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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蒙昧，即未经人文主义的启蒙，中国社会及其社会中人普遍尚未学会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个人及其个性、利益和尊严，从而从根本上缺乏对个人性格/公民权利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心理中，完全没有普及现代化公民个人的概念，当然更没有公民个人身份识别系统。我们只习惯于：第一，将社会当作一个“大家庭”，社会的领导人是家长——过去乃至现在都一直称各级行政官员为“父母官”——社会成员当然就是、也只能是这个社会/单位家庭中的完全没有公民权利意识和身份的孩子了。影片中的赵书信就一直被他单位的领导当成不可信任更无权获得尊重的“未成年人”看待。第二，将社会当成一个职场，对人的身份识别只能通过他所从事的职业来进行，把赵书信当成书生、工程师、知识分子，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对“赵书信性格”的研究，当然也就只能停留在对工程师或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待遇层面，而不会想到公民权利与个人尊严这样的话题。第三，极端的情况，是将社会/集体利益绝对化，从而将个人完全抹杀，提倡甚至号召人成为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如此，个人完全被物化，更无生存空间。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现实批判（2）
1985年，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愈加热火朝天的年头，全社会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昂扬精神。只有少数人仍然充满忧患，因为他们认识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格局没有随着社会进步的需求而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阴影仍然笼罩在现代化之路的天幕上。若不改变这种气象，现代化之路必将会阴霾重重。黄建新拍摄《黑炮事件》，当然是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只可惜，1985年的寻根热潮，随时众声喧哗，但却多为泡沫，黄建新的忧患与批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准确的理解。影片结尾处的“多米诺骨牌”的场景，并没有被读解成一种社会危机的严重警告，而被多数人看成了一场纯粹的小孩子的游戏。
作为一部影片，《黑炮事件》并非没有缺点。例如，写赵书信与汉斯为某个数据而发生冲突，明显有些情理不通57。再如影片中的汉斯夜访赵书信，也有诸多不合理处58。还有，就是被普遍注目且受称道的党委会议室的场景，也并非无懈可击，至少是不无遗憾之处。59
《黑炮事件》获得成功，黄建新再接再厉，立即与张敏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错位》，并以最快的速度成立了以《黑炮事件》原班人马为基本班底的新片摄制组，立即投入拍摄，于1986年推出。值得一说的是，影片《错位》不仅使用了《黑炮事件》摄制组原班人马，更重要的是《错位》的主人公也延用了《黑炮事件》主人公赵书信的名字，使得这两部影片有了奇妙的关联，旨在引发观众的翩翩联想。这部影片的叙事主题，是赵书信当官了，由此产生多重“错位”。
影片完成后，试映的结果却很尴尬，一些中国的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杜撰了一个荒诞的机器人的故事，糊弄中国老百姓，纯粹是哗众取宠”；而相反，法国著名中国电影史专家兼电影评论家贝热隆先生则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未来主义电影”；澳大利亚的电影发行商认定《错位》所表现出的幽默，一定会受到澳大利亚观众的欣赏60。美国电影学教授、著名电影理论家薇·索布切克则赞叹主影片作为一部科幻影片的精湛与独到61。中国电影评论家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错位》给我一个仍然拘谨的印象，例如强调在时间处理上的统一顺序，就有些自我束缚”62。也有人认为“影片《错位》的错位，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于现实与话语的错位之间”，而“影片的现实主义原旨：对‘文山会海’的社会‘公害’的嘲弄与抨击，实际上倾覆在多重表达错位与能指的涌流之中”，总之这部影片“成了一处因过度表达而空洞、混杂的‘能指的盛宴’”63。以上众说，各有道理。但显然，人们对电影的看法，也产生了明显的“错位”。
黄建新说：“我以为，思想在艺术中是一次转换，它隐藏在各个细部之中，要用语言说清楚是很难的。可是我还是试图用语言表述一次，虽然是笨拙的。《错位》试图揭示人类某些行为对自身产生的消极制约会导致人的变异。影片对文山会海进行抨击，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抨击，呼唤新时期的工作作风。”64看来，黄建新本人也陷入了迷宫困境之间，一方面是明知道艺术的思想很难用语言说清楚，但却还不得不说；另一方面则是黄建新本人也可能对自己所制造的影像造型的视觉迷宫产生了迷惑，从而即使想说也未必说得清楚。
实际上，讽刺文山会海、官僚主义，只不过是影片《错位》的一种表象。在这一表象的背后，则大有文章。影片的要害，当是赵书信这个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受到了提拔重用，但了局长65。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是新时期政府当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问题是，对于赵书信而言，这次提拔如同赶鸭子上架，因为他根本就不适应领导岗位及其官场生活，仅是穷于应付的开会就足以让他思之发怵，从而不得不设计出一个机器人替身来代表他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机器人参加会议，固然是对无聊会议的深刻讽刺，而会议将人变成机器人即对人的严重异化，则是更深层次的现实批判。
深入下去，就必然会触及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原则及其传统。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价值，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表示尊崇，似乎除了让他们当官、赐予他们一定的级别就再无他法。而中国人也早已习惯，按某人的官职大小来确认他们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甚而由此确认他们的社会贡献及其人生价值。若与《黑炮事件》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这两部影片乃是同一主题的不断延伸和拓展。对赵书信的不信任固然是对公民个人的忽略和轻视，而对赵书信的重用和提拔实际上同样是对公民个人的轻视和忽略——既然提拔当官是一种重视的表示，没有被提拔当官的公民个人的处境当然还是一如既往。
在这一意义上再深入下去，就会发现，影片《错位》的真正主题，应该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错位，或不匹配。现代化的根本，其实既不是科学，也不是教育，更不是技术，而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即人的现代化。而在官本位的传统基础上，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自然非出现严重的错位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影片中能够看到，赵书信从现代化建筑的后门，就能直接走向荒漠，进而能直接见到古人，直接看到古人/传统的幽灵在现代化的电视前游荡。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现实批判（3）
《黑炮事件》和《错位》这两部影片的传统与现代化错位的忧患主题，也可以从这两部影片在造型艺术形式上的相似中得到印证。
影片《黑炮事件》中有许多色彩和影像造型方面的细节值得注意。首先是无处不在的红颜色66，当然是一种“热情”的渲染；却也是“危机”的暗示；其实更则是一种“焦虑”的表白。其次，是与处处存在的红色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照，电影将党委会的会场布置成了纯粹的一片白色，就显得格外醒目。色彩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鲜活的不可忽视的语言。再次是对时钟的特别关注，影片中最让人激动的创举，是正午12点的时钟敲响，红色的天幕上一连出现七、八个位置不同的太阳！这个“寓意”当然谁都明白。又次是赵书信沿着S型铁轨走来、而李任重沿着U型铁轨走来，然后在一辆满载铁屑废料的运输车前相遇，背景中还有一个巨型的机械抓斗将铁屑废料一斗斗抓起、投入废料车上。这当然是要说，影片中的两个最能干实事、也最愿干实事的人，但他们不得不走“弯道”；甚至不得不成为“废料”的陪衬！最后，是赵书信多次与孩子相识而笑，尤其是影片最后看两个小男孩在玩砖头多米诺游戏，则如前所述，正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在《错位》中，环境造型更加现代，更加抽象。诸如城市建筑、办公室、会议室、家居环境、其他公共场所等等，都采用了现代派绘画、雕塑、建筑形式，以至于影片被一些人指认为“未来主义电影”。所以如此，首先当然是要传达一种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这部影片将是在虚拟的时空中发生，一来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二来则是确定影片的荒诞与象征特点。进而，这一抽象的环境造型，也确指影片的现代化背景，一是只有在这种现代艺术氛围中，智能机器人的故事才能成为一种艺术的可能；二是要帮助确立现代化与传统的错位这一影片主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影片《错位》中的抽象造型不仅是一种电影的语言，实际上已经成了这部影片中的重要角色——正如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古人幽灵也是这部影片的重要角色一样。
必须指出的是，黄建新的这两部影片虽然具有现代派电影的特征，即影片的造型艺术和影像形式非常突出，但黄建新并不以追求电影的影响艺术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而是将电影的造型和影像作为自己的表达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黄建新电影中的这些造型和影像，是根据他的思想主题“做”出来的。是刻意为之，而非自然挥洒，就电影艺术而言，这其实是黄建新电影的一个弱点。毕竟，他不是安东尼奥尼。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新人吊唁（1）（图）
黄建新
1988年，黄建新拍摄了根据王朔小说《浮出海面》改编的影片《轮回》，正好赶上电影界的“王朔年”67。这一年的“王朔电影”曾引起过一些讨论，但讨论的焦点却并不准确，至少，对于黄建新的《轮回》是这样。 早在拍摄《黑炮事件》的时候，黄建新就已经意识到：“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不能决定一切，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中国的未来准备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是历史的要求。”68黄建新在《黑炮事件》和《错位》的主人公赵书信身上没有找到的现代人格，在王朔小说《浮出海面》中找到了——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宣告新一代青年的人格觉醒，即一种不同往常的新人或新的人格正式“浮出海面”——这应该是黄建新看好它并把它搬上银幕的真正原因。黄建新说：“老人常讲，50年代人和人之间多么好？提起今天的亲年就摇头，冠以名为‘垮掉的一代’。年轻人就讲，过去人像工具，没有人的性格，活得太累。”69在新老两代的价值观念冲突中，黄建新的态度非常明朗，他在寻找新人。 《轮回》的立意，首先在于它描绘了一对真正属于80年代的青年新人形象，尤其是其中的男主人公石岜。他们敢于反叛、敢于抉择、敢于打破铁饭碗、敢于潇洒地表达自我。在影片中，他对于晶说过两段非常重要的话，一段是：“我为这个社会尽义务，我当兵、献血、植树；但我不希望社会干预我的个人自由…那些与他人无关的自由：比如我爱不爱吃羊肉？我晚上睡觉前洗不洗脚？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朋友婚前是否发生性关系？”另一段是：“我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总是希望我和别的人一样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她从来不问，我是怎么想的？”这两段话，前者界定了他的自由的概念，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了他追求自由的意志；后者则对他的自我的重要性做出了毫不含糊的表述：“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生活得好与不好，必须、也只能由“我”说了算。进而，这两段话分别界定了“我和社会”、“我和父母/家庭”的关系。在发达的西方近现代社会中，这些话可以说是所有社会公民个人生活的常识，同时也是他们生活的常规；但在重视国家集体、尤其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称得上是一种让人刮目相看的“新人的宣言”。 进而，《轮回》所讲述的故事，并非新人的诞生或新人的宣言，而是新人的末路和对新人的凭吊。自我意识觉醒和现代人格的出现，只是这部影片的叙事起点，其终点却是主人公石岜的自杀和他的儿子小岜的出生——石岜的自杀，是影片《轮回》中最为重要的情节，是影片作者精心设计的玄奥所在；但这事也充满悬疑，甚至吊诡，让人难以理解，以至于始终难以获得充分的阐释。 黄建新说：这部影片是“写了在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