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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损于主题的多义性和丰富的思想内蕴,就有损影片博大而深沉的总格调。”332且认为“我们有许多影片把生活简单化,人物提纯,意旨单薄,我觉得没什么价值,影片的主题应该是复合的多重意识的统一,就是说,贯串作品中的双重或多重意识代表着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彼此发生碰撞,让人去思索、去选择,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去选择你所能接受的东西,你也可以去批评你不接受的东西,干嘛用一个意旨来束缚观众的思考与想象呢?”333但到了《非常爱情》和《首席执行官》,却明显地与以前的艺术观念背道而驰,恰恰是要追求“把生活简单化,人物提纯,意旨单薄”——前者要呼唤真情,后者要呼唤民族气节,都是在喊口号。
吴天明创作道路的上升、转弯和下滑,原因颇为复杂。首先当然是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新时期中国电影及其中国文化的根本重任,并非仅限于揭露伤痕、反思历史、歌颂改革和文化寻根,而更应该是建设现代化的人文价值坐标,并且追求艺术文化的本体独立与自立。结果却是,渠未成而水已到,而且是暴风骤雨巨浪滔天,山海茫茫人不见。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后新时期。
其次,吴天明的创作曲线实际上是随着其电影剧作资源的改变而改变。他的几部最出色的电影,即《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和《老井》,都是由当时的优秀获奖小说改编的。而《变脸》若没有优秀剧作家魏明伦的参与,显然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期的《亲缘》,后期的《非常爱情》和《首席执行官》,则因为是原创剧本,明显不能让人满意。对吴天明而言,好的小说和戏剧不仅为他提供好的故事,也不仅是为他提供了新鲜的生活资源,而是同时为他提供了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读解的角度与方法。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吴天明的赤诚与激情,需要,但常常缺乏理性航标的指引。早在数年之前,就有人指出:“吴天明的创作往往有一种激情,这能够体现一个艺术家的良知。但激情创作只能偶尔为之,否则就会失去一种理性的深度。”334很显然“激情,这是一把双面刃,有时会灼伤自己。”335然而吴天明似乎没有接受这样的警示,终于被自己的激情灼伤,进而,在赤诚的极端,坠入了迷惘。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五郑君里:历史的画外音(图)
郑君里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他不仅是一个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学术家,他的学术成果包括电影史研究、表演和导演艺术理论研究和表演理论翻译等336。其次,在艺术方面,他不仅是一个电影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话剧艺术家337。再次,在电影艺术方面,他不仅是一个知名的导演,而且还是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演员338。最后,在电影导演方面,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故事片导演,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纪录片导演339。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郑君里的电影故事片导演创作研究。作品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合作,1947'、《乌鸦与麻雀》'1949'、《我们夫妇之间》'1951'、《宋景诗》'1955'、《林则徐》'与岑范合作,1959'、《聂耳》'1959'、《枯木逢春》'1961'和《李善子》'1964'等340。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五郑君里: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1)
郑君里电影导演的处女作,是与著名导演蔡楚生先生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曾创造国产片空前的卖座纪录341,而且被进步影评界一致看好:说它“标示了国产电影前进的道路”342、并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新路向”343。
影片叫好又叫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以一种近乎‘编年史’式的时间处理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段落中发生于不同地区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战争前夕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八一三’沪战后民众的抗日热情;沦陷区普通百姓的苦难和艰辛;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游击队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国统区大后方官僚统治阶层的醉生梦死;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与汉奸相互勾结的无耻行径;善良人们‘天亮’之后依然饥寒交迫和希望的彻底破灭……”344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通过中国电影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一个家庭的离合悲欢的线索结构故事,即通过主人公张忠良的父、母、弟、子、妻外加“抗战夫人”和“战后秘密夫人”等人物的遭遇和情感冲突,展现抗日战争的“八年离乱”及抗战胜利的“黎明前后”的广阔的历史画卷,且“影片的艺术处理,很有特色。故事曲折动人,结构缜密。作者把三条情节线索,特别是后两条线索,由一个家庭的遭遇连接起来,又用交插和对比的手法,使情节一步深入一步地发展开,从而不仅故事层次分明,脉络清楚,而且使人物的命运更是扣人心弦。”345
简单说,影片成功的奥妙,就是纳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于家庭悲欢离合之中。这种方式,被一位电影理论家定义为“家道主义”,并说“从电影而言,实际上也形成了一条郑正秋——郑君里——谢晋的发展线索。”346这一个理论构想很有创意,只不过,在提及“家道主义”的电影历史传承的时候,在郑正秋和郑君里之间,遗漏了蔡楚生这一重要链环——蔡楚生才是郑正秋先生的及门弟子,而郑君里则是蔡楚生先生的合作者兼“学徒”。郑君里说:“片头编导者一栏里虽然把我的名字和蔡楚生同志的名字忝列一处,但实际上是以蔡楚生同志为主,我不过是作为一个小学生跟随蔡老学艺罢了。”347
郑君里先生的这一表述,肯定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也并非尽是客套:“如《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题材,我虽然有若干生活感受,私下里也有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冲动,然而一想到要概括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和那么广阔的社会面貌,就茫然不知从何处着手。而蔡老就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熟练的艺术技巧和高度的概括力,把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总之,蔡老那种善于把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和个性的因素巧妙结合起来的本领,善于把巨大的历史概括和观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情节结合起来的本领,使我在这次学习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和深刻的印象。”348这清楚表明,通过家庭悲欢表现社会历史的方式,是蔡楚生先生的擅长,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编导合作,则可看成是“家道主义”的一次成功的火炬传承。
在这次传承中,郑君里还从蔡楚生那里学习和继承了电影导演的许多基本方法技巧,熟悉了电影的表现方式和拍摄手段。对此郑君里说得很清楚:“当时由于蔡老身体不好,便把现场执行工作委托给我,而我是个新手,到现场执行有困难,蔡老就常常把一些重要的场面绘成图样,并且在上面注明,该用什么镜头,如何拍摄,以及置景、照明该注意些什么……”由于初次担任导演,“在镜头运用方面,我也碰到了许多困难。”甚而“在工作的最初阶段,我无力通过镜头去表现对象。”对此,当然只有向蔡楚生先生请教和学习,同时在拍摄实践中努力探索和熟悉。多年以后,郑君里总结道:“特别在镜头运用方面,当时经过认真摸索得到的体会,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平铺直叙地纪录事件的方法,只能够平庸地把演员的表情、动作照样搬到银幕上,和运用电影丰富的、独有的表现方法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在这个低低的起点之上,不觉已摸索了十七年,惭愧的是对于电影丰富的、独特的表现手法至今尚未能够熟练地掌握、运用。”349这种说法,同样既有谦虚地成分,也有真实的成分。
换一种角度看,也表明了郑君里从一开始就懂得了电影镜头语言的重要性,且一直都在探索之中。也就是说,郑君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懂得电影特性的导演,且一开始就站在了电影艺术的一个较高的水准线上。
作为编导的合作者,郑君里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贡献。首先,是作为现场执行导演,完成了电影的拍摄组织和具体指挥工作。其次是对演员表演的指导:“在处理演员的工作中,我还尝试过利用潜台词去帮助演员。当演员的内心感情不够丰富、表演缺乏层次时,这种方法往往是有效的。”再次,是为影片的策划和编导提供了他的生活资源和情绪动力:“抗战和胜利的八、九年间,我们亲身的经历也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得到许多切身的感受。抗战爆发之际,我们上海戏剧电影界的许多朋友纷纷参加了救亡演剧队工作,奔赴后方各地演出,其爱国的热情大致也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剧中人物张忠良离开上海时相仿佛……基于这些感受,我们有一股强烈的冲动,要通过影片把人民对蒋政权烈火一般的仇恨表现出来”最后,是书写历史的责任感和自信心,确保了这部影片成为一部地道的“从抗战到胜利的中国历史的、时代的悲剧。”350
总之,蔡楚生和郑君里的珠联璧合,创造了一部难得的电影佳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以通俗情节剧的形式准确记录了抗战“八年离乱”和“黎明前后”的中国历史,既有可读性和感染力,又有思想性和冲击力;既大气磅礴、脉络清楚,又细节精彩、韵味十足。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的话,那就是,在内容方面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得稍显不足,素芬之死若在张忠良明确表态之后,当会更加可信,也会有更大的冲击力;张忠良在最后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良知与利害的艰难抉择中的内心表现也显得相对简单和肤浅,作者对此时的张忠良似乎只剩下了道德方面的谴责和批判,而没有继续表现出更深刻的悲悯和同情之心,因而缺乏更深的人性共鸣点和更大的悲剧冲击力。在形式上,有些地方还有较多的话剧味,而没有充分的电影化,例如张忠民的说话,张忠良在重庆的醉酒,以及王丽珍在张忠良与素芬重逢时的疯狂霸道的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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