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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当然未足以包罗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货币工资减低时可能引起的一切反应，但通常最重要的反应，大概已尽于此矣。
故设我们只讨论一闭关社会，并假定真实所得之重分配，对于社会之消费倾向并无影响，即有之，亦在不利方面，则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我们所能希望其可以增加就业量者，不外二主要途径：（a）如（四）所述，因为资本之边际效率增加，故投资增加：或（b）如（五）所述，利率下降。今请再就此两种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一般人相信：货币工资率已减至无可再减，以后工资如再有改变，一定只会增加，则对于资本之边际效率有利；最不利的情况，乃是货币工资正在逐渐下降，而且工资每减低一次，人们对此工资在未来能否不再减低便更缺乏信心。故在有效需求正在逐渐软弱之时，索性把货币工资大减，减低到一个水准，使得每个人都觉得太低，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做法，倒是对于加强有效需求，最为有利。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出之于行政法令；故在工资定于自由议价之经济体系中，绝少实际可能性。假使不能这样做，则在以下二者之间（a）货币工资非常固定，一般人认为不会有大变更，（b）经济衰退时，货币工资有逐渐下降之趋势，故（例如）当失业人数增加1％时，人们即预期工资又要再减；还是前者好得多。盖设人们预期明年工资要减低2％，则其影响约略等于把明年所付利息增加2％。以上所说，只要稍加修正，亦适用于经济繁荣时期。
由此，故在当代实际习惯与实际制度之下，与其定一个政策，使得货币工资非常有伸缩性，可以很容易随失业人数之增减而改变，不如定一个政策，使得货币工资非常刚性，固定不变。以上是专就资本之边际效率这一点立论。
若就利率立论，以上结论是否仍站得住呢？
故彼相信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者，只能以其论证主力，放在当工资水准与物价水准下降时，货币需求方面所起的反应。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如此做。设货币数量也是工资水准与物价水准之函数，则在这方面亦毫无希望。但设货币数量是几乎固定的，则只要货币工资之减低程度够大，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便可以无限制增加，且在所得中所占之比例亦可大为增加；后一种增加之限度，须看工资成本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之比例如何，以及当工资单位下降时，边际直接成本中其他原素之反应如何而定。
故仅就理论而论，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影响利率，其效果完全相同：其一是减低工资，而让货币数量不变；其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让工资水准不变。因此，减低工资与增加货币数量这两种方法，作为达到充分就业之手段看，都受同样限制。上面已经举出种种理由，为什么不能仅从增加货币数量着手，使得投资增加到最适度水准；同样理由，只要在枝节上略加修改，亦适用于减低工资这一个方法。如果货币数量之增加，相当温和，则对于长期利率之影响也许不够；如果增加得很多，则又怕要动摇社会信心，因此抵消货币数量增加时之其他好处。同样，假使货币工资之减低，相当温和，则也许影响不足；假使减得很多，则即使实际上行得通，亦怕要动摇信心。
因此，相信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便能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者，其毫无根据正象相信仅用公开市场交易政策，不用其他方法辅助，就可以得到同一结果。我们不能由这些途径使得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性。
设每当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之时，劳工们便一致联合起来，自动减低其工资要求，使得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增加，利率下降，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的，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若仅就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这一点而论，在理论上二者之效果固完全相同，但在其他方面，二者有天壤之隔。今简述三大区别，提醒读者。
（i）除非在一个已经实行国家统制的社会之中，一纸法令便可改变工资政策，否则没有方法可以使得各级劳工之工资趋于一致的减低。要达到这个结果，只能经过一组逐渐的、零星的、不规则的改变，而且恐怕还要经过几度劳资争执以后才能完成。此种改变方法，无论从社会正义看，或从经济权宜方面看，都无可辩护；而劳资争执又是浪费的、不幸的，且在争执过程之中，议价能力最弱者比之其他工人受害较深。反之，要改变货币数量，则只要用公开市场政策或类似办法便可办到，故已在大多数政府掌握之中。人性与制度既属如此，则只有愚蠢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
而且，假使其他情况相等，则一个比较容易实施的方法当然比之一个窒碍难行的方法好。
（ii）假使货币工资固定不变，则除了独占价格（决定独占价格者，不只是边际成本，还有其他因素）以外，其他物价之所以改变，主要是因为：
在现有设备上增加产量，将有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发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士，其收入是由契约用货币规定的，例如利息阶级以及公私机关中之固定薪水阶级。假使货币工资不变，则在这批人与劳工之间，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实际可行的公平办法。假使有若干主要阶级之货币收入，无论如何，总是固定不变，则从社会正义计，或从社会权宜计，最好所有生产原素之货币报酬都固定不变。有一大部分所得，既用货币规定，而且比较固定，则只有不义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有后者所不能达到的好处。
（iii）用减少工资单位这一个方法来增加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将使债务负担作比例增加，但若增加货币，而让工资单位不变，则债务负担所受之影响，恰恰相反。有许多种债务之负担，既然已经太重，则只有不谙世故之徒才会选择前者。
（iV）假使因为要使利率逐渐下降，故工资水准必须逐渐下降，则上面已经说过，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受两重不利影响，故有两重理由要暂缓投资，经济复兴亦因之迟缓。
Ⅲ故设当就业量逐渐减少时，工人们亦逐渐减低其货币工资之要求，此种政策因为对于产量不利，故一般说来，不仅不会减低恐怕还要增加真实工资。
采取此种政策之主要结果，只是使得物价极不安定；也许物价要变动剧烈到一种程度，使得在一个象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之内，一切业务打算都毫无用处。故说在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之中，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是应有的、必要的附属品，这种说法，刚与真理相反。只有在高度集权国家之中，政府一纸法令便可作骤然的、大量的、普遍的改变，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才能运用自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政策在意德俄运用，但不能在英美法实施。
设象澳洲一样，用法令规定真实工资，则只有一个就业水准与此真实工资相应；至于实际就业人数，则在一闭关体系中须看投资量是否与该水准不悖，而在该水准与毫无就业之间剧烈变动。设投资量不多不少，刚与该水准不悖，则物价乃在不稳定均衡状态，只要投资量再少一些，物价即骤降至零；再多一些，物价即无限制突涨。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找出一个有稳定性的东西，则只能从统制货币数量着手，使得货币工资水准与货币数量配合起来，建立一个利率，而该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关系，又恰恰使投资量不多不少。要是如此，则就业水准（与法定真实工资相应之就业水准）不变，但货币工资与物价则常常急剧变动，以求投资量维持在此不多不少之数。就澳洲实际情形而论，所以未曾有此极度不稳定现象发生者，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法令总不能完全达到目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澳洲不是闭关体系，故货币工资本身是一个国际投资量因此总投资量之决定因素，而贸易条件对于真实工资又有重要影响。
根据这些考虑，我现在觉得：就一闭关体系而论，在权衡得失以后，最好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一般货币工资水准（generallevel of money－Wages）；即就非闭关体系而论，如果能用变动外汇率方法与世界其他各国维持均衡，则以上结论亦适用。就各别工业而论，货币工资如果有相当伸缩性固然很好，因为可以加速工人从比较衰退的工业转移到比较繁荣的工业；但是一般货币工资水准还是愈稳定愈好；至少在短时期中是如此。
采取这种政策，则物价水准相当稳定，至少比在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之下稳定。除了独占价格以外，物价之变，在短时期中，只是因为就业人数改变，以致边际直接成本受到影响；在长时期中，只是因为设备增加，或有新技术之发明，新设备之产生，以致生产成本改变。
固然，假使就业量变动甚大，则物价水准之变动还是很大；但是我已经说过了，这种变动程度比之在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之下要来得小。
采取刚性工资政策，则在短时期中要物价稳定，必须避免就业量之变动。
但在长时期中，我们还可以在两种政策之间选择：其一是令工资稳定，而让物价随技术与设备之进步慢慢下降；其二是令物价稳定，而让工资慢慢上涨。
大体而论，我主张选择后者，一部分是因为：要使得实际就业水准接近充分就业，则在未来工资会上涨这种预期之下，比较容易办到，而在未来工资会下降这种预期之下，比较不容易办到；一部分是因为：逐渐减轻债务负担，对于社会有利；在衰落工业与兴旺工业之间，比较容易调整；还有，假使货币工资有温和上涨之趋势，则心理上也许会感觉到一种鼓励。不过这里并没有原理上的重要差别，故现在不必把两方面之论证详加发挥。
附录：论皮古教授之《失业论》
在《失业论》中，皮古教授使就业量定于两个基本因素，即（一）工人所要求的真实工资率（realratesofWages），以及（二）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ＲealDemandFunctionforLabour）之形状。该书中心部分，即在讨论何者决定此函数之形状。工人所要求的，不是真实工资率，而是货币工资率，这件事实，该书并不抹杀；不过该书认为：用工资品之价格除实际货币工资率所得商数，即可作为工人所要求的真实工资率。
在该书第90 页，皮古教授提出两个方程式，认为这是研究之起点。但是有几个暗中假定，限制了皮古教授分析方法之应用，而这些暗中假定又在论证一开始时就混进来了，故我先得把他的处理方法，一直到争执所在点为止，作一提要。
皮古教授把工业分为两类，即（a）在国内从事制造工资品，及从事制造出口品，推销于国外，以取得国外之工资品者；（b）其他工业。为方便起见，可以把此两类工业，称之为工资品工业及非工资品工业。他设想前者雇用x人，后者雇用y 人；x 人所产工资品之总价值，他用F（x）来表示，一般工资率则用F′（x）来表示。皮古教授虽然自己不说，然而这就等于假定：边际工资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①他又假定x＋y＝φ（x），这就是说，总就业量乃工资品工业中就业量之函数。他于是说，全体劳力之真实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the real demand for labour in the aggregate），可以写作ErxxF xF x=？ ？
？？
× ff（ ）（ ）（ ）（ ）；由此弹性，并可推得劳力之真实需求函数之形状。
若仅就符号而论，则他的与我的表示方式并无重大区别。只要我们能够把皮古教授之工资品作为我的消费品，把他的“其他物品”作为我的投资品，则因F xF x（ ）（ ） ？
乃是（用工资单位计算）工资品工业所产产物之总值，故即等于我的CW。又，若工资品即等于消费品，则φ乃我所谓就业乘数k′之函数。
盖△（x＋y）=k′△y故？ =？
？ …= ＋？
f （ ） （ 。） xkk kapprox111因此，皮古教授所谓“全体劳力之真实需求弹性”这一个东西，乃是一个复合体，其中构成分子，类似于我自己所用的若干因素；盖此弹性，一部分乃定于工业上之生产情况（他用函数F 表示），一部分乃定于人们对工资品之消费倾向（他用函数φ来表示）。以上所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