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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农民的日子比家奴好过得多。
至于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几小块分散在边远省份的庄地，每地二十名农奴之外，在红果庄还有三百名劳役农奴。母亲的庄地（她自己挣来的）要大得多，总共约有三千名代役租农奴。母亲比较乐意购买代役租田庄。因为它们价钱贱，操心少，而且代役金的多寡又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可以随时增加。人们时常劝她把代役租农民改为劳役租农民，但是她对这类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她认为这样办可能在农民当中引起严重的恐慌，况且这种主人眼睛顾不到的劳役生产恐怕只会招致损失，不会带来好处。她天生是个操心惯了的女人，一想到她必须听从旁人的善意劝告，她便会活不下去。我想，她所以根本不理睬所谓“主人们”的指点而我行我素，无非是想借此证明，在经营产业方面，她自有一种天生的稳妥可靠的本能。她凭借这种本能的指引，选派村里的首脑人物。她从当地农民中选出的总管们，大都是农民们早已纷纷在念叨的人。费陀特·加甫利洛夫被委派为红果庄的村长，甚至可以说得到了农民们的默许；她很善于窥察这种默许。
但是我个人所熟悉的只是代役租农奴的生活，而且也相当肤浅。母亲乐意让我们到后沼镇的殷实户去作客，因此我们得以观察他们的生活。可是在红果庄，不仅不准我们到农奴家去串门，而且在节日里也禁止我们到村子里去游玩。贵族子弟参加庄稼汉的粗俗的娱乐，是被认为有失体统的。不过，我应当说明，在执行这个禁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家庭女教师。
但不管怎样说，我没有见到足以说明红果庄的农奴被活计压垮的事实，我愿意在这里证明这一点。相反，从母亲同费陀特村长的日常谈话中，我所得到的信念是：红果庄实行的劳役制条条符合规定，偶尔占用农民几天时间，事后也一一给予补偿。当然，也有过违反这条规定的时候（自然不是损害主人的利益的），但这是例外，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比如遇到连阴天或者久旱不雨，才这样做。
总之，人们对庄稼汉是爱护的，因为他们把庄稼汉当做从事有益的、人人看得见的工作的役畜。榨干这种劳动力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劳役的效果，并且给经营管理工作带来混乱。因此，地主经营田产的妙诀便是：既不榨干庄稼汉的全部精力，同时又不让他们有“闲荡”的工夫。母亲深知这条经营产业的格言，并且善于将它巧妙地运用于实践，摆弄得农民死心塌地，根本不曾想过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果然，他们不“闲荡”，但也不抱怨活儿太累。
至于家奴，他们的生活在我们家里是再坏不过了。这主要是由一般地主们对家奴的劳动的看法所决定的；我这样说，并不担心我会说错。家奴的劳动，大都是一些琐碎的家务事，既不需要智力，甚至也不需要体力（“巴拉什卡！到地窖里去取克瓦斯！”“巴拉什卡！把头巾递给我！”等等），因此主人家不仅不把它算做轻劳动，甚至根本否认它是真正的劳动。好象家奴们不是在干活，而是跑来跑去“无事忙”。由此产生了主人极其乐于赏赐家奴的种种外号：懒骨头、吃闲饭的、米蛀虫。死掉一个懒骨头，不难找到第二个来顶替，死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在任何一个地主庄园里，这种财产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手艺的家奴不在此列。主人对他们当然看得重些（“你打他一巴掌，他准给你弄坏一整段材料！”），但这种重视仅限于口头，并无实惠，因为基本的生活制度（如饮食、起居等），所有的家奴都必须一律遵守。因此，他们也和别的“吃闲饭的”家奴们一起受着同样的煎熬。
然而，在众家奴中，男仆的日子又毕竟好过一点。他们人数较少，而且也不是群集在下房里。此外，他们不必经常在主人的眼皮子下跑来跑去，因为并不那么常常需要他们服侍，而他们干的活儿又多半不在主人直接监视下（木匠、织布工，等等）。加之，在他们当中不乏有自卫能力的人。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你总不能把他们全送去当兵呀——有些人是有用的，家里少不了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的”正是他们这些人。母亲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信服了这个道理，她虽然得拿出很大的力气来按捺自己的性子，但毕竟还是克制住了。在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守住一条：谁也不许违反既定的生活秩序，同时尽量避免和“说话没轻没重的”男奴打交道。这是他们享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待，这种优待决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和母亲接触，特别是从道义上来说，连最冷静的家奴也会弄得大动肝火。
但是，所谓女仆室却完全可以叫做苦难窝。从那里传出了响彻着整个宅子的呵斥声和叫嚷声，还有勃然大怒的主人所造成的呼喊声。“姑娘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主人的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是在主人的身边，她们是非常驯服的。因此，主人对她们毫不客气。太太压迫她们，太大手下的心腹也压迫她们。从早到晚，她们不是一动也不动地俯身在绣架前刺绣，便是跑来跑去，服侍主人，忙得晕头转向。她们连节日也没有，因为在节日里，她们仍然要侍候主人。她们受尽了苦，却落了个“吃闲饭的婆娘”的恶名，她们是唯一不为任何人同情的生物，即便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我家里养了一屋子吃闲饭的婆娘，”母亲常常这样说，“要她们有什么用，净糟蹋粮食！”
作过这个严酷的判决之后，她就完全相信，她的话就是真理。
家奴们吃的往往是无法下咽的食物，而且少得可怜。中饭或晚饭端进女仆室的时候，不但在女仆室里，而且在整个走廊中都能嗅到一股刺鼻的怪味；连素来不讲究口味的母亲也要吩咐使女打开屋门，让屋里换点新鲜空气。清水汤、面包渣泡克瓦斯加麻籽油、燕麦粥——这就是她们的早饭和中饭的通常的menu①。节日里，给她们吃的是：加了点鹅油的稀粥、黑麦馅饼（和普通黑面包唯一不同之处，是它有个薄薄的米饭馅儿）、脱脂淡牛奶。发粮食要过秤，一两一钱也不含糊。总之，连那些驯顺的丫环也往往饿得忍不住满腹牢骚。
①法语：菜单。
她们当中有一个比较胆大的姑娘，端着一小木碗浑浊而恶臭的稀糊糊，跑进母亲卧室，对她说：“太太，请您尝尝！”
母亲自出一小勺，尝了尝，连忙吐掉。从这以后，有几天的饭食还将就得过去，但没多久又恢复了老样子。饥饿政策胜利了。
除了饥饿，女仆们还要承受一种比男仆们深重得多的灾难。我指的是丫环们挤在一起过夜的地方，又问又臭。女仆室也罢，毗邻女仆室的阴暗的小房间也罢，到了夜里简直无异于肮脏的下水道。木柜子①不够，大多数女奴便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要想穿过房间，非踩着人不可。宅子本来很宽敞，足以容纳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安排得非常不近人情，处处都说明这里存在一种蓄意折磨人的制度。
①这种存放东西的长方形大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本书开头部分，在那里我讲过丫头们遭受的别的种种痛苦，——比粗劣的饮食和拥挤的住处更加令人发指的种种痛苦。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母亲的命令——其一是控制家奴的婚姻，其二是取消月粮——往往给所有的女仆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头一种命令把家奴降低到永远只图发泄情欲的禽兽的地位；第二种命令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以及他们在旧秩序下尚能享有的一点有限的属于自己的家业。
十八 安努什卡
其实，安努什卡并不是我们的家奴，她是两位“好姑姑好姐姐”之一的女仆。但是，因为她们二位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住在红果庄，而她又一向伴随着她们，所以我们家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仆。
她是个心地最单纯的本份人，表面上有几分执拗，内心里却充满善良和同情心。这是她身上最主要的品质，在我度过整个童年时代的环境里，没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留下象她那样丰满而生动的印象。她矮小、墩实，鹅蛋形的脸儿象烧过了火候的砖瓦一样紫红，布满了大粒的疣子，但是，由于她整个身心焕发着信仰的神采，她显得并不难看。她两眼含着老年人常有的泪水，从厚得象发肿的眼皮下勉强露出来（一只眼睛几乎完全被眼皮遮住，因此在那长眼睛的地方只看得见眨动的眼皮）；大鼻子屹立在肉嘟嘟的、还没一丝皱纹的双颊之上，象一座城堡；下巴底下长着一个相当得体的气瘰脖。她的步履凝重而徐缓，说话的声音重浊而粗糙。谁也不想打听她有多大年纪，因为她大概从年青的时候起就象个老太婆；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和好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同年，而且同她一起在红果庄长大。我家大厅的墙壁上长期挂着历代老奶奶的旧画像（后来根据母亲的命令把它们搬到阁楼上去了），安努什卡的外貌跟画像上的老奶奶相去无几。
象父亲一样，“好姑姑好姐姐”对自己的农奴的劳动和脾气并不过于苛求，虽然后者由于她们的刁钻古怪和乖戾任性仍然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在拐角村（好姑姑的领地）所有的农民身上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烙印，那就是：他们虽然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奴隶制的重轭，却毫无怨言地担负着它，并且可说是出于信仰而甘当奴隶。安努什卡便是这一类有信仰的奴隶；她甚至有一套自己的奴隶法典，从来不隐讳它。这法典说来也很简单，它的基础建立在一句箴言上：奴隶生活乃是对那些将来能享受永恒幸福的幸运儿的暂时考验。
“基督是为穷人下凡来的，”安努什卡说，“是来搭救百姓的，所以，他赐给百姓当奴隶。他说，奴隶们，服从主人吧，这样你们才配得到天国的花冠。”
至于主人来生配得什么花冠，她当然不说了。
这种理论当时在农奴大众中流传甚广，显而易见，它甚至确认农奴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地主们却凭着敏感看出其中包藏着某种祸心（在主张清心寡欲的农奴主们的心目中，这种劝人唯命是从的“议论”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即使不直接迫害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也会百般挑剔他们。
这也难怪，比如说，弗洛尔·杰连吉伊奇·巴拉波金听人家说他这位“世袭贵族”注定要下地狱，舔热锅，永远不得超生，而邋遢鬼米什卡或者下贱胚万卡却能进天国，在乐园里散步，摘金苹果吃，跟天使们一块儿唱赞美诗，他又怎能不抱屈呢？！
“假如他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天国倒也罢了！”弗洛尔·杰连吉伊奇的姐姐涅尼拉·杰连吉耶夫娜愤愤地说，“可是他们不懂！他们光晓得穷吃，抄着手啥事不干，扯开嗓子胡叫乱唱！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国！”
这解释引起了大家的讪笑，但他们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是如此野蛮的天国，也总比下地狱、舔热锅强。
“这些流氓装得多好呀！”巴拉波金先生越说肝火越旺，“开口闭口‘好老爷’，‘活命恩人’，‘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说得倒好听！我真恨不得把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拖到马房去，摸得你们两眼发黑！对了，还有一件事！头些日子，我从仆役室走过，听见帕拉德金在里头讲话，我停下来听了听。您猜他在传播什么？‘基督是怎样说的呢？’他说，‘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我忍不住走进去，大声喝道：‘混蛋，我要一下子打肿你的两边脸颊，省得你再把右边脸伸过来！’……可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家伙仍然没有清醒过来。‘您打吧，老爷！我们决不违背您的意志。’”
这就是安努什卡主义的并不复杂的理论实质。但是生活按照它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