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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的选民被灌输了一个伪造的布什形象（“成功的商人”）和一个不真实的政治主张（“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美国人则被灌输了一个错误的形象（“一位成功的德克萨斯州州长”）。事实是，1999年小布什领导的州水体污染在美国排第三，公共教育支出排第四十一位，公共卫生开支排第四十八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罗孚和休斯把布什包装成社会问题上的温和派，然而记录显示他是“南部原教旨主义清教徒”。休斯让布什看起来像一个“新派共和党人”，而实际上总统和他的团队恰恰是老派的共和党人：冷酷无情、从不内疚，爱走极端。
沃尔夫现在回忆说：“从没有人说过，‘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和温和派、中立派有任何关系，但是竞选宣传时从来没有纠正这种印象。”事实上，州长在使用“富有同情心的”这个词的时候有着非常特定的含义。“他指的是宗教，但是他们不能直接说出来。”或许，他们是有意不说。
2002年4月，当卡伦·休斯决定离开白宫的时候，专家们都站出来赞扬她。事实上，就是这些多年以来被她这个“编故事的军医处长”所操纵控制的记者们接受了她解释的字面意义。《纽约时报》的伊丽莎白·布米勒（Elsabeth Bumiller）支持了休斯的说法：“在华盛顿一个非常时刻，休斯女士对她的辞职给出了一个解释：花时间陪她的家人，特别是她十几岁的儿子。人们没有把这个解释当作是一般性的故事，而是看作是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关系做出困难抉择的痛苦真相。”
媒体告诉公众，休斯被形容为“高贵的”、“有勇气的”、“悲哀的”辞职决定意味深长。“休斯挂冠而去的行为告诉我们，”记者罗宾·透纳（Robin Toner）说，“突然之间在职母亲们面临又一次关于努力拚搏的文化的罗夏墨迹测验。”记者同保守派有同样的立场，即极限的工作使女人变得可怕。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9）
有个人很可能觉得他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此人就是马文·欧拉斯基，那个创造了“富于同情心的保守派”称呼的教授，这个称呼被总统热切地信奉。欧拉斯基不是取得很高成就的女性的仰慕者。1998年，他对一家基督教杂志说：“女性参加工作是社会的不幸。”女人能成为领袖吗？他说，“上帝没有禁止女性成为社会领袖……但是女性成为社会领袖是一种耻辱”。
休斯是一名职业女性，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位在外打拚的母亲。成年累月为一位内心里认为女人成功就是让社会蒙羞的男人修改词句。工作使她成为了雄心壮志的政治操盘手的榜样，也对那些有心从政、保持人格、勇敢、遵守道德规范的女性来说，是一个不确定的榜样。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口头禅是“用了一个村子的人”。如果说提高克林顿政府的声誉用了一个村子的人，那么提高小布什的声誉仅仅用了卡伦·休斯一个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休斯，布什会更傲慢，更粗鲁，对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会那么注意。她除去了候选人布什的棱角，督促总统在诸如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温和派女选民关注的问题公开表态。她显然是尽了最大努力去阻止总统否决《病人权利法案》（他最终否决了该法案，这对他产生了不利的效果）。正是她带头宣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解放妇女的战争。
在休斯离职前，她看到了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在约翰·兰登（John Rendon）掌管下井井有条。看看兰登所做的工作吧：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1991年2月，被占领了7个月之久的科威特市民被解救后，手举小的美国国旗欢迎美军。他在沙特阿拉伯开设商店，并以流亡的科威特国王名义发布新闻。在那次战争结束后，他为中央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散布不利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观点。“9·11”事件后，他参加了包括休斯，国防部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等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会议每天早晨9点30分举行，发布当天的官方战事信息。像休斯一样，兰登也把他的工作当成一场战斗，他称之为“信息战”。2001年10月底，休斯和兰登一起创建了一个名为“联合信息中心”（CIC）的机构。该机构人员由华盛顿、伦敦和伊斯兰堡的信息战专家组成。他们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对反美新闻进行回应的快速反应网络，这其实就是把休斯在奥斯汀的快速传真系统推向全球。这是她告别前留下的成果。
和卡尔·罗孚，也包括约翰·兰登一样，卡伦·休斯喜欢把媒体信息做得简单化。事实上，这正是她作为总统的公关顾问时的一个标志。她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辩论的主题浓缩为几个感情色彩浓厚的词：罪恶对美好，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这些做法很简单，但是却极度不民主。回顾休斯的职业历程，不能不怀恋1977年的休斯顿。当休斯事业起步之时，到处都是争论。争论是粗暴的，但很容易区分出参加争论的人。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人占据了城市的一边，菲利丝·施拉夫利的朋友们聚集在另一边。反对《平等权利法案》通过的人，不假装喜欢该法案。至今，施拉夫利们还这么做，卡伦·休斯是这方面的行家。
2002年离职时，政府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一个“打手”了。总统已经宣布国家正进行一场不确定的战争。记者们乐意按照要求去做。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执行编辑和主持人丹·拉泽尔（Dan Rather）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他来做决定，你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国人，说让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他是下命令的。”此外，休斯并没有离开她的工作，她只是离开了华盛顿。正如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上的文章中指出的：“所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离开白宫回到德克萨斯老家和家人在一起，这种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米勒计算出的结果：“米勒为小布什工作的10年里，做了120％的工作，得到的只是最高不到12万美元的工资。现在，她将要的只是和千百个有同样成就的职业母亲一样的梦，尽管不如从前的工作引人注目，但是只要做一般的工作，就能拿到10倍的回报。这个算术谁都会算。”
不过，休斯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典型的职业母亲。她拿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笔数目不详的定金，一些报酬很高的演讲合约，还有一份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维京…企鹅（Viking Penguin）出版公司的出书合同。在她大肆宣扬“离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卡伦·休斯根本没有离开的征兆。她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是Karen@Georgebush，据她的同事马克·麦金农说，她目前每周仍在华盛顿工作三天。从2002年8月起，白宫建立了一个“白宫伊拉克小组”（WHIG）来协助协调进攻伊拉克的战略。在参加每周在白宫定期召开的例会的人中，包括了卡尔·罗孚，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ezza Rice），玛丽·马特林（Mary Matalin），还有卡伦·休斯。2002年底，她被安排到总统大选活动中。
毕竟，共和党又在担心女性选民的投票问题。2002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康尼（John Cornyn）在达拉斯县的投票中遇到了来自温和派选民的麻烦。休斯接手了康尼的选举工作。在中期选举前，每一个参议院席位都至关重要。休斯为康尼做宣传，并且先后在夏威夷、艾奥瓦、南达克他、新泽西、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俄亥俄以及佐治亚建立了资金募集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位作家解释说：“是卡尔·罗孚的政治运作需要她去那些地方。”
休斯为密苏里的吉米·塔兰特（Jim Talent）和明尼苏达的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做竞选工作，这两个人都获得了胜利。他们击败的分别是，全国妇女组织大力支持的简·卡纳汉（Jean Carnahan）以及取代保罗·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成为进步核心组织领导人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2003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了多数席位。但是另一场选举迫在眉睫。种种迹象显示，白宫未雨绸缪：休斯被重新召回华盛顿，为布什准备2003年国情咨文讲话。在演讲的前一天，休斯在周日的电视节目上露面，跟随总统走出教堂。当国会议员们在演讲之夜涌入仪式大厅时，休斯的身影出现在楼厅里，注视着整个过程。6个月后，失业率飙升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总统的支持率再度滑坡。2003年8月，布什的支持率下降到53％，接近“9·11”事件前的水平。会众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以及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支持现任总统。
卡伦·休斯曾经说过：“关于我退休的谣言完全是夸大其辞。”
相信她。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1）
每天，赵小兰经过她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历史。劳工部的办公大楼就是以推动《公正劳动标准法案》的女性的名字命名的，此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女阁员。作为同样是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is Perkins）也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而且反对美国范围内任何“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的观念。
她出身于缅因州一个富裕的共和党家庭，她被职业女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纽约移民工人的生活所触动。
1911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正在华盛顿广场附近喝茶，突然听见救火车呼啸而过。珀金斯跑出门去，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妇女们在车间拥挤的人群中被践踏，从工厂建筑顶层跳下而死，共有146名纺织女工死于连衣裙厂大火。“这深深地灼痛了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提醒我永远不能忘记为什么要花毕生经历去争取工作条件，不让这个悲剧重演。”珀金斯写道。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她为劳工部长（事实上，罗斯福总统是在总统夫人埃莲诺的恳求下做出的这个决定）。
威尔逊说，《公正劳动标准法案》以及整个劳工部都过时了，已经成为了雇主和整个产业的负担。他声称，“工人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以及现行法律和规定允许的补偿”。现在威尔逊是赵小兰下属的劳工部劳工标准局的副局长。多年以来，赵小兰通常使用“亚洲人”、“妇女”、“移民”和“华裔美国人”这些词，如今也泛泛地使用“工人”一词了。
她不是工人和工人生活的专家，但并不妨碍她推进有关工人和工人生活的政策。她也不是种族和性别问题的专家，但从来没有停止她反对人权的言论。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沃兹·考夫包装公司诉安东尼奥案”（Wards Cove Packing pany v。 Antonio）的判决中表明了立法的需要，赵小兰还是反对1991年的民权法案，并说这损害亚裔美国人的利益。在此案的判决中，一位法官的不同意见称，在鲑鱼包装厂工作的菲律宾移民工人遭受了“种植园奴隶式”的对待。赵小兰公开反对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比尔·拉恩·李（Bill Lann Lee）对民权的确认，因为后者曾经积极倡导“赞助性行动”。在十多年时间里，她一直和右翼势力合作。右翼势力利用她自己的成功，来打击贫穷的移民以及其他不成功的少数民族。如果说赵是一个模范，那么她就是“少数民族模范”神话的典范。
如果亚裔美国人能够做到，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其他人都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这样说起来，就不需要搞社会改革，不需要赞助性行动，不需要劳动条例，以及反歧视的法律。这就是美国企业学会，传统基金会，赵小兰以及查维兹等人的立场。美国企业学会的学者查理·莫瑞（Charles Murray）走得更远。在他的书《钟型曲线》中，莫瑞宣称，由于基因的不同导致少数种族处于社会底层。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亚裔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剥削的伤害。几个世纪以来，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来自菲律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移民，都被用来分化其他亚洲人、其他民族或种族群体，特别是贫穷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种种障碍，据说“亚裔”克服了障碍，老布什总统说：“我想起了赵小兰。”第一公子说：“她的故事充分证明了依靠勤奋工作的美德能够取得成功。”
赵小兰被说成是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