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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广播公司，当时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通过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给2600名前女雇员及现女雇员175万多美元，从而避免了在联邦法院打一场性别歧视官司。公司还答应推行一个肯定性的方案，在各个层次雇用更多女性，并给予更多的培训机会。1977年的达拉斯，卡伦·帕菲特正好来到全国广播公司一个小的分支机构找工作。
《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关数据。70年代，美国民权委员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宣称电视行业有就业歧视，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种种限制，其咎难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各大广播公司给予了批评。诉讼以及对于诉讼的恐惧迫使媒体开放了先前只属于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闻人进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正如1991年苏珊·法伦迪指出的那样，当今新闻界最成功的女性都是当年那些冲破了障碍的人，如简·保利（Jane Pauley）、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朱迪·伍德芙（Judy Woodruff）、戴安娜·索耶（Diana Sawyer）、宗毓华（Connie Chung）。197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以100万美元薪金聘请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担任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这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头一次。1977年，全国广播公司第五频道录用了帕菲特。精明、强壮、金发碧眼的她经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新闻人必须的一切条件。与先前和以后的众多女新闻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权运动和联邦政府作为其坚强的后盾。
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德克萨斯州接待了几位开创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作为联合国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共有3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参加了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妇女大会。该大会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是一个范围广泛，两党都支持的活动。几位美国第一夫人，包括罗萨琳·卡特（Rosalyn Carter）、贝蒂·福特（Betty Ford）、伯德·约翰逊夫人（Lady Bird Johnson）与女权运动活动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拉·艾伯萨格（Bella Abzug）碰面。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政府资助的儿童福利问题、同工同酬问题、生育和性自由问题以及建议一个内阁级的专门负责妇女问题的政府部门问题。
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也来到了休斯顿。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师，是当时反共、反女权主义及亲宗教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当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代表们涌入休斯顿体育场，以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当时正值该法案批准通过的最后期限，还差三个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为法律），施拉夫利，作为反平等权利运动“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和保守派团体“鹰论坛”两个组织的领导者，召集她的追随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体育馆举行“支持家庭”为主题的集会。
施拉夫利宣称：“我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国际妇女年活动‘反家庭的’目标。”听众席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圣经》表示对她讲话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的记者注意到有一群手举南部邦联旗帜，打着一边写着“洛杉矶白人女性反对国际妇女年的赤色分子、联邦分子、同性恋和犹太佬”（原文如此）另一边写着“艾伯萨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纳姆都是反基督的犹太人”。
休斯顿的喧嚣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当然也波及到卡伦·帕菲特的家乡达拉斯。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促成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的通过和“罗伊诉韦德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条（关于禁止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条款）通过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国，但这些冲击产生的结果仍悬而未决。直到1977年，尽管斯坦纳姆和施拉夫利两方谁将获胜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见分晓。1977年后，再没有一个州批准《平等权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当选美国总统。1982年，《平等权利法案》流产。里根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停止了搜集有关广播电视领域雇员的数据。没有统计数据，就几乎不可能证明就业歧视的存在。平等就业委员会选任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加强了这项工作。托马斯是位年轻的黑人律师，刚刚结束了一项与默沙东（Monsanto）化学公司有关的工作。托马斯是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组织）的批评者，同时支持政府干预旨在鼓励雇用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和非歧视行动。他甚至公开反对他被受命执行的法律。他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官僚。1982年接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一职后，他就不负众望地直接把这个机构的工作引入正轨。
在第五频道，帕菲特的工作使她有机会关注70年代政治转折点，成为那时期的弄潮儿。7年间，她的报道面覆盖了州新闻、地方新闻，关注无数在政治风暴中起起落落的人们。她当初的一位朋友还记得，帕菲特一路狂奔到达拉斯国际机场采访惊魂未定的伊朗人。这些人刚刚在美国扶持的伊朗国王倒台后，仓皇逃离德黑兰。难民们个个筋疲力尽，美国上下一片震惊。当伊斯兰革命运动绑架的美国人质蒙着双眼的场景出现在镜头前，美国公众对于美国海外势力的信心被极大动摇。这也影响到接下来的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
帕菲特受命报道老布什争取共和党候选人的活动。对于共和党的温和派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伤心，同时又有着指导意义的情节。作为国会议员和驻外大使，老布什公开倡导计划生育政策。他在美国众议院关于使用避孕套的辩论中充满激情，由此得到了“保险套”的绰号。1970年他离开国会后，就不再关注此问题，而他的妻子巴巴拉是一个出了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者。正如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共和党人坦尼娅·梅里奇（Tanya Melich）所说：“（布什）在人们眼中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堕胎合法化的支持者。因此当他宣布竞选纲领时，反对医疗改革计划给除强奸、乱伦或拯救产妇生命采取措施之外的堕胎提供资助时，支持合法堕胎的组织都感到吃惊。在他追逐总统宝座的9年艰难征程里，他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位反堕胎分子。”布什适应了他那个时代政治派别的风云变幻。宗教右翼势力在他的党内得势，前德克萨斯州的议员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适应这种需要。支持合法堕胎的共和党人出离愤怒，无奈面貌一新的老布什在赢得了艾奥瓦州的选举后，又赶往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在那里，卡伦·休斯上了一堂关于表演和狡辩的力量的课。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前一天，老布什的最强劲对手，做过演员和通用电器公司推销员的加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抢得先机。里根的团队租用了一个礼堂供辩论之用。按照老布什当时的理解，辩论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里根并未通知老布什，甚至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当地一家报社的编辑），在当天请到了所有其他参选的候选人出席。在新闻媒体和其他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表情木讷的老布什向主持人抗议这违背了基本规则。此时，里根抢过话筒，坚持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权发言，于是抢尽了风头。在观众面前，老布什失败了。实际也是如此，在之后的初选中他再没有赢得一个州的胜利。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2）
初选之后的大选，里根选择老布什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这个团队面临挑战：通常情况下在国外有冲突发生的时候，选举有利于在任者。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公众对于国外事务紧张，他们对于共和党人候选人也感到紧张。共和党的选举战略家们使公众相信：尽管反对堕胎，反对旨在鼓励雇用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反对通过校车接送学生方式合并学校，也愿意通过修订宪法的方式允许学校中的基督教祷告，罗纳德·里根既不是顽固的保守派，也不是战争狂人；他既不会使用核武器打击伊朗，也不会把国家倒退回50年代。为缓解人们对此的种种恐慌，他们希望通过抛出新的恐慌以消除人们对于里根的疑虑，那就是关于卡特再执政四年的前景。为了分散人们对于里根弱点的注意力，他们开始出击，把人们对于里根国内政策的关注，转移到其对外政策方面上。
相比之下显得软弱而笨拙的吉米·卡特，宣布了同共和党的宣战。卡特没能够成功地解救德黑兰的美国人质，这是一个耻辱。宣布放弃对于巴拿马运河管理权也算一个。不顾新右翼势力的一致反对，卡特同巴拿马政府缔结了《运河地区条约》分步骤把运河的管理权交还给巴拿马政府。里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攻击卡特将会得分。玛丽·麦格瑞（Mary McGrory）为《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当里根意识到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政治杀伤力时，她正好在场。“我目睹了这个选举策略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诞生的过程。我看见里根说，‘我们修建了运河，我们支付了费用，它就是我们的。’……我看见了观众的反应……也看见了里根对观众回应的反应。他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就露出了微笑。他明白他有文章可作了。”
在巴拿马问题上，卡伦·帕菲特很难做一名客观的旁观者。在这个新右翼势力热炒了近10年的事务上，她的家庭起了主导作用，不过并不是英雄的角色。从里根右翼势力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帕菲特的父亲在宣布放弃运河管理权时正好在场。事实上，他就是当时那个降下星条旗的人。
回顾其家族历史，卡伦·休斯总是要强调，她祖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工人。这也是实情。但她的父亲哈罗德·R。帕菲特少将是美国驻巴拿马运河的最后一任军事长官。他从1965年6月开始在巴拿马任职，出任运河区副总督兼运河公司副总裁。事实上，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一家管理机构，负责管理10英里宽的运河地区以及在此工作的人和河道本身。
卡伦·休斯1956年生于巴黎，在此之后随着家人在多个军事基地生活过，她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就是在运河区度过的。她喜欢说自己是个“军营里的小孩”。不过这个“小孩”对于运河区的景色并不怎么怀念。尽管在右翼分子的意识形态中，这个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这个地区还是不能算作标准意义上美国的一部分。没有选举，美国宪法在此也不适用。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如此靠近冷战中心地带的地方，运河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地区，连卡伦·休斯的父亲也是未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医疗、住房、教育都是国家管理的，惟一的商店也是国家管理的，经过国家补贴后的价格确保了有吸引力的较低的生活费用。尽管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表述方式，运河区同外界隔绝确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没有严格的种族划分，取而代之的是“银”与“金”的区别。这个术语源于运河建造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得到的报酬是金本位的美元，而没有技术的劳工（主要是西印度群岛人）领取的都是巴拿马银币，住在瘟疫肆虐的木板房里。
经济上的区别待遇保证了在运河区的美国人，虽然收入相当，却过着远比美国本土人更加富裕的生活。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能够雇得起当地的佣人。而作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副总督和他的家庭过着奢华铺张的生活。一顿正式的晚餐往往要招待60名宾客，而宴会则要达到300人。尤其是在关于运河条约谈判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众议员、参议员还有商业领袖们成群结队，门庭若市。因此，在卡伦·帕菲特的早年就经常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权势人物接触。曾经在运河区生活过的，一位美国空军路德宗牧师的妻子，玛格丽特·胡贝尔（Margaret Huber）回忆说，运河区的美国居民关系紧密。她回忆起卡伦和她的家人参加教堂的教事活动时，说：“帕菲特一家是优秀的基督徒。”她的丈夫胡贝尔教士是一位明确信仰的人。当多年后卡伦的固执遭到批评时，他曾为一家报纸撰文称，“在神灵面前，没有微妙和妥协。上帝的旨意不允许任何含糊不清的存在”。这是他的结论。金和银，没有过渡地带。玛格丽特·胡贝尔回忆说，运河地区“秩序井然”，哈罗德·帕菲特的工作就是维持这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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