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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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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说:“未培未去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王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是善于深思的,他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 王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说:“佛一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说:“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说:“你这便是佛、老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像那些无知无觉的人似的。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问:“去草,怎么做就一循于理,不着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问:“按您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了?”

王答:“之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说:“说到底物无善恶。”

王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问:“那又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答:“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着个人意思?”

王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有些不耐烦了:“这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4020,是什么心?”

这时,周围已经拢来许多学生,王对他们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他这种思想后来高度提炼为“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尤其是经泰州学派的鼓荡而风靡天下,流弊益彰。东林党还有心学内部的刘宗周都起而力矫其弊。东林党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党魁顾宪成有一段经典性的言论,说的也很俏皮: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 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 ,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个一语虽欲不蔽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 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 物皆无善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 者至等之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 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 ,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呜呼,阳明生怕因药发病,却未能逃出此劫。有的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觉陈。阳明是想预支永恒正确,却没过了百年就出了错。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妈妈的”事情。

7.动静一机 体用一源

阳明在滁州呆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甲戍升南京鸿胪寺卿。这个衙门也是个不入流的鸡毛之地。在南京则更是“副”鸡毛,几乎无任何实际职责。在北京的还有点事儿干,在朝会之时当当司仪,有外宾来时担负相当现在礼宾司的工作。那时,也没什么外事活动,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经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的外围礼节,大概连埋死孩子的权力也没有--那是大内太监的机密工作。在南京则连这类事情也没得管,纯粹是奉旨休闲。没事找事的人便俩眼盯着北京,像《红楼梦》中的邢夫人总想找执政的王夫人的茬儿一样,找秉政者的茬儿,以便取而代之。这也是明朝党争特别热闹的一个小制度上的原因。

王阳明超然物外,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也不是发配之苦教“精”了他,而是在那段岁月中凝结了更超拔远大的追求,不屑于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二癔子一起浪费生命。

他之所以要强调屏去一切外道工夫,直奔那绝对存在又不依赖任何外缘的心本体,就是为了把经验世界用括号括起来,把它悬阁起来,从而把这棵树上挂着的所有那些辞章讲诵之学一把甩开,像禅宗那“截断众流”法,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再以见了道闻了道的身姿「新民」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亲民」。如果说,后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话,那王大师的思路便是先来个大雅,再来个大俗。雅,雅得可上九天揽月;俗,俗得可下五洋捉鳖。若皇帝不让他去捉,那做个天上人,也对得起这条命了。反正已经找到了自己,就不在到处流浪,身心异处,到了门口进不了家了。--这是最不冤枉的活法,如果真能够常快乐的话。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后人和他的学生都觉得跟他交流很困难。学生怎么说都会得到他的纠正性的指点,总难搔到“当下此即”的那个痒处。非过,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处与恰恰相反精微至极--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后人觉得他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却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他那一套心诀,在他是得心应手,如船夫掌舵;在别人,尤其是没有亲炙其门下、没有进入过其语境磁场的人来说,则是莫名其妙。「毛泽东为什么八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感受其巨大的磁场。他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

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8.动转得势 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 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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