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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都被一个响亮清脆的音节征服了。
空屁
空屁 空屁 空屁
我是空屁。
尽管有失体面，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就是空屁，这个伴随我一生的绰号，当初是癞子姐姐发明的。远离金雀河的人们不一定懂得空屁这个词的意思，那是河两岸流传了几百年的土语，听上去粗俗易懂，其实比较深奥，它有空的意思，也有屁的意思，两个意思叠加起来，其实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
隔离
父亲被隔离了三个月。
国庆节过后母亲收拾了一包日常用品，骑自行车送到春风旅社去。我父亲就在春风旅社的阁楼上，接受工作组的隔离审查。那阁楼与旅社之间临时隔了一道铁门，铁门上有三道锁，两道锁在外面，一道锁在里面，三把钥匙都掌握在工作组的手里，谁也进不去。工作组的干部三男一女，偶尔会出现在街上的杂货店和饭馆里，但我父亲不得走出那道铁门。我路过春风旅社的时候，多次侦查过旅社四周的地形，阁楼是没有窗子的，外面有一个天台，我在天台上从来没见过父亲的影子，只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的衬衫和短裤在晾衣绳上飘荡，一件灰衬衫，一条蓝色的短裤，像两只惊弓之鸟。
据说我父亲的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履历，他的很多履历无法得到证明。他提供的学生时代的证明人，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男的下落不明，女的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他工作多年的白狐山林场。曾经起过一场山林大火，证明人蹊跷地死于火灾，他的入党介绍人更令人生疑，虽然名声很大，大得不光彩，是省城最臭名昭著的大右派，送到大西北去劳动改造，改造得不三不四，突然神秘失踪了。
工作组曾经登门家访，他们向我母亲透露，父亲的所有履历都有疑点，这是连我母亲也没有预料到的。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当工作组的人这么一遍遍质问她的时候，她崩溃了，对着工作组的人大声叫嚷，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过了好久母亲才冷静下来，之后她诚恳地询问工作组，有没有一种脑科疾病，会导致一个人的记忆全部错误？工作组的人拒绝了这次咨询，他们说，你别把问题推到健康方面。库文轩的问题脑科医生治不了，请他们来了也没用，还是要靠他自己好好反省。工作组走后母亲一直坐在黑暗中，痛苦地思考着什么，我听见她在黑暗中拍打自己的膝盖，怪我自己太幼稚，我受骗了，受骗了。母亲自怨自艾的声音加重了室内的黑暗，后来灯打开了，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泪痕已干，她的表情看上去很坚强，决裂！她对我说，决裂，决裂！
油坊镇上关于我父亲伪造身世欺骗组织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我们家院墙上出现了很多愤怒的涂鸦，骗子，内奸，工贼，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最深奥的就是阶级异己分子那条标语，我怎么也捉摸不透，到底怎样才是阶级异己分子。母亲眼看着要发疯，她去综合大楼找各级领导谈心，谈心对她似乎很有效，领导都安慰她，夫妻虽然睡一张床，却可以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他库文轩有问题，不代表你乔丽敏也有问题。那段时间我母亲喜怒无常，前一秒钟她还在厨房里精心地择菠菜，后一秒钟她就丧失了耐心，一篮子菠菜一股脑儿都倒进了锅里，还择什么菠菜？她在厨房里忿忿地炒菜，铁锅铁铲乒乒乓乓地响，她说，吃到虫子才好，吃坏肚子才好，吃死了人，就省心了！
母亲这样来料理我们的生活，让我很担心，我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是怎么盘算的，一家人怎么决裂呢？以后她准备怎么对待我，怎么对待我父亲，还有她自己，她准备怎么对待她自己呢？
我瞒着母亲，偷偷去了春风旅社，走到铁门那里就进不去了。我不停地敲门，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闻讯出来，我猜他就是小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对着他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你们算什么工作组？是造谣工作组还是放屁工作组？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库文轩不是邓少香的儿子？又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河匪封老四的儿子？如果你们拿不出证据，那就证明你们三个男人都是河匪封老四的儿子，还有一个女的，她是封老四的女儿！他被我愤怒的抨击弄得一头雾水，谁派你来的？你这个孩子乳臭未干，居然来跟我们要证据，你懂什么叫证据？他冲出铁门，一路撵走我，一直把我撵出了旅馆，我听见他对旅馆的人大发雷霆，谁放他进来的？隔离审查的规矩你们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闲杂人员，严禁进入！旅馆的服务员委屈地说，我们没放他进去，他是库文轩的儿子，不知从哪儿溜进去的。那小夏追出来研究我的背影，恍然大悟道，是库文轩的儿子？怪不得满嘴胡言乱语呢，跟他父亲一个样，我看这孩子的思想也有问题，问题很严重！
隔离了三个月后，父亲精神方面果然出现了一些紊乱的迹象。有一天工作组的女同志找我母亲谈了话，承认我母亲的推测有点道理，她说父亲近来的举动很反常，他拒绝交待问题，动不动就要褪裤子，让工作组检查他屁股上的鱼形胎记，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令人难以接受。工作组约请了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会诊，怀疑他染上了突发性的精神疾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决定提前结束对他的隔离审查，通知家属去领人回家。
那天我和母亲站在旅馆的三楼走廊上，等着那扇漆成绿色的铁门打开，等了很久，父亲弯着腰出来了。他一只手提着个旅行包，另一只手里拿着象棋盒子。多日不见阳光，使他的脸有点浮肿，有点苍白，乍看白白胖胖的，细看一脸倦色。他看了看我母亲，目光热切，母亲扭过了脸，那目光马上就胆怯地一跳，跳到我身上，霎那间，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么谦卑，那么无助，我觉得似乎我是他爹，他是我儿子了，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正在讨好我。乞求我的原谅。
我不知道如何原谅父亲，正像我不知道如何惩罚他一样。我跟着他往楼下走，看见父亲弯着腰下楼梯，步履谨慎，体态笨拙，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这与他三个月来的阁楼生活有关，他低头弯腰走路，已经习惯了。我注意到了他身体的这个变化，我提醒他说，爹，你不在阁楼上啦。他狐疑地看我一眼，我知道呀，我出来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弯着腰走路？父亲说，我弯腰走路了吗？我说，弯了，弯得像一只大虾米。他一惊，紧张地昂起头，挺直腰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瞬间损伤了父亲的肢体组织，我听见他突然啊呀叫了一声，扔下了旅行包，又扔掉了象棋盒子，父亲的身体似乎在霎那间折断了，他用一只手托住了后腰，一种极端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疼，疼，怎么那么疼？他的目光求援般地望着我母亲，嘴里嘟囔着，我就挺一下腰，背上怎么会那么疼？
我母亲俯身去提地上的旅行包，似乎没有听见父亲诉苦的声音，她说，你往包里收拾什么东西了，咣啷咣啷的都是什么呀，肥皂，茶杯，都该扔的，还带回家干什么？
我上去扶住父亲，他瞥了母亲一眼，大概是等着母亲去扶他，母亲提着旅行包站在走廊里，扭过脸，一动不动，看上去她对父亲的身体有点戒备，有点厌恶。父亲镇定下来，他推开我说，不用你扶我，我就是腰出了点问题，还没残废呢。
我在楼梯上捡拾散落的棋子，看见父亲的脚上还穿着秋天的塑料凉鞋，一只脚上套着尼龙袜子，另一只脚上是白色的纱袜。他缓缓地把腰背弯下来，一点一点地往下弯，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喃喃自语，没关系，就这样弯着走，背上不太疼，就弯着走吧。
外面的天空很暗淡，空中飘起了冷雨，雨中夹着小雪。父亲站在旅店的篷檐下，看着泥泞的街道，看着街道上仓皇奔走的行人，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说，你们有没有带口罩来？
没带口罩。我说，为什么戴口罩？你脸上怕冷？
他不是怕冷，是怕见人。母亲冷冷地说，口罩没用，戴不戴口罩，别人都认得你，戴不戴口罩，你都一样没脸见人了。 父亲苦笑着，他的目光畏葸地落在母亲的脸上，丽敏，我对不起你。这个道歉的声音来得很突兀，一口痰塞住了他喉咙，他清了清嗓子，丽敏，我对不起你。这句话他重新说了一遍，说完他松了一口气，我母亲却像一簇压抑的火苗见风燃烧，因为父亲不合时宜的道歉，她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
对不起我算什么？你是对不起你自己，更对不起组织对你的培养！
我母亲的眼泪喷涌而出，为了避免在众目睽睽下出丑，她提起旅行包独自冲到了街道上，我没有料到母亲会如此蔑视父亲的道歉，她竟然扔下我和父亲。自己跑了。
油坊镇上雨雪霏霏，我陪着父亲回家去。我们避开大路，专走僻静的小道，即使这样，路上还是遇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好事者，好几个居民涎着脸，假装过来问候我父亲，一律被我连推带搡地驱逐了，看热闹的孩子们，小的被我打跑了，大一点的都被我骂走了。我像一个父亲保护儿子一样，尽心尽职地保护着我父亲，一直走到工农街的家里。
父亲被我领回了家。
隔离审查告一段落，审查结果喜忧参半。我父亲不承认他伪造身世，不承认他欺骗组织，他坚持自己就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但是，对父亲生活作风问题的调查。进展异常顺利，远远超出了工作组的预期。也许是出于诚实，也许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心理作祟，抵抗和狡辩没有几个回合，父亲便向工作组坦白了，多年来的坊间传说确有其事，他乱搞男女关系，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听说问题还很严重。
生活作风
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就是男女问题，这谁不知道呢？一个男人生活作风出了问题，一定是搞了女人，问题越严重，搞的女人越多。我那时候十三岁，性腺半生不熟，我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就要搞女人，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搞了多少，搞那么多女人有什么用呢？这事不好问别人，张不开口，我自己琢磨，琢磨得下身勃起了，就不敢再琢磨了。我不敢勃起。因为我母亲不准我勃起，勃起对她是最大的冒犯。她不管我是故意还是无意，一律严惩不贷。有一天早晨，我梦见了熟悉的综合大楼的楼梯，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像孔雀一样开着屏，朝父亲四楼的办公室拾级而上，他们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走，走到三楼，每个人都转过身子，对我回眸一笑。我陶醉在一种陌生而美妙的幻觉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用塑料拖鞋打醒了，她愤怒地瞪着我支起来的短裤，把我打下了床。她一边打一边骂，无耻的孩子，下流的孩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翘得那么高要干什么？我让你学他的坏样，让你无耻，让你下流！
母亲对男性生殖器感到厌恶和愤怒，我的也一样受牵连。她与父亲的决裂从分床开始，他们划清了界线，但没有马上分道扬镳。起初我以为母亲要挽救父亲，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挽救，也不是恩赐，是一种债务清理。父亲在母亲的眼里已经贱若粪土，没必要挽救了。她要留下时间做一件事，什么事？惩罚。她放不下自己的这项特权，她要惩罚父亲。母亲最初的设想是惩罚父亲的精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的精神，正如他突然弯曲的脊背，已成一堆废墟，没有多少惩罚的余地了，于是，先惩罚父亲的精神还是先惩罚他的身体，便成为母亲两难的选择。
母亲早晨出门的时候，父亲替她搬过自行车，叮嘱道，路上小心，骑慢一点。母亲说，你那脏手别碰我的自行车，我骑慢骑快不关你的事，让拖拉机撞死了才好，干脆一了百了。父亲知趣地离开自行车，说，那你广播念稿子慢一点，千万别出错，现在墙倒众人推，别给人抓住辫子。母亲冷笑一声，说，多谢你，你还在充善人，现在我还有什么资格念稿子？谁敢给我开麦克风？你知道我在广播室干的什么事？我天天给张小红剪报纸呢！母亲说到她给同事剪报纸的时候情绪失控了，屈辱使她歇斯底里，她的手突然朝地上一指，库文轩，都怪你，你死有余辜，给我跪那儿去，给我跪着！
父亲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说，这是你不讲理了，我是好心嘱咐你几句，你怎么能让我下跪呢？
母亲的手不依不饶地指着院门口的地面。跪下，你这种人不配站着，只配跪！你到底跪不跪？今天你不跪，我就不去上班了！
父亲犹豫起来，也许他在心里评估自己的罪恶，是否必须要以下跪来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