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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时，他被提升为奥顿的主教。1789年，塔列朗就作为牧师的代表被选入新成立的国民会议，一年后，成为牧师代表的主席。1791年，他辞退了主教职务，虽然他曾经宣誓作为第一个“宪法主教”，他只效忠法兰西共和国而不效忠教皇。
1792年，38岁时，他出发到伦敦，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使命。他作为一名贵族革命者，在英国被当成背叛者而受到规避。当他不在法国期间，国民会议开始转而反对一切贵族，签发了对在英国首都执行外交使命的塔列朗的逮捕令。次年，他被作为逃亡犯遭到革命政府在英伦三岛和法国的通缉——身无分文的逃亡者只能在40岁时亡命美国。
前途渺茫，生命处于低谷，但塔列朗不是一个轻易绝望的人。1795年12月，当国民会议最后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后，他于次年的9月回到了法国。1797年12月，督政府任命他为外交部长，正是在此时，他第一次认识了年轻的拿破仑将军。
塔列朗对这位个子矮小的科西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外交部长，他在理论上支持了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和其后的雾月政变。1799年7月，他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于11月又被拿破仑重新任命为外交部长。塔列朗在45岁时终于找到了他真实的位置。
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王政复辟时期，塔列朗因为早年支持拿破仑而遭到批评，但他不是个懦夫，他赞扬拿破仑的“崇高使命”。“我喜欢拿破仑，”他坚持道，“虽然他有错误，但我仍然喜爱他这个人。最初，我之所以喜爱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散发着天才的气息。他为这个国家挣得了无可争议的利益，为此，我对他深深感激。我何必害怕说明这一点呢？”这是傲慢、自负、冷漠超然、愤世嫉俗的塔列朗第一次对一个人赞扬到如此程度。虽然他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的成员后，为人狡诈阴险（处死当甘公爵就是他策划的），但在维护拿破仑的问题上他是忠贞不渝的。塔列朗和拿破仑都是天才，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也十分相近。他们都尊重学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塔列朗在法国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图书馆，仅次于国家藏书馆（BiblithequeNationale）。当然，在埃及远征的问题上，塔列朗没有对拿破仑信守诺言（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拿破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拿破仑意识到塔列朗不仅是个非同寻常的天才人物，而且具有实干的能力。在拿破仑一生的事业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他最赞赏的就是塔列朗。他需要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辅助他建立新政府。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他是两者中的智者，因而可以像他左右别人一样左右塔列朗；所以，他任命塔列朗为他的外交部长。他们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看来两个人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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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外交部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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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列朗是个绅士，在拿破仑的眼里，塔列朗代表着老贵族的优越和才华。同时，他看到塔列朗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能为了达到一时的目标，敢于随时采取行动，无论有多么无情、残忍和暴虐也在所不惜，完全不会感到一丝不安，而且能够做得无与伦比的内行甚至优雅和精细。在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拿破仑的人格中具有塔列朗所缺乏的一些重要素质。说到底，拿破仑是佛罗伦萨人，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崇尚武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他的帝王性格。这就是拿破仑和塔列朗的不同之处，包括他们在这方面的价值观以及对军事掠夺和征服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同的。说到底，塔列朗虽然希望达到他恢复家族财富和地位的个人目标，但他也追求法国能够国富民强。拿破仑却不然，他首先追求的是财富、权力和个人的最高地位以及他家族的地位。法兰西，他所选择的祖国，这个在他幼年求学时期曾深恶痛绝的征服者对他来说始终是次要的。拿破仑自我第一的个人成就仅在表面上反映了国家的胜利、国家的目标、国家的制度和国家的光荣。
虽然他们两人的目标有很大差异，但两个人都需要对方的帮助以便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第一执政需要塔列朗在他的政府内阁中辅助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他的身边，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位外交部长那样具有超乎寻常能力的人能和他紧密合作、达成默契。至于塔列朗，他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限操纵拿破仑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们就像受过严格训练的驾驭同一辆马车的两匹马。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一条道路可供他们选择；但是，前方有一个不可预见的岔路，到时候，一匹马会朝右跑，而另一匹马会朝左跑。如果不能及时将马具分开，就意味着有一方将遭到灾难或是两者同归于尽。
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塔列朗都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但拿破仑为何如此依靠他？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塔列朗漫长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外在的古雅和智慧的魅力。他脸上始终挂着的“傲慢的表情”，使和他打交道的人——包括女士，特别是在他社交圈内少有的纯洁的女士——感到不安。由于他跛行的右足，他看上去有时“就像是个半人半蛇的怪物”，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描述过。
塔列朗的对手富歇也非常爱慕的一个女人维克托里娜·德·沙特奈（Chastenay）认为外交部长“极富智慧……有超凡的能力”。女侯爵昂里埃特…吕茜和她的父亲认识塔列朗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们对塔列朗的声名狼藉、他放荡的舞会和他的风流韵事深感厌恶，但仍然不得不承认：“他对我始终和颜悦色，那种愉快的交谈对他而言是十分难得的……人们会有许多理由不得不对他表示尊敬。”她叹息道：“但是，和他分手后，一切便成过眼云烟。”不那么博爱的奥坦斯·德·博阿尔内①，她同塔列朗的私生子夏尔·德·弗拉华特有过恋情，并也同他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评论塔列朗则是“生活放纵”。莫莱则尖锐地评论道：“他像个封建领主，具有女性的条理、偷偷摸摸的本性，外带一点儿牧师的习性，又像具有支配欲的封建领主。”因此，“只要塔列朗乐意，可能没有人比他更能使你着迷。”吕茜还评论道：“我必须承认，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魅力，是我从别的男人身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甚至连敌意的奥坦斯有一次也承认道：“如果他有一天屈就与你交谈，你感到他已经是大发慈悲了；如果他再问候你身体安康，你简直就要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尽管人们对他有所了解，他却仍然具有如此魅力——“他对你具有魔力，就像鸟儿见到蛇就不能动弹了一样”。
塔列朗当外交部长时的工作习惯也是十分古雅的。他公开露面的时间是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在此期间他接待室的沙龙大门总是开启的。作为外交部长，他对战争没有多少好感，他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分歧的手段是既幼稚又具有破坏性的。虽然他能够理解拿破仑的个性，理解他作为一个伟人对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强烈征服欲，但他对此并不赞赏。他认为用利剑来执行外交政策对法国和欧洲都没有好处，只能造成争端、仇恨、猜忌、愤怒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他和拿破仑一样藐视英国人——他不会忘记他是如何被逐出英国的——但同时他觉得对付英国人可以用更加文明有效的手段而不必大动干戈。
塔列朗从事工作似乎采用的那种缺乏效率甚至疏懒的方式，导致许多外交进程的重大延误。他时常嘱咐下属的“谨慎小心”、“明辨是非”和“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这些是他在外交上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一个人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是一种高尚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升华了的感觉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塔列朗的行动使他的上述表白显得言不由衷，因为尽管他主张公正无私，但他的主要兴趣常常表现在追逐金钱和权力方面，特别是当时一个高级外交官的薪水只有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1/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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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外交部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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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拿破仑不同，塔列朗不认为自己对日常工作的细枝末节都要事必躬亲，他完全可以交给他的下属去办理。“我始终让别人工作而避免事事自己动手。”他承认道。可结果始终是很好的、令人满意的、可以达到他预期目标的。此外，他还受到他的下属，包括他后来的继承人若古和科兰古②的尊敬甚至赞美。
在谈判桌上，塔列朗能巧妙地运用古老的谈判技巧避免对具体问题做出官方的正式答复。“作为一名谈判者或部长……不加认真思考、随心所欲、匆匆作出确定的答复，会对他的事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他认为不仅应尽可能避免做出过早的承诺，而且理应如此。这种办法十分简单，特别是在外交对手的压力下。
“尚未得到上级的指示”、“需要和自己的政府商量”，始终是在政治事务上采取拖延的正当借口……不要对任何提议匆忙做出答复，也不要对任何申诉或突然的建议表态……必须始终留有余地，对于当天无法妥善处理的事最好留待明天，这远胜于贸然行事。
如果说多年来拿破仑发现了塔列朗对他不忠的蛛丝马迹的话，他仍然继续对他委以重任。“他的自我利益，而远不是他的性格，”拿破仑坚持道，“能确保他对我的忠实。”
而塔列朗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政治体制可以不断变化，但法兰西始终是法兰西。有时候，一个人过于热情地效忠于某一个政治体制，可能会背叛祖国的利益，但这样做至少可以确保这种背叛仅偶有发生而已。”
后来，当拿破仑将塔列朗革职之后，便开始攻击他的人格和能力，有时是莫须有的，多半是歪曲事实的，推翻了自己原来对他的评价。“我甚至不认为……他很聪明，肯定不是特别的聪明。”有一次，当他谈到塔列朗个人生活的无序和给他造成灾难的婚姻时，这样抱怨道。可是，正是拿破仑自己应对他的婚姻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正是拿破仑逼迫他结婚的。“他的名气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优点不如说是他的运气造成的”——这正好是拿破仑终身的诋毁者用来诋毁他的军事事业的话。“他的出身和阶级注定他应该是个高尚而称职的神职人员，可是他竭尽全力地毁了自己。”尽管拿破仑有意贬低他，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偷盗的都多，但他自己的名下一个子儿也没有。”的确，塔列朗每夜通宵打牌赌博，常常输掉大笔钱财，不得不靠拿破仑的营救。拿破仑提醒大家：“我有义务用我私人的钱来帮助他，并为他偿还最新的债务。”虽然塔列朗常常挣得或“收到”巨额的可疑款项，他仍然不断地到拿破仑面前求帮他摆脱困境。拿破仑为这个放荡的外交部长花费了1，600万法郎在贝里购买了占地55；000英亩的法国最大的文艺复兴式的瓦朗斯（Valencay）庄园。
塔列朗是公认的很富有的人，他的主要财富来自他和各国外交使节或外国王公贵族谈判时，公开向他们索取贿赂或要求他们给点儿好处。但即使是塔列朗也无法与欧洲最大的强盗拿破仑相比。拿破仑从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德意志整车整船地运回战利品，一部分是上缴国家、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的钱柜以及留给他的家人。他们购置了十几处庄园，拥有价值数百万法郎的首饰、艺术珍品和黄金白银。然而拿破仑却厚颜无耻地宣称塔列朗比他还要富有。拿破仑历来习惯于对唾弃他的人进行人身污辱。
当然，法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的确获得了大多数不法的贿赂。其数量使整个欧洲为之瞠目结舌，但塔列朗却十分心安理得。地位越尊贵的王公贵族，搞起违法勾当来越是无法无天，塔列朗深知这一点。但并不总只有法国的“敌人”对他进行贿赂，法国人自己也干同样的勾当。例如缪拉元帅就为了确保他在意大利的利益对塔列朗施行巨额贿赂，包括他从被占国家搜刮的80万法郎的黄金。巴登侯爵给法国外交部长100万法郎；那不勒斯国王给他370万法郎以便保住他所需要的领地的封号。在法国吕内维尔的谈判中，塔列朗体面地得到了700万法郎的贿赂。黄金就像潮水一样有规律地流进了他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