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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哀士自己都感到吃惊。不久之后，他就脱去了黑色法衣，官袍加身，成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发起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随着他名声四扬，他的熟人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如路易国王财政大臣的女儿——叛逆的斯塔尔夫人、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内克尔（Necker）、富裕的农业税务官和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等都成了他的密友；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限于政治的范畴。人际的温情和来往对于西哀士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郁郁寡欢的神父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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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政变的前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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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偶尔发表演讲、文章和谈话，但真到了关键时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后台，从来不敢做出任何决断。的确，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后，胆小、优柔寡断，几乎像个懦夫，回避任何政治领导作用和责任，借口通常是他的体弱多病。只是在特别的场合，他的身后有多数的支持者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尔诺等大多数大革命的领袖一起投票赞成将路易十六处死。虽然他不止一次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但都不是抛头露面的工作，而是埋头于诸如国家教育体系之类默默无闻的事。
因此，当1795年5月28日国民公会宣布逮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时，在长长的名单上居然没有西哀士的名字——因为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国民公会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际，热月党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并组成了五百人团（有500名成员）和元老院（有250名成员）辅助督政府执政。西哀士虽然并不欣赏《共和3年宪法》（他希望自己制定宪法）仍勉强接受，他没有像机会主义的巴拉斯那样在当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却乐意成为新成立的法国科学院的一员，此外，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五百人团的成员，并在该院对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农业歉收而十分艰难的法国采取压制行为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价值观、外表和目标都大相径庭的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颇具洞察力的斯塔尔夫人在对拿破仑将军投桃报李之后，说她发现拿破仑“自我感觉好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视他人的东西；当他完全放松的时候，则显得非常平庸”。同样的蔑视和怀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当拿破仑在莱奥本（Leoben）谈判并临时占领威尼斯、手上捏着与庇护六世签订的多伦提诺（Tolentino）条约以及与奥地利人签订的坎波富米奥和约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时，西哀士曾对这位征服英雄充满了敌意。接着，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为这位凯旋将军举行的3个庆祝会，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纳夏托举行的邀请了科学院成员的盛大晚宴（两周后拿破仑被选为科学院成员）、可爱的斯塔尔夫人举行的私人晚宴，以及两院为庆贺拿破仑签订新的和平条约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就是在这次宴会的演讲时，拿破仑对法国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朝一日，当法国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实效的法律保障时，欧洲就获得自由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对这句话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为了摆脱督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虽然神父西哀士既没有外交经验也不会说德文，却被突然任命为革命政府驻柏林大使。可是将弑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对共和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宫廷，对于这两个对抗的国家恢复和睦邦交毫无益处。
此时，法国的形势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国的宿敌英国和俄国联手；1798年3月25日，儒尔当将军在斯德哥尔摩打了败仗；1799年4月27日，莫罗③将军被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击败；而拿破仑此时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艰难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罗一世又向法国宣战；由于西哀士的无能，法国和普鲁士的关系恶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国的情况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选为督政官。他立即离开柏林，回到巴黎。
从一开始就用铁腕统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恶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尔夫人最近的情人本杰明·康斯坦都寄希望于西哀士能够扭转共和国的局面。西哀士是在国家处于为难之时离开的，现在又在宪法危机的情况下回来。当他还在返回法国的路上时，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团向督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督政府对其国内外的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证明。3天后，当西哀士宣誓成为督政府新成员的时候，督政府仍然没有对五百人团的通牒做出答复。
正在策划回国的拿破仑对于此时法国的形势尚一无所知。宪法危机、元老院和五百人团与督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的第11天，两院仍然没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复。于是两院宣布召开紧急会议。作为报复，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亚尔督政的职务，原因是他的选举因技术上的缘故而无效，由更易控制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团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公开指责督政府“废止了共和精神、压制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兰和勒维韦尔被迫辞职。西哀士作为穆兰的朋友，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抗议也没有对他表示帮助。督政府人员的撤换，导致内阁部长的全部撤换：塔列朗由雷亚尔取代，康巴塞雷斯当上了司法部长、富歇当上了警察局长、坎特当内政部长、贝纳多特当上了陆军部长。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来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调查拿破仑将军及其东方军的情况并将他们带回国的决定。但是，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却无法挽回法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腐败，公共官员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两大腐败的根源是金钱和权势。与此同时，巴拉斯仍然“是新时代的典范：从公事到玩乐，从玩乐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听到大革命时代的称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时，这位神父深感震惊地说：“这简直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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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政变的前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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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长贝纳多特的新职务不是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国外的法国军队全面败退，莫罗将军在意大利的失败导致了法军全面撤离意大利，在德意志的儒尔当将军也是如此，加上马塞纳将军被俄军击败，结果直接威胁法国边境。法国国内，雅各宾派的领导权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在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红色”将军儒尔当要求“富人”为国家提供一亿法郎的“贷款”。最令人恐怖的是元老院和五百人团提出的《人质法》，该法规定对于反叛贵族的亲族可以作为人质执行逮捕，每当一个共和国的官员遭到暗杀时便可以将其放逐。该法还规定在反叛、粮食被盗、纵火、抢劫和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均可捉拿人质。对此，西哀士都予以了默认，重复着他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所起过的作用。“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共和国的行动，”西哀士警告道，“不要忘记敌人就在我们的大门口，我们必须将他们击退。”1799年的整个夏天，法国的形势越来越糟，土伦和法国的西部，新生的保王党分子发生叛乱，西哀士的好朋友儒贝尔在8月15日的皮埃蒙特的战役中牺牲；10天后，英国的军队在荷兰登陆，同时里昂发生叛乱。
较为保守的元老院在7月26日对雅各宾派采取了行动，解散了他们的俱乐部，西哀士宣称：“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灾难性的岁月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和你们一样，憎恨一切违抗国家法律和秩序以及扰乱公民平静生活的行为……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正义。”尽管如此，在8月5日，雅各宾党人仍然采取了盛气凌人的新步骤，要求废除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律，并要求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给无财产的贫民以资产。
督政府如果不想被根深蒂固的雅各宾派推翻，就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行。因此，他们任命了过去的恐怖分子、雅各宾党人、有着“里昂的刽子手”和“弑君者”之称的约瑟夫·富歇当国家的警察局局长。8月13日，西哀士在巴拉斯的全力支持下要求政府对雅各宾俱乐部采取镇压措施。由于贝纳多特受到人民的支持，巴拉斯和西哀士也需要将他除掉——贝纳多特为了重振军威，曾大力充实兵力、钱财和军需，并使法军在国外转败为胜；但是，陆军部长贝纳多特也同样可以将得胜之师掉转头来威胁督政府——因此，西哀士要将他除掉。
拿破仑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途中时，法国的紧张局势越演越烈。9月14日，西哀士要求贝纳多特隐退，同时督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9月23日，五百人团的主席在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纪念会上赞扬督政官西哀士是“共和国的第一奠基人”。这真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噩梦。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西哀士和巴拉斯也感到需要采取拯救自己的措施。西哀士想到了推翻现行的宪法和督政府以及暴虐的议会，用新的、由他设计的宪政共和国取而代之，用强有力的将军辅助——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寻找一把利剑，”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说过，“但这把利剑越短越好。”他的首选是儒贝尔将军，但是他在8月中旬死于战场。西哀士转而想到莫罗，莫罗拒绝了他，但推荐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会比我更好地执行你的政变计划。”莫罗不想介入这种吉凶难料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拿破仑奇迹般地回到了法国，消息传到了督政们的耳朵里，此时法国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法国政界没有人比矮小、秃顶、面容猥琐的西哀士更有能力为法国政府带来决定性的变化，更不用说政变了——正如埃德蒙·布尔克开玩笑说的那样，在西哀士的脑子里好像堆满了新的宪法。没有人像他那样缺乏精力、效率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所需要的不同寻常的领导品质，也没有比拿破仑更加傲慢、粗暴、缺乏耐性、自负、苛刻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了。一心想要推翻现政权和现宪法、为自己掌握政权铺平道路的西哀士——这个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人，在强有力的“利剑”的配合下将为他在10年前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敲响丧钟。
在革命同伴中没有人比骄奢淫逸的保罗·弗朗西斯·德·巴拉斯子爵与西哀士在性格、道德、决定和行动上有如此不同的了。
巴拉斯在1755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军队。他的事业是从在法国骑兵团服役5年开始的，然后，离开马赛到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