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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谈到了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赵致真随口说道：“上初中时，曾和同学们比试谁能一口气将《岳阳楼记》背下来，我那时一口气居然能将它背完，现在年纪大了，肺活量小了，背下来需要两口气。”在场的几个同行不相信赵致真的话，一定要他当场表演一下，赵致真放下碗筷，站起来作了个深呼吸，就这样一口气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在场的范敬宜先生听了不住地点头微笑，并对赵致真说：“老赵，你这样喜欢《岳阳楼记》，我给你写一幅。”
过后，《人民日报》的几位记者对赵致真说：“我们在范总身边工作多年，都没有得到过他的一笔两画，你的运气真好！”对此，赵致真是半信半疑，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范老总一时助兴，开的一个玩笑，何必那认真呢！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赵致真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人民日报》的同行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范总已将《岳阳楼记》的字幅写好了，并说打算寄给他。听到这一消息后，赵致真感到有一种“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感觉。它不仅是一幅书法名作，更让人们对范敬宜先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敬佩不已。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28世孙范光陵：“三冠才子”
范光陵，祖籍安徽省潜山县槎水乡三乐岗。1933年在安庆出生，1946年毕业于桐城中学。1949年，16岁的范光陵随父亲到台湾，台大法律系毕业后自费去美国留学。先在斯顿豪大学攻读企业管理，获硕士学位，后获得犹他州立大学博士学位，不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由于他学识渊博，首创中文“电脑”一词，被誉为“中华电脑之父”；他在企业管理方面贡献卓著，被誉为“企管大师”；他开创的“新古诗”是中国三大诗派之一，被誉为“世界桂冠诗人”。因此，人们尊称他为“三冠才子”。
范光陵先生的著作有《西方现代管理》、《第四波管理》等30多种，曾获得英国皇家“国际杰出成就奖”，美国加州大学的“杰出学者奖”以及“莎士比亚奖”等，三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奖。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的父母完全有经济实力保证他完成学业，但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他总想凭着自己打工来完成学业。因此，到美国的第二天，就来到纽约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以此供自己读书。在这里必须按老板的规定每天剥25公斤的冰虾和冰鸡，动不动还要挨老板的训斥或冷眼。各种生活的磨炼，使他了解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逐步成为生活的强者。他更懂得珍惜来美国留学的机会，在这里本来先是学法律，但范光陵认为电脑业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它的发展前途可观，于是决心研究电脑，终因发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棋”，而进入世界第一流的IBM电脑公司，先任电脑系统分析师，由于工作出色，后又升任公司经理。
他对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人生》一诗，清楚道出了他对人生的看法。诗这样写道：“人生如海潮，起落有定时；若不勤撒网，潮去恨已迟。”在他看来，抓住机遇，并努力为之奋斗对于成功的人生是十分重要的。
范光陵在斯顿豪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于1964年至1968年，在马克学院任企业与经济助理教授兼电脑中心主任。在此期间，范光陵应台湾“教育部”之邀，回台湾讲学，在台湾学术界引起轰动。早几年，他首创将英文的“Electrollic Computer”形象地译为中文的“电脑”一词，并撰写了《电脑和你》一书，这是第一本关于电脑的书。因此，他被誉为“中华电脑之父”，还获得“泰国国王电脑奖”。
20世纪80年代，范光陵在美国获取电脑博士后，回到台湾执教于台湾中兴大学企管电脑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工学者。理工出身的范光陵是如何成为诗人的呢？这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在阿里山召开的一次音乐创作发布会上，他的朋友因故临时不能作诗，便请他代作一首诗。本来不会诗的他，只好赶鸭子上架，作了一首诗，当即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从此，范光陵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人生路。他既写古体诗、新诗，也写英文诗，先后出版了《透明湖》、《爱心集》、《飞鸟集》等中英文诗集20余种。
范光陵开创了“新古诗”的先河。他认为唐人近体诗讲究平仄、粘对，限制了它的普及与发展，于是他提倡“新古诗”，他也身体力行地写了不少“新古诗”。“新古诗”不尚平仄，只讲二、四句末字押韵，他认为，诗应以情意为主，规则要简单，这样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写起诗来都不会觉得很难。他的诗的确受到了不少读者欢迎。虽然他的这些观点不少学者表示了相反的态度，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因此，1987年，在纽约世界文化与世界诗人大会联合展上，他荣膺“世界桂冠诗人”的称号。
范光陵将诗与油画结合，开创了诗意油画。他还将诗与管理学相结合，创立了诗意管理学。1995年，范光陵在美国洛杉矶公开发表了诗意管理学宣言。四年后，他又在台湾中兴大学首度开设诗意管理学课程。
1990年，在纽约召开的有2000人参加的世界诗文大会上，范光陵先生被推荐为首席主讲人，享受这一殊荣作为华人来说还是第一次。在这次大会上，范光陵即席朗诵了自己根据《白蛇传》创作的英文长诗《My son ；My son》（《吾子，吾子》），只因为他的诗通俗、易懂，听了他的朗诵后，不少听众当场都流下了热泪。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排队请他签名的人也很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也没有签完。后来不少人将此诗改编成诗剧，在纽约、旧金山、罗马及巴黎等地上演获得巨大成功。
作为炎黄子孙的范光陵，时刻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海峡两岸长期对立、血肉分离的情况下，是他于1988年6月第一个率领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团访问大陆，这次访问是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华之旅，江泽民、李鹏和朱基等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他。
20世纪末期，当台独势力在岛内抬头时，范光陵先生于2000年2月与“台湾各界和平统一同心联谊总会”，联合台湾100多个人民团体，致电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还分别在台北、深圳、柏林等地召开了反台独促统一的大会。
范光陵作为范仲淹的后代，时刻注视着自己的国家。当2003年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顺利返回地面时，他把这一成功作为两岸民众的共同荣誉，立即发来传真表示祝贺。兴奋之余还写了一首新古诗：
神舟照宇宙，中华龙长虹，
两岸同一庆，环球颂大同。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历史上最著名清官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按照规定，中进士后，包拯本来就可以步入仕途做官了，但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尽孝心切的包拯便留在家中侍候父母，以尽孝道。直到父母去世后，守孝期满，方才在亲友劝告下，外出做官。包拯历任知县、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开封知府及枢密副使等职。死后，仁宗皇帝追授他为礼部尚书。包拯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执法严明。即使是在皇帝的面前，他也敢于冒死直谏，深得百姓爱戴，人称“包青天”，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包拯不仅为官清廉，且治家也极严。他亲自制定了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贼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一家训告诫子孙，做官不能贪赃枉法，违者永远不准回包家（也即是开除族籍），即使是死后也不能葬入包家的墓地。不从家训的人，就不承认他是包家的子孙。另外，包拯还将家训刻于碑上，竖立在厅堂西壁，以昭示后人。
在他的严格管教下，他的子孙都能恪守家规。
包拯之妻董氏生一子，名包镱，包镱娶妻崔氏。包镱早亡。包拯的夫人孙氏，生一男孩，取名包绶，包拯夫人同长媳崔氏一起将他抚养成人。由于长媳崔氏使包拯家既后嗣有人，又能很好持家教子，因此，受到哲宗皇帝的嘉奖。据说皇上对包拯长媳崔氏的嘉奖辞出自大文学家苏轼之手。
长子包镱，官至太常寺太祝，不幸的是，只有20多岁就病故。虽然包镱当官时间不长，但在父亲包拯的教育下，政绩显著，为官清廉正直，获时人好评。
次子包绶，历任太寺太祝、国子监丞、濠州（进安徽凤阳）团练判官，48岁擢升潭州通判，赴任途中病故。据史书记载，包绶为官如其父，清苦守节。箱囊之内，除朝廷诰敕、书籍及著述外，别无他物，真是为官一场，两袖清风，一身清白。
包拯的孙子包永年；为官与其先辈一样，保持清廉之风。他曾任开封咸阳县主簿及崇阳县县令。为官一生的包永年死时，几乎家无余票，身无分文，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其丧事还是两个弟弟出资为其办理的。死时人们“相顾嗟叹”，并称誉说：“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
可见包公子孙个个都能严守家训。包氏家族的这种清廉遗风至今犹存。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29世孙包玉刚：世界八大船王之一（1）
20世纪80年代号称“世界八大船王”之一“富可敌国”的包玉刚（1918—1991）是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钟包村人。他就是北宋仁宗皇帝时的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的29代嫡孙。
包玉刚生前曾任世界最大的航运集团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兼总裁。该集团总部设立在香港，其分支机构遍布世界五大洲，在东京、纽约、伦敦、新加坡、里约热内卢等地均设有业务中心。
正是包玉刚在国际航运业的崇高地位，致使他受到各国首脑和国际企业家的关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和巴西前总统等分别授予他各国勋章。包玉刚所获的殊荣是世界上其他大企业家均未获取过的。
包玉刚作为一名企业家，也是唐宁街首相府的常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任职期间曾特地在别墅设宴请他出席，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邀请包玉刚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平时，包玉刚还享有自己的电话可直通白宫，随时可与美国总统通话的礼遇。
同样，包玉刚先生也受到邓小平等一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视，受到他们多次亲自接见。
包玉刚生前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他为香港的回归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意外发现自己是包青天之后
包玉刚先生以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包拯的后裔。得知自己是包拯后代已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1964年10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包玉刚怀着对故乡的深深感情，回到宁波访问，这次回故乡，他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问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就特意将“天一阁”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谱》捧出给包先生看。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家谱》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包玉刚当即查看了《包氏家谱》，并顺着包氏绵延脉络查下去，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29代嫡孙，高兴得呼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这时包玉刚先生的妹妹包素菊也在《包氏家谱》上查了几遍，却没有发现谱上有自己的名字，心里有点着急之时，有人在旁边开玩笑地提醒她说：“家谱只修儿子，不修女儿，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嘛！”
“太封建了！”包素菊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道。此时，“天一阁”书楼上响起了一片轻快的笑声。
包玉刚1940年在上海与黄素芬女士结婚。他们的婚姻虽然是由父母包办的，但黄女士却一直是包玉刚先生走南闯北的贤内助，这对郎才女貌的年轻伉俪时常出没于社交场合，从不有失风范，总是那样彬彬有礼。
抗战胜利后，夫妻二人从重庆又回到上海。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大搞“五子登科”，纷纷抛弃“抗战夫人”，另纳“胜利夫人”。而包玉刚夫妇却恩爱有加，并特意再次穿上结婚礼服，到照相馆专门拍了一张他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照。此后，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