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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摇那炮弹，看在上帝的分上，”麦考尔大声吼道，“会把上面的导火栓引发的。”
那俄国人扔下炸弹，飞一般地跑出公园，仿佛在被泼妇追赶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回国了。
实际上，外交部那种不大愿意给予支持的态度是远近闻名的。我们多次要求驱逐我们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挥间谍的俄国人，可外交部负责英苏关系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决我们的案子。我间或也参加北方司的这类会议，就某些俄国外交官已经干了些什么作技术上的汇报。会议总是遵循一个模式：军情六处的代表总是反对搞驱逐，他们害怕莫斯科采取报复；外交部则害怕破坏即将举行的重要的裁军谈判或者害怕影响一笔即将成交的贸易谈判，所以他们总是要喋喋不休地权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扬从那富丽堂皇的委员会办公室出来时，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高远点儿。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第十章
“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 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 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0 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
一九六0 年三月，“狙击手”忽然寄来了一份有关“兰布达二号”的进一步的情报。这个“兰布达二号”似乎姓休伊顿。据“狙击手”推测，他是回到伦敦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被苏联人发展为间谍的，进而从事非法活动。与“狙击手”上述情况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顿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兰城水下武器集团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华沙呆过，那是在他加入海军情报局以前。当D 处到军情五处档案室查核霍顿的档案时，他们便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霍顿的名字已经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曾对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过，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与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还说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并经常到伦敦会见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另外，霍顿在花园的草棚里还藏有许多金钱。
那位安全官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军部安全局，并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霍顿被抛弃的妻子大概在诬告丈夫。海军部把这份报告转给军情五处的C 处，后来这个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韦格的青年官员负责。韦格到档案室查看了霍顿的档案，发现上述事件没有立案。于是这位官员得出结论，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员的判断并对霍顿的诬告进行了驳斥，然后他把这个案件向C 处的处长作了汇报。不久，处长给波特兰作了一个正式的答复：汇报调查结果。这个案件就这样了结了。
霍利斯和当时C 处的处长琼斯对有人指控霍顿是间谍一事非常尴尬。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辩护，案情就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是由波兰科即D 处二科负责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霍顿每个月总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吉到伦敦去一次。监视队对霍顿七月份伦敦之行进行了监视，他们发现霍顿在滑铁卢路同一位男子会晤并交给他一只旅行袋，然后又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车。根据目测，监视队判断他可能是波兰驻伦敦的一名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的牌照以后，他们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监视队又被派到波兰使馆附近，对那位波兰官员进行了重新核对。他们回来以后果然说，刚才他们弄错了。
朗斯代尔被严密地监视起来。朗斯代尔在沃尔杜尔街有个办公室，并在摄政王公园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楼里有一套房间。这两处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其实朗斯代尔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常常出国旅游，并向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们讨好献媚，而那些姑娘们所看重的则是他的金钱和仪表。
下一次霍顿和吉到伦敦来的时间是八月初。霍顿又与朗斯代尔会晤，这次是在老维多利亚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监视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溜近旁边的桌子偷听他们的谈话。朗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