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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楠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
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楠樱看到，她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楠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的。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
之后，钱楠樱拼命打工赚钱，收入渐渐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楠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炜。
范炜比钱楠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炜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随父母回城，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住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
范炜父母返城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范炜上学？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了个摊子，卖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炜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楠樱。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房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哪儿呢？房子一下子成了结婚的最大障碍。
范炜起初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多挣钱。
2000年9月，钱楠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
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楠樱跟范炜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炜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楠樱和范炜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楠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炜任公司监事。
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经过几番周折，钱楠樱和范炜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员工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楠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人本本分分地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时，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时，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17％的税，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了。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
正在钱楠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高人”给她指点迷津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高人”一提醒，钱楠樱这才明白，原来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在这么做，自己也不妨试一试。
2002年2月的一天，钱楠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一个女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她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就把名片收好放进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她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子陈某。从此，钱楠樱也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
钱楠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楠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情况告诉陈某。陈某按钱楠樱的要求填好税票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价税的2。6％到3。0％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后，各自走人。
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炜去，有时钱楠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就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楠樱从陈某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了，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
失去“合作伙伴”的钱楠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她总觉得每次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也没出什么事，再加上自己公司所面临的困境，自己也就只好做下去了。不久，她又联系上了一个姓赵的票贩子，钱楠樱从赵姓贩子手上共购票21份。
就这样，从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的短短两年里，钱楠樱先后从陈某、赵某等人手中购买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近百份，并以“北京科瑞兴达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名义，为自己的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价税合计560多万元，逃税96万多元。从此，钱楠樱在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巨大利润的驱使，使钱楠樱失去了理智。钱楠樱不仅购票用于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而且还购票转卖给其他公司，用作自己公司的销项发票。
在公司成立之初，根据有关规定，钱楠樱只是取得了临时性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只有每年完成180万元的销售额，才能取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要完成这180万元的销售额，对于钱楠樱的小公司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钱楠樱只有充分利用手中买来的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大做文章，增加销售额以获得正式一般纳税人资格。
2001年9月的一天，钱楠樱到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时，认识了北京某超市的服装供货商张某，张某跟钱楠樱一样也是从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后供货给超市。因为是同行，两人禁不住切磋起业内经验来。也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两人在一起聊起来越聊越深入，大有相见恨晚、如遇知音的感觉。
在交流业内经验的过程中，张某说自己正在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而发愁，问钱楠樱能不能帮帮忙，并许诺可以出一定的手续费。钱楠樱想，如果将手中的空白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销项卖给张某一些，不就可以扩大自己公司的营业额了吗？这样一来，自己公司的那180万的销售额也就不成问题了。至于再从中拿些手续费，钱楠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于是，二人达成协议。只要张某提出要发票，钱楠樱就随时尽可能供应，有时一天里张某就索要好几张电脑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钱楠樱也没有从中收取张某的手续费。按法律规定，没有业务往来，两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上的来往，所以钱楠樱给张某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同样属于虚开。张某用这些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到税务机关用来抵税。
之后，钱楠樱还以同样的方式，为其他几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34万余元，逃税39万余元。
钱楠樱如此明目张胆地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2002年11月份，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接到群众举报，钱楠樱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房山区国税局会同房山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对钱楠樱、范炜涉嫌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了立案查处。钱楠樱被抓获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钱楠樱、范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后，当法官宣布一审判处钱楠樱有期徒刑15年，判处范炜有期徒刑9年时，这对撞进法网的苦命鸳鸯几乎同时在法庭上泪流满面。人们注意到，法庭上刚刚30出头的钱楠樱头发已经花白，苍老得像50多岁的老人。
钱楠樱的犯罪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以身试法实在是愚蠢的。钱楠樱曾经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别人这样干没事，自己干了就出事了呢？其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侥幸都是不可以的。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位经商者都应该从本案中汲取一些教训。
后记 感谢命运
本来除了感谢命运之外，我还想感谢点别的什么来着，但是，坐下来想想以往的生活，需要感谢的太多，确实一下子感谢不过来，仿佛只有命运可以涵盖一切。
命运是个大命题，我这里所说的命运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是我个人的，另外是我采访对象的，也就是我笔下人物的，他们有的在快乐生活着，有的已经失去自由，有的正在用劳动洗刷他们的原罪，有的已经去了天堂或者地狱。而我只是用笔记录他们命运的人。
我先说说我的命运吧，我老家在山东乡下，20年前我没能考上大学，到了该当兵的时候就当了兵，到了该提干的时候就当了军官。当然，需要说明的，我这人没什么本事，要说特长也就是能划拉两刷子，这也就成了我“混饲料”的手段。10多年前我那个陆军少尉是写文章写出来的，之后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因为能划拉两笔才读了文学系。再后来围绕着我发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写作有关，包括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法院。本来我先是在政治部写一些官样文章，以为这辈子也就当个刀笔小吏了，没想到命运在2002年拐了个弯儿，我因祸得福当起了政法记者，而且5年下来竟然出版了10多本书，虽然离纯文学有点距离，但法制文学也是文学啊，在法院里混了个法制文学作家当当，您说这是不是命运作怪？想想一个乡村孩子一下子出一套系列丛书，是应该感谢一下什么的。
我是一个有着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能说我信命。但是，人是不能跟命运较劲的，就像狗咬了你一口你不能去咬狗一样，你可以趁它主人不在的时候狠狠地把狗脊梁打断。听天由命实际上是顺其自然，这恰恰符合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我的话说就更简单，该干嘛时就干嘛。
我现在该干的就是把法院审判的案件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不是紧紧抓住当年的诗人梦想不放，人还是务实一点才好，能干嘛就干点嘛。比如法制文学是我作为政法记者的本职工作，端法院的饭碗就得给法院干活，这没说的。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我记录下来的这些案件，是21世纪初期中国法制进程中一些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故事而已，但在若干年以后，这些故事展示的是中国法制进程中变革最迅速时期的典型案例，因此，这些案例对读者而言是消遣，对关注中国法制进程的研究者而言，是除了审判卷宗之外的另一种文本。我努力把文学作品和审判卷宗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达到相互印证、相互映衬的效果，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这便是这套《解密案卷》丛书出版的初衷。
对于这套图书中我所撰写的文字，我需要做一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