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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土上自由合法的出行呢？我的Lucky 什么时候才是一条合法的导盲犬？”
2008年4 月23日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其中第一次将导盲犬提了出来。内容是：“第七章第五十八条 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导盲犬”终于出现在了国家法律里，但这句话是“导盲犬”的福音吗？中国“导盲犬”的路还有多长？
作为一条幸运的“导盲犬”，我从大连来到了北京，我在奥运首金获得者平亚丽身边，我和和她一样无奈，但我愿意陪伴她一起期待。
尾声 我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生了我。我是一个盲人的第一个孩子。
我长到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七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七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七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来。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伤悲的是，今年年初，不足六十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我家最疼弟弟的上两代人，都没有等到弟弟看见光明的一天。
可我还在等，还能等……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我有我的欢乐，我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更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一起床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乐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是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与大字报一起诉诸我的视觉之外，还可诉诸我的听觉。因为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汪，汪汪——”。但是那时候，人的叫声比狗大，所以“四眼”更有修养，像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于是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洒点尿。大人告诉了，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还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一叫，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那几年，单位里的职工分成了两派斗，但是“四眼”并不歧视被斗争对象。“大肚文生”是邢台来的员工，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大字报上有他的漫画像，他的身边是单位的“四眼”。我想，只有“四眼”做了“大肚文生”的同党而不至于被批斗。“四眼”是不是会令那些受迫害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光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很柔和而悲凉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你会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的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的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实在是一件很忙的事情，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了肉屑给它，但是它温顺的性格，漂亮的皮毛，实在不知道在我抚摩下给我带来过多少快乐。
突然，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却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的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就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视的父亲怎么就一定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了大学我在别一个城市，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们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兴起的一个“打狗热潮”，我的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很”。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战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风头过去，可能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个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后，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唯一的没有结婚的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整个学校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同事们纷纷到院子里，结果是两条狗“连”在了一起。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着奶奶，埋葬着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嚎啕的声音，穿透整座的太行，乡民们唏嘘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
带着这个牵挂，在埋葬完母亲不久，我回到北京。这个时候我接了写作一本书的任务，是关于导盲犬的。交给我任务的是我在《华夏时报》的老领导、现在盲文出版社的社长张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好，但是我愿意去了解，也借此驱散沉重的太行山压在了心头的阴霾，毕竟母亲的去世使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伤悲。
我见到了王靖宇、王荔、李扬，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我采访了一群“小猪”和与日日他们同在的一群狗狗，我突然醒悟了过来：其实，我就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2000年，我写过一篇《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的长文章，讲述我在太行山的悲情往事。因为在我童年、少年时代，都是我拉着母亲上街，采购家里需要的东西，与亲戚走动也是我拉着母亲去。
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导盲犬”的概念，只有“盲杖”的概念。可是母亲是一生走没有用过一次盲杖的。因为有我，也因为她对自己周边的环境有充分的判断。
“盲杖”是在盲人手里的，盲人去不了的地方，盲杖一定也去不了。可是“导盲犬”不一样，它比“盲杖”多了主动性。可以替盲人做出判断。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的智商应该和“导盲犬”不差多少。
王靖宇很忠诚，具备做“导盲犬”的品质。但是我们熟悉了，我说，我比王靖宇更合适做“导盲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挑食，不吃自己没有吃过的东西，而王靖宇有尝试新鲜的嗜好，来者不拒。
其实，我就是一条合格的“导盲犬”，在我漫长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做了一条“导盲犬”能够做的一切。
刚开始采访的那天，在大连医科大学新校区的海边，面对碧波，宋雅楠讲述了基地和她自己的故事。她说：“盲人……盲人……”
我说：“我应该比你更了解盲人。”必要的停顿之后，我说，“我母亲就是一位盲人。”
“是吗？”小宋很惊讶，然后敏捷而热情地对我说，“在我们这里给她申请一条导盲犬吧！”
“她不需要了。”我把目光投向了大海，“我妈没了。”
可是，在对“导盲犬”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在离开大连的时候，向小宋征询意见，想为弟弟申请一条导盲犬。于是在大连，我拨通了太行山上弟弟的电话，我说，小宋提问题，你回答，申请一条导盲犬做你的伴侣吧！
于是弟弟口述了一张《导盲犬使用申请表》。我希望弟弟在太行山上独自行走的时候，有一条狗相伴。
有时候我想，假如有来生，我做什么？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想：就做一条“导盲犬”吧，为像我母亲，像我弟弟一样的人，做他们的另一双眼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