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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谢洪尼耶遗风 作者:谢德林-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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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农民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

  至于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几小块分散在边远省份的庄地,每地二十名农奴之外,在红果庄还有三百名劳役农奴。母亲的庄地(她自己挣来的)要大得多,总共约有三千名代役租农奴。母亲比较乐意购买代役租田庄。因为它们价钱贱,操心少,而且代役金的多寡又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随时增加。人们时常劝她把代役租农民改为劳役租农民,但是她对这类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这样办可能在农民当中引起严重的恐慌,况且这种主人眼睛顾不到的劳役生产恐怕只会招致损失,不会带来好处。她天生是个操心惯了的女人,一想到她必须听从旁人的善意劝告,她便会活不下去。我想,她所以根本不理睬所谓“主人们”的指点而我行我素,无非是想借此证明,在经营产业方面,她自有一种天生的稳妥可靠的本能。她凭借这种本能的指引,选派村里的首脑人物。她从当地农民中选出的总管们,大都是农民们早已纷纷在念叨的人。费陀特·加甫利洛夫被委派为红果庄的村长,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农民们的默许;她很善于窥察这种默许。

  但是我个人所熟悉的只是代役租农奴的生活,而且也相当肤浅。母亲乐意让我们到后沼镇的殷实户去作客,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的生活。可是在红果庄,不仅不准我们到农奴家去串门,而且在节日里也禁止我们到村子里去游玩。贵族子弟参加庄稼汉的粗俗的娱乐,是被认为有失体统的。不过,我应当说明,在执行这个禁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家庭女教师。

  但不管怎样说,我没有见到足以说明红果庄的农奴被活计压垮的事实,我愿意在这里证明这一点。相反,从母亲同费陀特村长的日常谈话中,我所得到的信念是:红果庄实行的劳役制条条符合规定,偶尔占用农民几天时间,事后也一一给予补偿。当然,也有过违反这条规定的时候(自然不是损害主人的利益的),但这是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比如遇到连阴天或者久旱不雨,才这样做。

  总之,人们对庄稼汉是爱护的,因为他们把庄稼汉当做从事有益的、人人看得见的工作的役畜。榨干这种劳动力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劳役的效果,并且给经营管理工作带来混乱。因此,地主经营田产的妙诀便是:既不榨干庄稼汉的全部精力,同时又不让他们有“闲荡”的工夫。母亲深知这条经营产业的格言,并且善于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实践,摆弄得农民死心塌地,根本不曾想过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果然,他们不“闲荡”,但也不抱怨活儿太累。

  至于家奴,他们的生活在我们家里是再坏不过了。这主要是由一般地主们对家奴的劳动的看法所决定的;我这样说,并不担心我会说错。家奴的劳动,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既不需要智力,甚至也不需要体力(“巴拉什卡!到地窖里去取克瓦斯!”“巴拉什卡!把头巾递给我!”等等),因此主人家不仅不把它算做轻劳动,甚至根本否认它是真正的劳动。好象家奴们不是在干活,而是跑来跑去“无事忙”。由此产生了主人极其乐于赏赐家奴的种种外号:懒骨头、吃闲饭的、米蛀虫。死掉一个懒骨头,不难找到第二个来顶替,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在任何一个地主庄园里,这种财产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手艺的家奴不在此列。主人对他们当然看得重些(“你打他一巴掌,他准给你弄坏一整段材料!”),但这种重视仅限于口头,并无实惠,因为基本的生活制度(如饮食、起居等),所有的家奴都必须一律遵守。因此,他们也和别的“吃闲饭的”家奴们一起受着同样的煎熬。

  然而,在众家奴中,男仆的日子又毕竟好过一点。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也不是群集在下房里。此外,他们不必经常在主人的眼皮子下跑来跑去,因为并不那么常常需要他们服侍,而他们干的活儿又多半不在主人直接监视下(木匠、织布工,等等)。加之,在他们当中不乏有自卫能力的人。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你总不能把他们全送去当兵呀——有些人是有用的,家里少不了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母亲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信服了这个道理,她虽然得拿出很大的力气来按捺自己的性子,但毕竟还是克制住了。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守住一条:谁也不许违反既定的生活秩序,同时尽量避免和“说话没轻没重的”男奴打交道。这是他们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待,这种优待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和母亲接触,特别是从道义上来说,连最冷静的家奴也会弄得大动肝火。

  但是,所谓女仆室却完全可以叫做苦难窝。从那里传出了响彻着整个宅子的呵斥声和叫嚷声,还有勃然大怒的主人所造成的呼喊声。“姑娘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是在主人的身边,她们是非常驯服的。因此,主人对她们毫不客气。太太压迫她们,太大手下的心腹也压迫她们。从早到晚,她们不是一动也不动地俯身在绣架前刺绣,便是跑来跑去,服侍主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们连节日也没有,因为在节日里,她们仍然要侍候主人。她们受尽了苦,却落了个“吃闲饭的婆娘”的恶名,她们是唯一不为任何人同情的生物,即便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我家里养了一屋子吃闲饭的婆娘,”母亲常常这样说,“要她们有什么用,净糟蹋粮食!”

  作过这个严酷的判决之后,她就完全相信,她的话就是真理。

  家奴们吃的往往是无法下咽的食物,而且少得可怜。中饭或晚饭端进女仆室的时候,不但在女仆室里,而且在整个走廊中都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连素来不讲究口味的母亲也要吩咐使女打开屋门,让屋里换点新鲜空气。清水汤、面包渣泡克瓦斯加麻籽油、燕麦粥——这就是她们的早饭和中饭的通常的menu①。节日里,给她们吃的是:加了点鹅油的稀粥、黑麦馅饼(和普通黑面包唯一不同之处,是它有个薄薄的米饭馅儿)、脱脂淡牛奶。发粮食要过秤,一两一钱也不含糊。总之,连那些驯顺的丫环也往往饿得忍不住满腹牢骚。

  ①法语:菜单。

  她们当中有一个比较胆大的姑娘,端着一小木碗浑浊而恶臭的稀糊糊,跑进母亲卧室,对她说:“太太,请您尝尝!”

  母亲自出一小勺,尝了尝,连忙吐掉。从这以后,有几天的饭食还将就得过去,但没多久又恢复了老样子。饥饿政策胜利了。

  除了饥饿,女仆们还要承受一种比男仆们深重得多的灾难。我指的是丫环们挤在一起过夜的地方,又问又臭。女仆室也罢,毗邻女仆室的阴暗的小房间也罢,到了夜里简直无异于肮脏的下水道。木柜子①不够,大多数女奴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要想穿过房间,非踩着人不可。宅子本来很宽敞,足以容纳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安排得非常不近人情,处处都说明这里存在一种蓄意折磨人的制度。

  ①这种存放东西的长方形大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本书开头部分,在那里我讲过丫头们遭受的别的种种痛苦,——比粗劣的饮食和拥挤的住处更加令人发指的种种痛苦。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母亲的命令——其一是控制家奴的婚姻,其二是取消月粮——往往给所有的女仆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头一种命令把家奴降低到永远只图发泄情欲的禽兽的地位;第二种命令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以及他们在旧秩序下尚能享有的一点有限的属于自己的家业。

  
  









十八 安努什卡

  其实,安努什卡并不是我们的家奴,她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之一的女仆。但是,因为她们二位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住在红果庄,而她又一向伴随着她们,所以我们家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仆。

  她是个心地最单纯的本份人,表面上有几分执拗,内心里却充满善良和同情心。这是她身上最主要的品质,在我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的环境里,没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留下象她那样丰满而生动的印象。她矮小、墩实,鹅蛋形的脸儿象烧过了火候的砖瓦一样紫红,布满了大粒的疣子,但是,由于她整个身心焕发着信仰的神采,她显得并不难看。她两眼含着老年人常有的泪水,从厚得象发肿的眼皮下勉强露出来(一只眼睛几乎完全被眼皮遮住,因此在那长眼睛的地方只看得见眨动的眼皮);大鼻子屹立在肉嘟嘟的、还没一丝皱纹的双颊之上,象一座城堡;下巴底下长着一个相当得体的气瘰脖。她的步履凝重而徐缓,说话的声音重浊而粗糙。谁也不想打听她有多大年纪,因为她大概从年青的时候起就象个老太婆;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和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同年,而且同她一起在红果庄长大。我家大厅的墙壁上长期挂着历代老奶奶的旧画像(后来根据母亲的命令把它们搬到阁楼上去了),安努什卡的外貌跟画像上的老奶奶相去无几。

  象父亲一样,“好姑姑好姐姐”对自己的农奴的劳动和脾气并不过于苛求,虽然后者由于她们的刁钻古怪和乖戾任性仍然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拐角村(好姑姑的领地)所有的农民身上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烙印,那就是:他们虽然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奴隶制的重轭,却毫无怨言地担负着它,并且可说是出于信仰而甘当奴隶。安努什卡便是这一类有信仰的奴隶;她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奴隶法典,从来不隐讳它。这法典说来也很简单,它的基础建立在一句箴言上:奴隶生活乃是对那些将来能享受永恒幸福的幸运儿的暂时考验。

  “基督是为穷人下凡来的,”安努什卡说,“是来搭救百姓的,所以,他赐给百姓当奴隶。他说,奴隶们,服从主人吧,这样你们才配得到天国的花冠。”

  至于主人来生配得什么花冠,她当然不说了。

  这种理论当时在农奴大众中流传甚广,显而易见,它甚至确认农奴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地主们却凭着敏感看出其中包藏着某种祸心(在主张清心寡欲的农奴主们的心目中,这种劝人唯命是从的“议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即使不直接迫害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也会百般挑剔他们。

  这也难怪,比如说,弗洛尔·杰连吉伊奇·巴拉波金听人家说他这位“世袭贵族”注定要下地狱,舔热锅,永远不得超生,而邋遢鬼米什卡或者下贱胚万卡却能进天国,在乐园里散步,摘金苹果吃,跟天使们一块儿唱赞美诗,他又怎能不抱屈呢?!

  “假如他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天国倒也罢了!”弗洛尔·杰连吉伊奇的姐姐涅尼拉·杰连吉耶夫娜愤愤地说,“可是他们不懂!他们光晓得穷吃,抄着手啥事不干,扯开嗓子胡叫乱唱!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国!”

  这解释引起了大家的讪笑,但他们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是如此野蛮的天国,也总比下地狱、舔热锅强。

  “这些流氓装得多好呀!”巴拉波金先生越说肝火越旺,“开口闭口‘好老爷’,‘活命恩人’,‘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说得倒好听!我真恨不得把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拖到马房去,摸得你们两眼发黑!对了,还有一件事!头些日子,我从仆役室走过,听见帕拉德金在里头讲话,我停下来听了听。您猜他在传播什么?‘基督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我忍不住走进去,大声喝道:‘混蛋,我要一下子打肿你的两边脸颊,省得你再把右边脸伸过来!’……可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家伙仍然没有清醒过来。‘您打吧,老爷!我们决不违背您的意志。’”

  这就是安努什卡主义的并不复杂的理论实质。但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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