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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继续控制法国在埃及占领的省份。在对莱茵军和意大利军的讲话中，拿破仑提醒他们已经征服过荷兰、莱茵和意大利，而“胜利将给你们带来面包”。
“我发誓，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如此惧怕，他们宁可让魔鬼来统治他们，如果魔鬼能够许诺使大革命的动乱一去不复返的话。”罗德雷这样评论。的确，人民最害怕的就是战争，哪怕战场是在国外。拿破仑很快就使人民相信新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是不一样的。他向又惊又喜的法国公民发布公告，宣布：“大革命已经回到它当初借以发端的原则，革命已告结束。”
那是在1799年12月15日，当时拿破仑宣布：“我为你们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它是以有代表性的政府的真实原则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是强大而稳定的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提法是“私有财产”，在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私有财产，如今有了保障，并加上了个人的平等；具有强权的政府将确保国家的安宁和利益，包括繁荣的商业和农业。
拿破仑宣告革命结束后，取消了革命的节日（除了7月1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和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之外）。他再次赦免流亡海外的贵族，允许他们回国，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然而，这些政策遭到了公众的抵制，让群众摆脱大革命年代形成的偏见是需要时间的。拿破仑下令对曾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阶下囚、于数年前死于瓦伦丁监狱中的罗马教皇庇护六世举行公开的葬礼。全国的教堂重新开放，神职人员允许重操旧业。他宣布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自由。拿破仑着手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不是他本人的信仰使然，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维护国内的稳定。因此，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了教务专约，使罗马天主教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恢复了正常关系。“宗教……”拿破仑对布列纳说，“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政府有用的。我们必须利用它来控制人民。在埃及的时候，我是个伊斯兰教徒；在法国，我则是个天主教徒。”
拿破仑的政治旋风对于波旁王朝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因为他们一直将梵蒂冈的支持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一旦被罗马天主教廷抛弃，他们还能投靠何人呢？年轻的当甘公爵悲叹道：“连上帝对拿破仑也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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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革命已告结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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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恢复国内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第一执政宣布要对西部地区的保王党分子的武装起义进行镇压，内战必须予以制止。同时，拿破仑要和这些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波旁王朝分子支持下长期与革命为敌的叛乱分子“和解”。拿破仑命令取消督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不再向他们摊派“贷款”；不再关押他们的人质；也不再焚毁他们的村庄，并立即取消一切宗教限制。拿破仑鼓励他们“回到新宪法的身边来”，在爱国的统一基础上实现和解。
当和平的橄榄枝遭到朱安党人①的拒绝时，拿破仑发表了《告军队书》，命令军队坚决肃清西部省份的反叛匪帮，给予他们毫不留情的打击。1800年1月5日，拿破仑派遣了6万大军前往西部省份扫清叛乱。
拿破仑从来都是希望别人绝对服从他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早先被征服的丹麦人、瑞士人所尝到的滋味。1799年12月18日，拿破仑告诉利古里亚共和国的人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希望利古里亚成为法国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愿和法国签订此项条约，他将“授权马塞纳将军从热那亚商会强征数百万法郎的献金”，如同他在瑞士和荷兰所做过的那样。
拿破仑一开始就对欧洲发出了清晰的警告。法国能够并将要以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扩张，战争将继续下去。虽然拿破仑在1799年12月25日分别致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和奥地利国王呼吁和平，但拿破仑不但不指望得到他们积极的答复而且等不到信发出，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已经签发了有名的《致法国士兵书》——拿破仑向法国士兵宣布：“军人们，对于你们，我不仅要求你们保卫疆土，而且还必须进攻敌人的国家！”
1800年元旦，拿破仑的新政府成立之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在敌人之前采取了保障新政府安全的措施。为了向世界特别是向法国显示，他的政府不是另一个软弱无能、腐朽的督政府而是一个坚决的独裁专政，在1月19日，拿破仑率领整个政府包括内阁、议会，在3；000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督政府的所在地卢森堡宫搬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终于取代了波旁王室住进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曾经住过的宫殿，开始了对法国的统治。
个子矮小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其他方面也很快证实了自己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般的革命政治家。根据财政部长戈丹的建议，拿破仑创办了法兰西银行以整顿和稳定大革命时期混乱的金融秩序。他下令起草新的法典，保障私有财产，同时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在1803年3月公布，1804年1月生效。拿破仑参与了立法委员会对每一条法典条款的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执政对法兰西的最大贡献，正如拿破仑自己所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所打赢的40多场战役……而是我那部永远不可否认的不朽的民事法典。”
1802年5月，拿破仑不顾过去的雅各宾党人和拥护共和的护民官的反对，创立了荣誉勋位。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要皇帝、不要独裁统治、也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分为不同等级；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才能和能力——所有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不应该人为地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连由拿破仑一手扶植起来的参政院也发出了同样的反对声，24名参政员中只有14名投票赞成拿破仑的主意。拿破仑顶住了来自护民官的强大压力，使他的提案最后得以投票通过；后来在1807年8月，拿破仑撤销了保民院。
在立法进程中拿破仑没有忘记教育，他创办了公立中学、重建了国立大学，包括法律、自然科学、艺术、军事科学专科学校以及3所女子学校。他创办了一万多个国家奖学金（年轻的维克多·雨果②就是享受该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以便为国家发掘人才，使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埋没（第一执政拿破仑自己如果不是当年享受了类似的奖学金，也不会有今天统治法国的光耀）。
此外，法国第一次将教育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所有公立中学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便从外观上消除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并随着鼓点，用整齐的步伐走进学校。年轻学生被灌输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他们将随时接受拿破仑的命令为国效力。这又被同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所强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拿破仑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授予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原则，以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着相同理解的整体，在统一观点和愿望的基础上为公共的利益服务。”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学校里不允许有不同观点；只允许持有由杜伊勒里宫发出的官方观点，凡有怀疑者以敌人论处。在拿破仑的新法兰西没有个人或独立思考者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立足之地。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泰西塔斯③都要从教室和图书馆剔除，“要让青年人读恺撒的《战场纪事》和高乃依④的著作。”他命令道。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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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革命已告结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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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将孩子们教育成好公民、未来的军官和政府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了。法国的光荣被用真理为代价加以赞颂，法兰西的领导们宁可将他们的公民当成小孩加以蒙蔽，让人民生活在虚假的梦中。这种做法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窒息了人民对完整性的要求；而缺乏完整性的国家是不成熟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这种教育审查制度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已经提过的，报纸被查封，匆匆出笼了拿破仑官方政策的喉舌——《箴言报》，此还有《争鸣周报》和其他几家官方出版物。拿破仑命令出版物宣扬新的法兰西历史，反映他的国家发展观点。学者的独立工作必须置于他的审查之下（通过警察局和巴黎的地方行政官员）。审查还涉及戏剧，拿破仑认为给大众上演“历史悲剧”的题材过于危险，在这些剧中很容易找到反政府的倾向；法国人民需要轻松愉快的作品，“让他们看喜剧”。新剧上演前，剧作者和主要演员要接受杜伊勒里宫或圣克鲁宫的审查。如果某个剧作家不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那他的事业就结束了——他的作品既不能出版更不能上演。只有拿破仑才是法国的最高审查官，只有他能够决定什么是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偶尔有少数剧本在外省上演没有得到他的事先恩准，也最终逃不脱富歇的眼睛。
1802年，第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克鲁宫度过的，他投入了600万法郎将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圣克鲁宫整修一新。圣克鲁宫的庭院和宫殿的布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能够反映拿破仑的品位。此外，在圣克鲁宫还可以俯瞰在远离巴黎喧嚣的森林中流过的塞纳河。和杜伊勒里宫不同的是，在这里，公众无法接近拿破仑和约瑟芬坐着聊天的大房间的窗户往里张望。拿破仑鄙视并害怕群众，并采取得体的措施使自己和他们能够保持安全的距离。圣克鲁宫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像在卢浮宫那样前来打搅他。后来，拿破仑用灰绿色烫金的栅栏将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圣克鲁宫和十几栋政府大楼都围了起来，栅栏上都有帝国的徽记。
拿破仑对于埃及的雕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早就有心改变一下巴黎的面貌。他不仅修缮了巴黎的大小宫殿，而且大大地发展了巴黎的市政建设，修建了临塞纳河的凯道赛④，宽阔的林阴大道，包括帝国大道，兴建纪念碑，将方尖塔树立在革命广场靠近杜伊勒里宫的地方；当然还有凯旋门，那上面刻有他最有名的将军和海军将领的名字。“所有这些工程的目的，”拿破仑向布列纳坦言道，“是为了确保我的名字永远和法兰西连在一起。”尽管巴黎没有罗马和埃及那些震撼人心的建筑，拿破仑功利性的计划还有不少，如拓宽圣康坦运河、修筑穿过沼泽和森林通向梅斯和美因茨的军事要道等。但是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用石头建的纪念碑而是纸上的——说到底，载入史册的光荣才是真正的“纪念碑”。为了确保他的伟大业绩能够永垂青史，拿破仑和在埃及时一样对过去军队的报告和简报进行了篡改，同时采用了他在过去事业中在《箴言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他对后世比今世更加看重。
拿破仑显然和法国或其他地方出现过的统治者或政治家截然不同，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甚至连政府雇员也不例外。在拿破仑执政的早期，人人都为重建法兰西而同心协力，全国被一种新的精神所激励，人人都要为新法国多做一份贡献。拿破仑坚持道：在法语里没有“不可能”的字眼，他个人的意志力量左右着人民的命运。早在1799年尚帕涅就说过：“我们需要一个钢铁造就的人。”现在法国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人。
由于这种令人鼓舞的力量，使法国恢复了自从大革命恐怖时期以来就失去的稳定和自信。长期埋藏的金币又重新露面，商业又重新活跃起来，新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小小的巴黎股票交易所的大门重新打开，政府债券和投资基金迅猛发展。拿破仑不主张人们相互称“你”或“您”，也不主张用革命年代的“公民”或“女公民”，而主张恢复大革命前的称谓：“先生”和“夫人”。人民开始意识到法国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革命已告结束，”拿破仑通知了朱利党的领袖德昂第纳，“革命的法律不会再回来破坏法兰西美丽的土地了。”
巴黎的剧院和音乐厅昼夜开放。11年来法国人民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新的法典——民事法、刑事法和商法不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