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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先生：既然一个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个戈比，那么一个半卢布该收您十五个戈比，先付一个月的利息。上次那两个卢布也照这样计算，该先收您二十戈比。这么说，总共是三十五戈比。现在您这块表，总共还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这不是，请收下吧。”
“怎么！现在就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正是这样。”
年轻人没有争论，接过了钱。他瞅着老太婆，并不急于出去，似乎他还想说点儿什么，要么是做点儿什么，但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也许，就在这几天里，我还要给您拿一样东西来……银的……很精致的……烟盒……只等我从朋友那里取回来……”他发窘了，于是住了声。
“好，到那时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妹妹不在吗？”他到前室去的时候，尽可能随随便便地问。
“先生，您问她干什么？”
“啊，没什么。我不过这么问问。您现在真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从屋里出来时已经十分心慌意乱。这不安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下楼时他甚至有好几次停了下来，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突然吃了一惊。最后，已经到了街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
“噢，天哪！这一切多么令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这是无稽之谈，这是荒谬绝伦！”他毅然决然地加上几句。
“难道我的头脑里会出现这样可怕的想法？我的良心竟能允许干这种肮脏的事情！主要的是：肮脏，卑污，恶劣，恶劣！……
而我，整整一个月……”
但是他既不能用言词、也不能用感叹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与不安。还在他刚刚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就开始使他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极端厌恶的心情，现在已经达到这种程度，而且变得十分明显，以致他不知该躲到哪里去，才能逃避自己的忧愁。他像喝醉了似地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见路上的行人，老是会撞到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另一条街上。他环顾四周，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要进酒馆，得从人行道顺着楼梯往下，到地下室去。就在这时，恰好从门里走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顺着楼梯爬到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想多久，立刻就下去了。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感到头昏，加以火烧火燎的干渴正在折磨着他。他想喝点儿冰冷的啤酒，而且他把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归咎于饥饿。他坐到又暗又脏的角落里一张发黏的小桌旁边，要了啤酒，贪婪地喝干了第一杯。立刻一切都消失了，他的思想也清晰了。“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他满怀希望地说，“这儿没有什么可以感到不安的！只不过是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病态！只要一杯啤酒，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瞬间就变得坚强起来，思想清楚了，意向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但尽管他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他却已经高兴起来，仿佛突然摆脱了某种可怕的沉重负担，并且目光友好地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不过就是在这时候，他也隐隐约约预感到，这种一切都往好处想的乐观态度也是一种病态。
这时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除了在楼梯上碰到过的那两个醉鬼，又有吵吵嚷嚷的一群人跟着他们走了出去，他们这一伙约摸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带着一架手风琴。他们走了以后，变得静悄悄、空荡荡的。剩下的人中有一个已经醉了，不过醉得并不厉害，坐在摆着啤酒的桌边，看样子是个小市民；他的同伴是个胖子，身材魁梧，穿一件竖领打褶的细腰短呢上衣，蓄一部花白的大胡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正坐在长凳上打瞌睡，有时突然似乎半睡半醒，伸开双手，开始用手指打榧子，他并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上身却不时往上动一动，而且在胡乱哼着一首什么歌曲，竭力想记起歌词，好像是：
整整一年我和妻子亲亲热热，
整——整一年我和妻——子亲亲——热热……
要么是突然醒来，又唱道：
我去波季亚契大街闲逛，
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婆娘……
但谁也不分享他的幸福；他那个沉默寡言的伙伴对这些感情爆发甚至抱有敌意，而且持怀疑态度。那儿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好像是个退职的官吏。他面对自己的酒杯，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有时喝一口酒，并向四周看看。他似乎也有点儿激动不安。
！
二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惯于与人来往，而且正像已经说过的，他总是逃避一切交际应酬，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但现在不知是什么突然使他想跟人接触了。他心里似乎产生了某种新想法，同时感到渴望与人交往。整整一个月独自忍受强烈的忧愁，经受心情忧郁紧张的折磨，他已经感到如此疲倦，因此希望，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喘一口气，随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可以，因此尽管这里肮脏不堪，现在他还是很高兴待在小酒馆里。
酒馆的老板待在另一间屋里，不过常从那儿走下几级台阶，进入这间主要的店堂，而且首先让人看到的总是他那双有红色大翻口、搽了一层油的时髦靴子。他穿一件腰部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油迹斑驳的黑缎子坎肩，没打领带，满脸上似乎都搽了油，就像给铁锁上油一样。柜台后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还有个年纪更小的男孩子，有人要酒时，他就给送去。摆着切碎的黄瓜，黑面包干，切成一块块的鱼；这一切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又闷又热，坐在这里简直让人受不了，而且一切都渗透了酒味，似乎单闻闻这儿的空气，不消五分钟就会给熏得醺醺大醉。
有时会碰到这样一些人，我们和他们甚至素不相识，但不知怎的，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却突然一下子，刚一见面就引起我们的兴趣。那个坐得稍远、好像退职官吏的客人，就正是让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以后这年轻人不止一次回想起这第一次印象，甚至认为这是由预感造成的。他不断地打量那个官吏，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人也在一个劲儿地瞅着他，而且看得出来，那人很想开口跟他说话。对酒馆里其余的人，包括老板在内，那官吏却不知怎地似乎早已经看惯了，甚至感到无聊，而且带有某种傲慢的藐视意味，就像对待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都很低的人们那样，觉得跟他们根本无话可谈。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鬓有白发，头顶上秃了老大一块，由于经常酗酒，浮肿的黄脸甚至有点儿发绿，稍微肿胀的眼皮底下，一双细得像两条细缝、然而很有精神、微微发红的小眼睛炯炯发光。但他身上有某种很奇怪的现象；他的目光里流露出甚至仿佛是兴高采烈的神情，——看来，既有理性，又有智慧，——但同时又隐约显示出疯狂的迹象。他穿一件已经完全破破烂烂的黑色旧燕尾服，钮扣几乎都掉光了。只有一颗还勉强连在上面，他就是用这颗钮扣把衣服扣上，看来是希望保持体面。黄土布坎肩下露出皱得不像样子、污迹斑斑的脏胸衣。和所有官员一样，他没留胡子，不过脸已经刮过很久了，所以已经开始长出了浓密的、灰蓝色的胡子茬。而且他的行为举止当真都有一种官员们所特有的庄重风度。但是他显得烦躁不安，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有时神情忧郁，把袖子已经磨破的胳膊肘撑在很脏而且黏搭搭的桌子上，用双手托着脑袋。最后，他直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高声而坚决地说：
“我的先生，恕我冒昧，不知能否与您攀谈几句？因为虽然您衣著并不考究，但凭我的经验却能看出，您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常喝酒。我一向尊重受过教育而且真心诚意的人，除此而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①呢。马尔梅拉多夫——这是我的姓；九等文官。恕我冒昧，请问您在工作吗？”
①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制订“等级表”，所有文武官员分为十四等，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九等文官相当于大尉。
“不，我在求学……”青年人回答。他感到惊讶，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方说话的语气特别矫揉造作，也由于他竟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和他说话。尽管不久前有那么短暂的瞬间他想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往都好，但当真有人和他说话时，才听到第一句话，他就又突然感到厌恶和恼怒了，——对所有与他接触、或想要和他接触的人，通常他都会产生这种厌恶和恼怒的心情。
“那么说，是大学生了，或者以前是大学生！”官吏高声说，“我就是这样想的！经验嘛，先生，屡试不爽的经验了！”并且自我吹嘘地把一根手指按在前额上。“以前是大学生，或者搞过学术研究！对不起……”他欠起身来，摇晃了一下，拿起自己的酒壶和酒杯，坐到青年人旁边，稍有点儿斜对着他。他喝醉了，不过仍然健谈，说话也很流利，只是偶尔有的地方前言不搭后语，而且罗里罗唆。他甚至那样急切地渴望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交谈，好像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人说过话似的。
“先生，”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开始说，“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尚气度，在赤贫的情况下，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做不到。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里清扫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而且这是公正的，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我自己首先就准备凌辱自己。于是就找到了酒！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太太让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痛打了一顿，不过我太太可不是我这种人！您明白吗？对不起，我还要问您一声，即使只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您在涅瓦河上的干草船①里过过夜吗？”
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里是彼得堡无家可归者过夜的地方。
“没有，没有过过夜，”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斟了一杯酒，喝干了，于是陷入沉思。真的，他的衣服上，甚至连他的头发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粘在上面的一根根干草。很有可能，他已经五天没脱衣服，也没洗脸了。尤其是一双手脏得要命，满手油垢，发红，指甲里嵌满黑色的污泥。
他的话好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说这注意也是无精打采的。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子吃吃地笑起来。老板好像故意从上面的房间里下来，好来听听这个“逗乐的家伙”在说什么。他坐到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懒洋洋地、但神气十足地打着呵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早已是这儿大家都熟悉的人了。而且他爱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大概是由于他习惯经常和酒馆里形形色色素不相识的人谈话。这种习惯对有些酒鬼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主要是他们当中那些在家里严受管束、经常受到压制的人。因此他们在同样嗜酒如命的这伙人中间，才总是力图为自己表白，仿佛是设法给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试图博得别人的尊敬。
“逗乐的家伙！”老板高声说。“可你干吗不去工作，干吗不去办公，既然你是个官员？”
“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住话茬说，这话是单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的，仿佛这是他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办公吗？难道我自轻自贱、徒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自己不觉得心痛吗？一个月以前，当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动手打我妻子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不感到痛苦吗？对不起，年轻人，您是不是有过……嗯哼……虽然明知毫无希望，可还是不得不开口向人借钱？”
“有过……毫无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事先就知道这绝不会有什么结果。喏，譬如说吧，您早就知道，而且有充分根据，知道这个人，这个心地最善良、对社会最有益的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借给您。因为，请问，他为什么要给呢？不是吗，他明明知道，这不会还给他。出于同情心吗？可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这个经常留心各种新思想的人，不久前解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科学也不允许有同情心，在有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