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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因此，那时候的孔令贻仍然很受人关注。
1919年孔令贻到达京城没几天，就因病在京城孔府“圣公府”去逝，时年47岁。死时他的大女儿孔德齐才4岁，小女儿孔德懋才两岁，妻子王宝翠已有5个月的身孕，妻子肚中怀的正是他还没有出世的儿子孔德成。
孔令贻年近50尚未得子，他先后娶过三房妻室，前两房妻室均无生育。第二房妻室陶氏是京城一位富商的千金，到孔令贻43岁时，陶氏仍无生育，于是孔令贻将陶氏陪嫁的丫头王宝翠收为正房。按旧时的规矩，收房的丫头虽成正室，其地位仍与家奴相同。王宝翠被孔令贻收为正房后为孔令贻生养了三个孩子。
陶氏性格残暴，心胸狭窄，孔令贻在世时，她平时就常虐待王氏。孔令贻去世后，王宝翠已有5个多月的身孕。当王氏生下孔德成，并承袭“衍圣公”的爵位后，陶氏害怕王氏因子而贵，于是在她儿子孔德成出生才17天时，密令她的心腹用毒药将王氏毒死。此事是王宝翠的二女儿孔德懋女士披露的。
据说孔府里的王夫人要临产时，孔家的长辈们都希望这个孩子快快降生。于是将孔府所有的门窗全部打开，就连那平日一直紧闭，只有帝王来祭孔时才能开启的“重光门”也打开了，家人在门楣上还挂了弓箭，以祈求这个孩子如弦上的箭矢一样飞快降生。
事情往往不遂人愿，那王夫人却偏偏难产。这时有人提议，将孔庙的门窗也全部打开，因为孩子是“圣人”之后。孔庙的门窗全部开启后，结果孩子还是迟迟不出世。全家人都在为此着急，束手无策之时，孔家的一位智叟公突然提议说，将那“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悬挂在衍圣公孔令贻和王夫人的卧室的楼上，不一会，孩子终于出世了，并且是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孔子的第77代孙孔德成。
孔德成出生后，家里人遵照他父亲临终前给当时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和末代皇帝溥仪的遗书中的规定，在孔德成出生后100天时，即成为77代至圣先师奉祀官的继承人，并承袭“衍圣公”的爵位。
童年时代的孔德成先生，父母早逝后，两个姐姐就是他最亲的亲人。小德成很懂事，从小跟着姐姐们一起读书。孔家请了6个先生专门教他们姐弟三人，这几个先生当然首先是教他们学儒家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对他们人格的培养。小德成记得最清楚的当然是至圣先师的遗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府对孩子们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很重视书法，每天写字成了孔德成姐弟的必修课。孔德成7岁时的字就写得很漂亮，向他求字的人就特别多，有时他忙不过来，就请两个姐姐代笔。
除此以外，先生还教他们学现代的语文、数学、地理、历史以及英语，因此无论是国学或是西学，孔德成先生早年就有着很好的基础。
父母早逝后，孔德成姐弟三人相依为命，彼此感情深厚。大姐德齐婚后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吞金自杀。此后，德成的二姐德懋就成了他惟一的亲人，因此，姐弟之间的感情特别深。即使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二人也从不因小事而拌嘴、吵架。当二姐德懋长到17岁要远嫁北京时，德成先生舍不得姐姐，姐姐临上花轿时，他才不得不含着泪水抱上一只公鸡送别姐姐 。
姐姐德懋出嫁时，孔德成还将孔府先人传下来的珍藏了1000多年，被视为无价之宝的大楷木如意送给了二姐作嫁妆。这个楷木如意足有写字台那么大，上面刻有“文王百子”图，图上是100个姿态各异、天真活泼、十分可爱的小孩。德成以此表示对姐姐最美好的祝福。姐姐德懋出嫁后，家中只剩下孔德成自己一个人。孔德成先生给自己又取了一个字：“孑余”。其中自然流露出了孔德成先生在二姐走后的无限孤寂苍凉之情。
3年后，即1936年的12月16日是孔德成先生和孙琪方女士结婚之时，这时远在北京的孔德懋千里迢迢赶回曲阜。孔德懋亲自主持了弟弟德成的婚礼，还亲自为弟媳当伴娘，将弟媳迎进大门，送到弟弟身边。人们掀开这位出身状元之门的女子的红盖头之时，都为国色天香的新娘子而欢呼。对于孔德成的婚礼，本来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蒋介石打算亲临祝贺，只因在此前的4天发生了“西安事变”，才未能成行。
1948年，孔德成先生离开大陆到台湾去之前，还专程从上海到苏州看望了他的二姐孔德懋，并亲自向她辞行。
到台湾后的孔德成先生，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都似乎如过眼云烟，然而惟独对二姐的思念之情却在不断地加深。我们从孔德成先生在台湾所写的两首《怀二姐》诗中可以看出：
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
千里云山遮烟雾，搔首独听雁声寒。
另一首是：
铜壶漏响三更幽，独对明月感旧游。
何当再逢共话夜，晚雁声里惨对秋。
40余年的分别，姐弟之间都经受着别离的痛苦。由于孔德成先生身为“考试院长”，台湾当局规定不能回大陆探亲。直到1990年底，他们姐弟二人才在日本第一次相见。这次正好孔德成先生应邀到日本丽泽大学讲学，孔德懋女士也恰好应日本伦理研究所的丸山竹秋理事长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因此两人有机会在日本东京见面。
1993年，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又写了“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的条幅寄给了在大陆的姐姐孔德懋。孔德懋女士将弟弟的条幅用镜框装好后，挂在客厅的墙上，这样做正是她所说的，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弟弟德成的手迹，真可谓睹物思人。
看来，他们姐弟的真正相聚还要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约前135—前90），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复姓司马，名迁。西汉左冯翊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初任郎中，后继父任太史令。天汉三年（前98），李陵降匈奴，司马迁上书为他辩护，因此下狱，惨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所著述的《史记》一书，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制。鲁迅先生称许《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基于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贡献，后世史学家公认司马迁为“史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熟悉历史，通晓先秦诸子学术，为了实现自己修史的理想，不仅自己殚精竭虑搜集历史旧闻，并打算撰写成书，还有意识地将儿子司马迁培养成为一名史学家。司马迁10岁时，父亲司马谈开始教他诵读古文，并要儿子司马迁向当时的儒学家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尚书》，自己亲自教儿子学《易》。
当司马迁长到20岁时，司马谈又花巨资让司马迁漫游天下，搜集历史资料。司马谈临终前还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叮嘱他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修史的任务，并要司马迁写出像孔子那样让后人效法的《春秋》一样的史书。
司马迁在父亲去世三年后，也做了太史令。从此，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共明的伟大著作《史记》。
司马迁有无妻室后代，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报任安书》及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中对此事均无记载，因而一段时期引起史学界众说纷纭。后经过史学家们较长时间的考证，才有了比较统一的意见：司马迁有妻子和后代。
史学家根据《盐铁论》、唐遂良的《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明代冯梦龙的《情史•；随清娱》等书的记载，推断出司马迁和妻子随清娱有过一段感人的爱情悲剧。随清娱，“平原人，从太史令司马迁，侍姬也。年一十七归迁。迁凡游名山，必以清娱自随”。司马迁遭宫刑后，其妻随清娱便带着儿子和一个女儿逃离京城，来到韩城。不久，司马迁病逝于京城。此时，久居韩城的妻子闻之，遂悲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司马迁妻子的名字随清娱是由后人考得的。
司马迁有两子一女，长子叫司马临，字与仲；次子叫司马观，字何求；女儿叫司马英。当初两个儿子在父亲司马迁落难逃往韩城之时，为了防止朝廷追捕，便隐姓埋名，大儿子在“司马”的“马”字左边加两点，改姓冯；二儿子在“司马”姓中的“司”字左边加上一竖，改姓同，并将他们住的村子改名 为“续村”，意为司马氏家族的继续。又因为怕官府识破，据方言“续”、“徐”同音，因此将“续村”改为“徐村”，“徐”字由“余”字和双人旁构成，其意思是暗指这个村里住着司马迁的两个后人。而今，陕西韩城仍有“徐村”，这个村里还住着徐姓和同姓两个姓的人家，徐、同两姓至今天还保持着“冯、同不分，冯、同不婚”的风气和习俗。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本是司马一个家族。这也就是人们至今为什么在司马迁的老家韩城找不到一家姓司马的原因，不过韩城徐村的徐、同两姓至今保持着司马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司马迁的后裔在徐村已传至32代。司马迁的后代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大概要算他的女婿西汉宰相杨敞，外孙、即司马英和杨敞的儿子、西汉文学家杨恽等人。
据说，西晋武帝司马炎为司马迁的次子司马观的8世孙。永嘉四年（310），西晋怀帝司马炽因司马迁与自己是同宗，还为司马迁追加了谥号，并且派人在司马迁的韩城老家为他的墓立了碑。
《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一部分女儿司马英：将《史记》“藏之名山”
司马英，司马迁惟一的女儿，生卒年不详，小名妹娟。学者们认为，司马英大约是在其父司马迁受宫刑的前15年出生的。司马英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祖父司马谈、父司马迁都是西汉武帝时的饱学之士太史令。受良好家风的影响，司马英自幼与两个哥哥均熟读诗书，深通事理，擅长诗文。
司马英自幼聪明过人，特别逗父母喜爱。父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初稿时，她总是和两个哥哥在一旁帮助父亲搜集整理史料。后来，当父亲司马迁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受审入狱之时，司马英深感大祸临头，于是就劝母亲和两个哥哥立即逃离京城，以防不测。这时，母亲随清娱和两个哥哥自然要带着司马英一起逃走，可司马英出于对未婚夫杨敞的思念，决定留在京城，去杨府避难。司马英想，杨家是世代侯门将相之家，而今在京城也是声威赫赫的大家族，其影响不亚于李氏家族。那陷害父亲的李广利及其兄弟虽为皇亲国戚，谅他们奈何杨家不得。母亲和两个哥哥觉得司马英的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同意司马英留在京城，到杨家去避难。
司马迁遇难时叮嘱女儿司马英一定要将《史记》初稿和相关资料带走，保存好，让其流传百世。杨敞的老家就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司马英将《史记》初稿等带往杨府后，为了万无一失，又与其丈夫杨敞商量，决定将《史记》送往老家华阴珍藏。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藏之名山”一事的真实意义。正是司马英的这一壮举，才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史记》得以保存下来，流传至今。
司马英的丈夫杨敞曾两任汉昭帝时的丞相，他的先祖杨喜曾被汉代开国君王刘邦封为赤泉侯。杨喜本为刘邦军中的一名小军官，但他后来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逼得项羽自刎，立了大功，因此被封为侯。自此杨喜的后代在朝廷中一直为高官。
杨敞虽然身居丞相，但是由于天生胆子小，因此，为官谨小慎微。杨敞与汉代大将军霍光同属朝廷重臣，彼此交谊颇深。霍光身为汉武帝托孤重臣，辅佐8岁的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21岁的汉昭帝驾崩，霍光与众臣商议决定，选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位继承人，哪知刘贺登基后终日沉溺于歌舞之中，只知寻欢作乐，不理国政。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大司马杜延年密谋之后，打算废除刘贺，另立皇位继承人。事情已定，霍光派杜延年将此事告诉丞相、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时，一向胆小如鼠的杨敞，顿时惊恐万分，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