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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的意见是，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嗯，连鞋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和——和咖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直到最后一片面包，都得靠您；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募捐的时候，照我个人的看法，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可以这样说吧，不幸的寡妇，而只有，譬如说，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
②一种葡萄酒。
“我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才这样……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她很想办酬客宴，请大家来，悼念……她很懂事。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我非常，非常，我会非常……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上帝会保佑您的……孤儿们也……”
索尼娅没有说完，就哭起来了。
“的确如此。嗯，那么请您记住；现在，为了亲人们的利益，作为开端，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我非常、非常希望，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您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说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递给索尼娅。索尼娅接过了钱，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很快站起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心情激动，疲惫不堪，回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
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等索尼娅走后，他突然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
“我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是高尚的，也就是，我想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这我看见了！虽说，我得承认，按原则来讲，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反而会助长罪恶，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是的，是的，对这件事，我很喜欢。”
“嗳，这全都是胡扯！”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心情有些激动，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列别贾特尼科夫。
“不，不是胡扯！一个像您这样，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受了很大委屈的人，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一个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然而……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彼得·彼特罗维奇，何况，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噢！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非常妨碍！譬如说吧，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又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这门亲事，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有什么用处呢，最高尚、最亲爱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好，您要打我，那就打吧，不过我很高兴，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为您没受婚姻约束，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我感到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为了我不想在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卢任才这样说。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陷入沉思。
“孩子吗？您提到了孩子吗？”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浑身颤动了一下，“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我同意；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我坦白地对您说，对这个问题，我不在行。这是丑恶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①，在未来的辞典中，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多么荒谬的见解！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绿帽子？多么荒诞！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合中，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可以这么说吧，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是对它的抗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反抗！’您在笑？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见鬼，我理解，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可是，要知道，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当大家自由结合，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她是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而且觉悟那么高，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有时我梦想，如果让我嫁了人，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也罢，合法结婚也罢，反正一样），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这样对她说，‘我爱你，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我说得对吗，对吗？……”
①指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这几行诗句：
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
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
满意午餐，也满意自己的妻子。
（第一章十二节）。
彼得·彼特罗维奇听着，在嘿嘿地笑，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他当真是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就连列别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搓着手，陷入沉思。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回想了起来……
！
二
很难确切说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不大正常的头脑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要办一次毫无意义的酬客宴。真的，为办酬客宴，差不多花掉了从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到的二十多卢布中的十个卢布，而这笔钱其实是为了安葬马尔梅拉多夫才送给她的。也许，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认为自己有责任“好好地”追悼亡夫，让所有房客，特别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知道，他“不仅完全不比他们差，而且，也许要比他们强得多”，让他们知道，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在他面前“妄自尊大”。也许，这儿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穷人们那种特殊的自尊心，由于这种自尊心作祟，许多穷人都是尽最后努力，把积攒下来的最后几个戈比都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人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礼仪上了，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比别人差”，也为了不让那些别人“指责”他们。很有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在她似乎已被世界上所有人抛弃了的时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让所有这些“卑微和可恶的住户们”看看，她不但“会生活，善于接待客人”，而且她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是为了来过这种穷日子的，她是在“一个高贵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上校家庭里”给教养成人的，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擦地板，每天夜里洗孩子们的破旧衣服。这种自尊和虚荣有时也会在最为贫困、完全给压垮了的人们心中突然爆发出来，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愤懑的、无法抑制的需求。何况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还不是一个给压垮了的人：她本来是会让环境给完全压垮的，但是要在精神上压垮她，也就是使她畏惧，征服她的意志，却决不可能。此外，索涅奇卡说她的精神不正常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不错，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这么说，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最近这一年来，她那可怜的头脑的确受了太多的折磨，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损害。据医生说，肺病急剧恶化也会使神经功能发生紊乱。
酒的数量和品种都不多，也没有马德拉酒：这是夸大其词，不过酒是有的。有伏特加、糖酒，里斯本葡萄酒，质量都十分低劣，数量却相当充足。吃的东西，除了蜜粥，还有三、四道菜（顺带说一声，还有煎饼），所有东西都是从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厨房里送来的，此外，还一下子生了两个茶炊，那是准备饭后喝茶和兑五味酒用的。所有东西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亲自采购的，有一个不知为什么住在利佩韦赫泽尔太太这里的、可怜的波兰人帮着她，他立刻同意供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差遣，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一个早上，他一直拼命东奔西跑，累得气喘吁吁，好像竭力想让人注意到他特别卖力。为了每件小事，他时刻不停地跑去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甚至跑到商场去找她，不停地管她叫“少尉太太”，最后他简直让她觉得烦死了，尽管起初她曾说过，要不是有这个“自愿帮忙的好心人”，她可要完全累垮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性格特点就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她总是赶紧用最美的语言大加称赞，有人甚至会被她吹捧得怪难为情，她会无中生有，用种种虚构的事实往人脸上贴金，而且自己对这一切都完全真诚地深信不疑，后来却突然一下子失望了，跟人家决裂了，对人家横加侮辱，把那个仅仅几小时前还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粗暴地赶出去。她天生是一个爱笑、乐观、对人友好的人，但是由于接连不断的不幸和挫折，她变得那样狂热地希望和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过得很愉快，而且不许他们过另一种生活，以致生活中稍有一点儿不和谐，遭受到什么最微不足道的挫折，都几乎会使她立刻发疯，刚刚还存有最光明的希望，浸沉在最美的幻想之中，转瞬间就会诅咒命运，不管抓到什么，都会把它撕碎，随手乱扔出去，还用头往墙上撞。不知为什么，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也突然受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异乎寻常的尊敬，唯一的原因也许是，着手办酬客宴的时候，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全心全意地决定帮着她张罗一切：她给摆好桌子，拿来桌布、碗、碟以及其他东西，还在自己的厨房里准备饭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要去墓地，于是把一切都托付给她，让她全权处理。真的，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桌上铺了桌布，甚至相当整洁，碗碟、刀叉、酒杯、玻璃杯、茶杯，一应俱全，当然啦，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各个住户那里借来，东拼西凑的，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然而一切都按时摆妥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觉得，事情做得很出色，迎接从墓地回来的人们时，甚至有点儿自豪，她穿得十分漂亮，戴一顶系着黑色新纱带的包发帽，穿一件黑色的连衫裙。这种自豪感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为什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却很不喜欢，心想：“真的，好像少了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别人就不会摆桌子开饭似的！”她也不喜欢那顶系上了新纱带的包发帽：“这个愚蠢的德国女人这么神气，说不定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房东，是她大发善心，这才同意帮助穷苦的房客吧？大发善心！这倒要请教了！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爸爸是位上校，差点儿没当上省长，有时他家里大宴宾客，一请就是四十个人，像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样的人，或者不如说，像柳德维戈芙娜这样的人，连厨房都不会让您进……”不过她决定暂时不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虽说她已暗暗拿定了主意，今天一定得制服这个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让她记住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的话，天知道她会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人；但暂时只是对她相当冷淡。另一件事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感到气愤：除了总算按时赶到墓地的那个波兰人，邀请过的其他房客，几乎谁也没去参加葬礼；来赴酬客宴的，也就是说，来吃下酒菜的，都是住户中最无足轻重的穷人，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经喝醉了，真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货色。房客当中几个较为年长和比较庄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