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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只是在性与社会方面的受压抑者的想像“需要从根本上被修正”（1985：3）。相反，她坚持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尚与当时的女性美的观念有关，在这种女性美的观念中，肉感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1985：3），因此在这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认为的更多的延续性。孔茨尔（1982）比这种说法更进一步，他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穿紧身胸衣并非她们的奴从地位的象征，相反，那时候凡穿束紧腰围的外衣的女性都在性和社交方面具有强烈的自信。孔茨尔和斯蒂尔两人都把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看作是积极的主体并都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穿着为依据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尽管斯蒂尔不赞同孔茨尔用束紧腰围的外衣来做例证从而将这种外衣和当时对紧身胸衣的盲目崇拜混为一谈，她认为孔茨尔在这里也同样犯了夸大性欲效应的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凡勃伦关于女性和服装之关系的考察，即使曾经盛行一时，现在也已经成为过去了。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随着女性进入职业领域，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生产/消费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发生了转换，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和消费领域。随之而来的转换还有与女性衣着有关的事物。就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演员和拿工资的人一样，职业女性也已经不再是“‘男人’的财产”了，而她的衣着也不再和展览替代性的闲暇有关了。女性进入正式的职业领域，其结果就导致了另一种女性服装的出现：它也许“不合适”但确实是讲究“合理”，至少其主要目的是让女性能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不再为繁缛的故意强调女人味道的服装所牵累。
尽管凡勃伦的观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也提供了一个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例证，它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其他一些研究时尚的理论家的著作中找到凡勃伦观点的痕迹。正如威尔逊（1985）所指出过的，一般说来，凡勃伦的论点很少受到来自其他的时尚研究者的挑战。这也许和如下的事实有关：凡勃伦毕竟是当时极少数几个认真对待时尚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对凡勃伦著作的一种同情的解读来自贝尔的著作（1976），尽管贝尔在他的分析中很少提供有关时尚的否定性描述，他也绝不谴责时尚是丑陋或非理性的。类似的论辩还可以在博德里德（1981）的著作中看到，博德里德说：
时尚在全然无视美的基础上不断地捏造着“美”，其方法就是把美化约为它在逻辑上的对等物即丑。时尚可以强迫人们相信那些最离奇、最无用、最荒唐的东西是最有特色的东西。这正是时尚的成功之处：它按照比理性更深刻的非理性的逻辑将非理性合法化并强加于人。（1981：79）
威尔逊不同意凡勃伦和博德里德把时尚看作是徒劳浪费和愚蠢无益。在谴责时尚的时候，凡勃伦假定世界应该围绕实用的价值来运行；在他看来世界应该是一个“不容任何非理性和非实用之物立足”的地方（威尔逊1985：52）。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凡勃伦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对时尚变化的起因的探索。凡勃伦认为时尚之所以变动不居是人们想丢弃丑而发现美，这在威尔逊看来就太过简单化与决定论了。凡勃伦之认定时尚切于实用是想由此为时尚本质上的无用、无必要和非理性开脱，但他这样一来就不能看到时尚在本质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正像他也未能看到时尚所提供的愉悦一样。博德里德的情况也是如此，按威尔逊的说法，正如凡勃伦一样，博德里德“未尝措意于时尚的矛盾性以及时尚带给人们的愉悦”，因此他也犯了“过分简单化和过分决定论的错误”（1985：53）。再者，博德里德对消费本身的攻击是极端虚无主义的，这种攻击实际上将人看成了在“毫无缝隙的压制之网”中徒劳挣扎的无望的个体。
起因也是困扰其他几个研究时尚和衣着的古典学者的一个问题。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开始他们的研究之初都喜欢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似乎“非理性的”衣着系统？时尚为什么总是那样变动不居？许多理论家倾向于用时尚系统本身固有的某种逻辑来解释时尚变化的动力。在种种解释框架中，有三种学说的影响力特别大：仿效说或“滴入说”（trickle…down）；时代精神说；还有“移动的性感部位说”。所有这三种理论都试图用单一的力量来解释的发生与变化，因此都是很有问题的。在探索时尚的“起因”时，它们都犯了简单化和机械决定论的错误。
凡勃伦和西美尔是提出时尚起于仿效说的两个著名学者，按照这种理论，风格起源于社会的等级化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一部分精英阶级率先采用了有特色的服装风格；然后，下层阶级为了竞争精英阶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采用那种有特色的服装风格，时尚因此就从上层精英阶级“滴入”下层。等到某种服装风格普及到工人阶级的时候，精英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优越性和特殊的社会地位，就转向开发别的风格，时尚因此就发生不断的转移。乔治·西美尔（1971）指出，时尚表达了千篇一律的制度性与人各有己的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同一性的矛盾的愿望。按照西美尔的说法，选择极端与新颖的服装风格是精英阶级将自己与社会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一种手段，但是，鉴于他们高尚的社会地位，精英阶级选择穿着的衣物就很自然地变成其他阶级所向往的并且迅速为低于精英阶级的社会其他阶级所仿照以便争夺精英阶级的那种社会地位。风格一旦“滴入”到下层阶级，它就不再能够帮助精英阶级突现他们“高高在上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们才不得不转而采用通常是更加极端的其他的风格以维持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这种摆动不已的节拍就使得时尚具有了它的不断翻新的逻辑。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12节 对于衣着和装饰品的理论解释（2）
仿效说还受到其他一些理论家们的攻击（坎普贝尔1989，帕廷顿1992，波尔希默斯1994，威尔逊1985）。劳斯（1989）大致勾勒了对这种理论的三种主要的批评：第一，时尚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底层阶级开始穿富人的衣服；第二，一直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时尚起初是从工人阶级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发展出来，比如黑人青年的打扮现在就已经变得相当流行了；第三，“滴入说”有赖于富人穿某种风格的衣服此后才被底层阶级看中这之间的一个时间差，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天服装行业的极度高产，就不会再发生那样的时间差了。帕廷顿（1992）在她对工人阶级妇女和1947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以宽摆长裙为特征的女式时装新样式（Dior’sNewLook）的研究中更加尖锐地批评了仿效说。她认为工人阶级的妇女并不仿效这种上流社会妇女的服装新样式，她们只是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这种新样式，这不是“水往低处流”或“正牌”货色毫无创意的翻版。麦克拉肯（1985）就已经试图重新评价仿效模式，即通过考察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来更新这一理论。他的研究着眼于职业女性和从事商业的女性对男性商务人员的西装外套的仿效。他认为这种新型职业女性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地位，为了获得这种地位，她们就刻意仿效长期以来认为只适合于从事商务的男性的外形设计。为了发展他的这一套理论，他不得不“证实”当妇女们开始穿这样的衣服时那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群（男性）现在就改变其服装风格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麦克拉肯拿不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观点。不过，问题主要在于，作为解释服装的一种理论模式的仿效说太流于机械论也太过简单化了（我们在第三章与第七章将进一步讨论仿效说及其问题）。
另一些作者借用“时代精神说”来回答时尚为什么总是那么变动不居的问题（参见迪切尔1985）。这种理论认为，时尚会对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这就是导致时尚变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对风格的一种解释，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据就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比如在1930年代裙子的底边离地高度就有所下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比如在1960年代又有所上升。在这种理论中，战争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出去做工在人数上就大大超过从前，许多人由此就认定这是这一社会现象导致了从前流行的紧身胸衣和长裙的被抛弃；也正是运用这种解释框架，许多论者将1947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以宽摆长裙为特征的女式时装新样式说成是1950年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性化影响之后，这种新式服装使妇女们变得更加具有女人味并更加具有装点门面的意味了。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它把时尚想得太简单了：正如威尔逊所指出的，“这样的一些描述太显而易见因此不可能全是真的，而它们未能描述的历史则要复杂得多”（1985：46）。1947年的女式时装新样式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比如贝尔（1976）就认为，费雯丽在电影《飘》中所穿的服装就先期具有了战后Dior的新样式。由理查松与克罗伯进行的对于从1600年代到1930年代妇女时尚的定量研究（1973），或许是建立时尚变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的最花力气的一次努力了。在考察这三个世纪里时尚图版时，他们竟然找不到结论性的证据来说明社会变化影响了女性剪影的任何具体维度。正如贝尔所说，衣着经常并不能折射社会的气候：虽然我们可以为某一些时期的服装与社会变化建立某种关联，但这种关联“也并非机械的起因”（1976：102）。如果我们硬要把时尚的变化和社会政治运动钉在一起的话，我们将总会发现一些超出这种规则的例外，因为时尚的变化穿行于所有这些道路。贝尔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让“时代精神说”放手去解释时尚变化的规律，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超自然的假说，一种形而上学的臆说而非符合社会实际的科学研究。
回答时尚何以变动不居的第三派理论致力于解释妇女的时装为什么变化得那么频繁。拉弗（1969，1995）认为，有一种统治妇女时装的单一的规则，叫做“勾引原则”：女性时装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增强女性对于男子的性的吸引力的。在另一方面，男人的服装就不像女人的服装那样频繁地变化，统治男性服装的最高原则是“等级制原则”：男性服装本来是为了增强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拉弗用“移动的性感部位”的理论来解释女性时装的频繁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女性时装展示女性身体的不同部位，但是，为了让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始终保持在亢奋状态，女性时装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强调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转移。因此，他举例说，1920年代，男人对于女性大腿的强调感到厌倦了，在1930年代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女子的背部，而这就引起了妇女时装相应的转移。
正如许多作者所证实的（贝尔1976，霍兰德1994，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1978，劳斯199，斯蒂尔1985，1996，威尔逊1985），在衣着与性欲之间确实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威尔逊就认为，“很显然，衣着肯定和性欲有关联，这种假说是毋庸置疑的”（1985：91）。甚至在很少穿衣服的社会，在节庆里收拾收拾通常也是为了增强性的吸引力。人们对衣着的膜拜，正如我在第六章将要详细论述的，也证明了衣着有能力刺激性欲；所以在西方，许多款式的服装——比如紧身胸衣以及与橡胶和皮革混合缝纫的纺织品——就一直和性有密切的关联（孔茨尔1982，威尔逊1985，波尔希默斯1994，斯蒂尔1985，1996）。不过，虽然在服装与性欲之间有着无可怀疑的关联，但是像拉弗那样（1969）将性欲视为女性时装的原动力，也是不妥当的。正如威尔逊所说，确定服装展示那一个性感地带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裤子就可以显示双腿或臀部吗？”（1985：92）她还认为，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妇女的服装比如她们工作时穿的衣服恰恰是要“捂住”而不是强化她们身上的性感地带，这就说明色情与炫耀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时尚。波尔希默斯和普罗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