑，养蚕，发展经济。然而老百姓怕种桑树不赚钱，为此，纯仁就将一些情节较轻的犯人放回家去种桑树，并按种植桑树成活后获利的多少，减轻其罪行，结果这些犯人的桑树长得很好，这些种桑树的犯人不少因此减少刑期，有的还得以提前获得释放。
从此，老百姓也学着种桑树，终于获益不少。
纯仁在襄城任上，时逢大旱灾，周围地区的各县都缺粮闹饥荒。由于范纯仁平时注意要商人储备粮食，一到出现旱灾，农民颗粒无收时，再下令商人将这些粮食拿出来救济灾民，致使襄县民心安定，没有出现饥荒。
庆州发生饥荒时，由于地方长官治理不力，饿死不少人，皇上免了这位地方官的职务，由纯仁担任。他一到任，看到沿道饿殍遍野，地方也没有粮食库存，于是他打算用州库中的粮食救济百姓，州郡官都主张先奏请皇上批准后再行开仓。
范纯仁考虑到庆州离京城路途遥远，往返至少也得10天半月，待奏明皇上批准后不知又要饿死多少人，便道：“人7天不吃饭就要饿死，现在情况紧急，不能再等皇上批准下来再开仓，现在就开仓放粮，皇帝怪罪下来，我一人承担。”
范纯仁任宰相时，凡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一定要是朝廷上下一致公认的人才方才推荐，决不徇私情。所以不少人在范纯仁的推荐下，得到皇上提拔重用，自己也不知道是谁推荐的。
当时有人曾对范纯仁说：“你身为宰相，要想官当得稳，应当多笼络一些读书人。”范纯仁回答道：“荐举人才是我的职责，人才是国家之宝，只要他们能尽忠国家君王就是了。”
范纯仁为官一生，不但自己履行了先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临终前还叮嘱自己的子女无论是在朝、在野都一定要记住先祖的教诲，时刻保持勤俭持家的好风尚。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28世孙范敬宜：著名新闻工作者
范敬宜，1931年生，江苏苏州人，为范仲淹的28世孙，著名的新闻工作者，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专业。
1951年，范敬宜步入新闻界，曾任《东北日报》、《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195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下放农村劳动。1984年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2002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范敬宜可以说天生地与新闻事业有缘。少年时代的范敬宜体弱多病，为了他的身体，父母不让他上学读书，而范敬宜一有机会就背着父母和孩子们一起上学去。因此，母亲只好把他锁在家里，小敬宜只好从窗口里看着别的小伙伴天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关在家中寂寞难耐，他就看上海发行的《申报》和《大公报》，还学着这两张报纸的样子，在家中自己办起了一张手抄的小报。因为他的家就在上海一处叫静园的弄堂里，小报所刊登的内容也是发生在这小巷的故事。因此，他将这张报纸取名《静园新闻》，读者对象也是他家的一些邻居，不过这张报纸是免费“秘密发行”的。
少年范敬宜有一双捕捉新闻的利眼。据范敬宜先生后来说，那时他在小巷中常常看见一个在外国一家通讯社工作的姓王的记者，每天下班后，在弄堂口边的小摊上总要偷偷地吃上一碗馄饨，他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有人看见了他。对此事，范敬宜写了篇《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的“报道”，并在自己的小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然后，又将这份报纸塞到这位记者家的门缝里。姓王的记者进门看到了这份小报，知道此事是范敬宜所为，于是找到范敬宜的母亲，范敬宜的母亲只好向这位姓王的记者赔了不是。临走时，这位记者还说：“你家的这孩子，如果不好好管教，将来必闯大祸不可！”
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范敬宜，从小就与新闻事业有着不解之缘的他，进入《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闻生涯。
1957年，年仅26岁的范敬宜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沉痛打击，全家下放到辽西建昌县一个十分落后的山村。在这里，他除了白天和社员一身泥，一身汗一起下地劳动外，更加深入了解到农民质朴、善良、诚实、乐观的品质，这对他的教育很大。晚上他还在油灯下写作，虽然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仍然坚持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一天，建昌县委书记来到范敬宜所在的生产队，偶然碰到了这个从省城来的“右派”，发现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又是一位与贫下中农有着深厚感情的青年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调到了县里。在县里工作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那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出自他之手。
1978年春，全国政治形势虽然有了些好转，但范敬宜的“右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辽西建昌县委根据范敬宜的实际表现，决定吸收他入党。“右派分子”入党，当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建昌县委的这一大胆举动，在那极“左”思潮泛滥之时，使不少人敬佩不已，也有人为这位县委书记担心。当有人问这位县委书记，你不怕戴上为右派分子翻案的帽子吗？可是这位书记说：“我们根据范敬宜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接受他入党完全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说这样做错了，我首先戴高帽子，挂牌子去挨批斗。”县委书记的这一种唯实精神，给范敬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5年冬天，范敬宜随县里一个参观团外出学习，返回途中在北京停了一夜，住在郊区的通县。借此机会，范敬宜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同学，多年不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直谈到天黑时，才与同学告别。来到车站，去通县的车已收班，借此机会他索性就来到他多年向往的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及人民日报社当年的大楼前。从小就憧憬当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他在想，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该是多么幸福！同时他内心又有几分感伤，这对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梦！
逛完长安街，此时已是午夜时分。无处投宿的范敬宜，便来到北京火车站，在一个靠着柱子的椅子上刚刚睡着，一个值勤警察用脚边踢边说：“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觉。”此时的范敬宜，简直就像个流浪汉，只好躲开警察，找到车站的另一角落，度过了这个漫漫的长夜。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当初被警察驱赶过的“流浪汉”，18年后居然登上中国新闻界的老大——《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的宝座，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梦想。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使他更加珍爱人生，珍爱自己的事业，珍爱他的人民和祖国，不过他永远保持着他的先祖的那颗“仁人之心”。
范敬宜先生少年时代曾师从于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杰出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深得吴门真传。已故的著名画家王个先生当年看了他的画，大发感慨：“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之地！”王先生真是慧眼识俊才，其预言何其准确。
评价范敬宜先生，用古人的话来说是一个“三绝”式的人物，他诗、画、书无不精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称他是“四绝”人物，理由是，范敬宜对西方文化研究颇深，“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季羡林先生读了他的《敬宜笔记》后，作了这样的评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还称他的文章达到了“四真之境”，即“真实、真切、真诚、真挚”。
新华出版社还出版了《范敬宜诗书画》一书，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为此写了《诗书画一体，赋文韵三绝》一文，给予范敬宜的诗书画以高度评价：“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绘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先生不仅心中时刻牢记先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而且对那些喜欢先祖名篇《岳阳楼记》的人，更是厚爱有加。
1998年夏天的一天，时任武汉电视台台长的赵致真先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关儿童科技片的研讨会，参加此会的有报业界著名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中午，在餐厅吃的是自助餐，席间大家都端着饭菜朝范敬宜先生围过去，其中就有赵致真。话题一会儿自然谈到了范仲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