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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传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母亲早想废除它，但是没有成功。女仆室里摆着茶炊，让丫环们也喝喝茶。然后是主人一家喝茶（包括姑姑在内；平时她们喝茶是给她们“送到楼上去”的），同时分钱给孩子们，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戈比，两个姑姑各给每个孩子一个亮晃晃的五戈比铜币。晌午时分，“神甫们”来了，于是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便端出专供神甫们享用的食物，它的内容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间或也有人从邻村赶来祝贺本堂的节日，但是母亲本来就不好客，这一天更不用说，她简直恨透了这些客人，总是这样说他们：“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坏”。
特别感到苦闷的是孩子们。他们甚至看腻了教堂前的那些白闪闪的帐篷，以及在帐篷附近逛来逛去的乡村小伙子和姑娘们。午饭前，他们到园子里去，但是穿着节日的衣裳不能蹦蹦跳跳，因为万一跌个交，会弄脏“好”衣裳。因此，他们规规矩矩地迈着脚步，尽量不发出声响，免得一不小心，引起密切监视着他们的家庭教师的愤怒，以至剥夺饭后的散步权利。不过，这种事并不常见，因为在如此盛大的节日里，家庭教师自己也觉得应该宽宏大量一点。
终于吃完了午饭。这一天午饭很丰盛，而且全是新鲜食物；虽然照例由母亲亲自给孩子们分菜，但这一次大家分得同样一份，因此孩子们都吃饱了。吃完饭，孩子们喧闹着从饭桌旁站起来，巴不得立刻跑到集市去，花掉大人给他们的节钱，但是他们不得不等待好妈妈的允许，而她有时却好久都想不起该让他们出去玩儿的事。
渴望着的时刻终于到来，但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向教堂走去，不敢加快脚步，好妈妈冲着他们背影教训道：
“当心，别弄脏衣裳！六点以前一定要回来！”
帐篷里挤满了人。其中，两个帐篷里摆着各种好吃的零食，第三个帐篷里卖花布、缎带、针线等等。我们径直向阿凯依老头的帐篷走去。这位阿凯依向来是逢节必到，他知道家里不太娇惯我们，所以情愿少算我们几文。
主要的零食有：皱巴巴的发潮的黑李子干，同样皱巴巴、湿漉漉的白葡萄干，做成牛马或公鸡形状、贴着点点金箔的蜜糖饼干，甜角豆，蛀孔斑斑的核桃，咬上去毕剥作响的小醋栗，等等。我们贪馋地扑到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前。因为我们是五个人，我们的钱加在一起，数目相当可观，所以五分钟内，我们手里就捧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了。我们是多么贪馋地吞食着这些杂七杂八的零食啊！——不过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大节日里吞进我胃里去的东西时，我便会感到很不好受。
这一天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玩，因为怕庄稼汉的放荡作乐会损害我们幼小的心灵。但是歌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我们也远远地看到了盛装的少男少女们在街上跳环舞，以及男孩们玩羊拐子游戏的情景。我们把我们的不自由的生活同那些欢度节日的老百姓的短暂的自由加以比较，心里很羡慕他们。我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到村子里去。自然，我们并不是想跑到那边去参加农民的联欢（上帝保佑，别让札特拉别兹雷家的人参预到这种活动中去！），只是想看看热闹。
然而，真正的联欢并不在街头，而是在农民家里。农舍里，桌上摆着各种款待客人的食物，还有伏特加和家酿啤酒。人们特别殷勤款待费陀特村长，他醉得象团烂泥，由人扶着，从一家吃到另一家。总之，大家醉得稀里胡徐，放牛的竟让村子里的牲口闯进了主人的大院，喂马的把牛牵进了马厩。
晚上，母亲闩上门，坐在房里。嘈杂的人声从村子里传到她耳里，她不敢出去看看，因为她知道，她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放出去过节的丫环们先后回来了……一个个春风满面、兴高采烈。但她们立刻被人拉到各个小贮藏室里去，让她们在那里睡觉。母亲凭她敏锐的感觉猜到了这种举动的含义，因此，哦唷，哦唷，她那颗权力无边的地主的心象给扎了一刀似地难受！
临了，快到深夜十一点，嘈杂声渐渐平息，于是母亲派人到村子里去，察看各处的灯火是否熄灭。回报说平安无事，虽然有几起殴斗，但是谁也没打成残废，她这才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
节期的第一天结束了；明天，狂欢还将继续，但已经移到各个村庄去了。眼不见为净，主人的心至少可以减轻一点痛楚。
请读者原谅我讲了许多题外话，现在回过头来讲“好姑姑好姐姐”。
她们俩比我父亲年长，在他娶亲以前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在红果庄享有全权主人的权力。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虽然有她自己的庄园拐角村，离我们的庄园三十五俄里，但是那里的宅子破旧而且不舒服，特别是在冬天，简直没法居住。那时，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庄地没有分开，象祖父波尔菲利·格里果里奇①在世时一样，统一管理。父亲从全部庄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中，分给好姐姐少许的钱，供她们必不可少的花销。弟弟和姐姐相处得很和睦；姐姐甚至非常崇拜弟弟，向他问好时，总是深深地鞠躬，还亲吻他的手。
①按：祖父的父称，这里是格里果里奇，但后面提到他时，用的父称都是瓦西里依奇。谢德林写这本书时患着重病，全书完稿后不到三个月便逝世了，没来得及从头到尾检视一遍，以致未能改正这类疏漏。
从来没有人向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求婚，而且一般的说，也没有任何风流韵事能算在她的帐上。她长相丑陋，从小便很严谨，好象她早预料到自己要永远守住童贞似的。至于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她比妹妹生得标致，看来，她的青春决不是象妹妹那样风平浪静地度过的。至少，母亲就常常当着众人的面提到某个龙骑兵军官的事儿，借此刺痛好姐姐。这时，两个老姑娘面色苍白，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还小声地连连呼着：呸！呸！——仿佛在否认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连老父亲也忍无可忍，对母亲说：
“太太，你怎么没羞役臊！”
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村，您可以到那里去当家作主。我不是在你们府上做客，没吃你们一块面包。你们呢，我慈悲为怀，你们才能在这里一年到头都吃得饱饱的。因此，如果你们还想在弟弟家里住下去，就请你们放老实一点。至于您说的话，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我是不会忘记的……。
旧秩序便这样迅速地瓦解了。好姑姑和她们的好弟弟耳朵边嘀咕了一阵，也无可奈何。家奴们全都感觉出，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再是往日的那种忙乱，而是一只真正的主人的手，虽然暂时还显得稚嫩，没有经验，但已经看得出它将来要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力。虽然年轻的“女主人”仍旧跟丫头们一起唱歌玩儿，可是这种娱乐越来越少，最后，女仆室终于一片肃静，整日价的刺绣和编织花边的活儿代替了快乐的游戏。
两位好姑姑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第二天便派人送信到拐角村去，吩咐那边准备迎接女主人的归来。一个礼拜后，她们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
不用说，分手时行了最亲密的好亲属常有的告别礼。全家大小走到台阶上，好姐姐依礼吻遍所有的人，好弟弟为离去的好姐姐划十字祝福，说：“何必要走呢！”而对好姐姐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说：“这全是你，害人精！”最后，黄色大马车开走了。
唉！好姐姐们也太没有先见之明。她们离去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因此忘了在秋冬两季里，拐角村的庄园很难抵御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果然，还不到九月，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便给父亲写信表示后悔，恳求让她们来红果庄过冬。这时节，母亲在家里已经大权在握，不得到她的同意，父亲是不敢作主的。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