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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上的同道者，苏联情报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托拉斯”行动处于高潮时期，外国科，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对外情报机
构，第一次成功地对英国驻外机构进行了渗透。渗透的间谍是一位英国驻罗马大使
馆的名叫弗朗西斯科·康斯坦丁尼的意大利通信员（其代号是杜坎）。他是在意大
利共产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阿莱格雷特的帮助下，于1924年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
外机构招募的。十月革命以前，阿莱格雷特一直是俄国大使馆的秘书。康斯坦丁尼
尽管地位不高，但是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交机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外
交部没有一个专门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更别提有什么安全部门了。当时，英国各
个大使馆的安全措施相当松懈。据20世纪30年代中期派驻罗马的大使馆官员安德鲁
·诺布尔称，当时在罗马，安全措施“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大使馆的服务员都
能有机会接触那些装有秘密文件的红匣和档案柜的钥匙，他们甚至还可能有机会接
触到大使馆文件保险柜的联环锁的密码。甚至在1925年英国大使馆丢失了两份外交
密码本之后，大使馆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这些密码本很有可能是被康斯坦丁尼盗走
了其实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被他盗走了。
十多年间，康斯坦丁尼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密码本。起初，
他很可能还让他弟弟塞孔多（当时是大使馆的一位雇员）帮助他往外偷过文件。康
斯坦丁尼除了把英国与其驻意大使馆之间有关英意两国关系方面的电文提供给苏联
外，还经常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文件的“秘密影印件”，这些文件都来自外交部以
及各主要英国外交使团，以便使驻外大使能及时了解当前的外交政策。到了1925年
1月，他平均每周能提供150页秘密资料。康斯坦丁尼对他的企图毫不掩饰，据驻罗
马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他纯粹是为了金钱才与我们合作的，他自己从不否认这
一事实。他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一名富翁，他一直在为此而努力。”1925年，他被
中心称为最有价值的情报员。由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直相信英国在搞大规模的旨
在颠覆苏联政权的阴谋活动，所以它一直依靠间谍“杜坎”提供关于英国进攻的早
期预警情报，并对驻罗马情报站作了如下指示：
现在英国是可能不久就要发动对苏联的进攻的组织者。西方国家正在对我们形
成一个包围圈。在东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有关文件和秘密材料，vZ供我们了解英国的具体计划。
罗马情报站为能拥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出色的间谍而非常自豪，这从他们对
康斯坦丁尼的吹捧中就可以看出来。据说他长着一张“古罗马人”的面孔，众多追
求他的女人都称他为“帅哥”。到了1928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始怀疑他也为意
大利情报机构提供机密文件，而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他的忠诚
表示怀疑，但他所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在20年代后期成为外交事
务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称那些资料“对我的作用太大了”。
1927年，苏联的情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的失误，这些失误被广为宣
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次成功渗透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
阴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快速增加的工作网点和四局（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站的安
全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有三：一是苏联早期的密码系统比较简单，容易被西方
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解；二是第一代外国科的部分官员缺少经验；三是在选择和培训
外国共产主义者作为间谍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为苏联情报
机关推荐了大批热情洋溢的志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德国的理查德·佐格尔，
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间谍，但也有一些人无视传统的情报技术要求，不遵守正规
的安全程序。
1927年春天，苏联在8个国家的情报行动被曝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三月份，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波兰的一个主要间谍网被揭露；在土耳其，一名苏联的商务官
员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在瑞士，警方宣布逮捕了两名俄罗斯间谍。四月份，在北京，
警察突袭了苏联领事馆，发现了大量涉及情报方面的文件；在法国，保安局破获了
由一名重要的法国共产党人让·克雷默特领导的苏联间谍网；五月份，奥地利发现
外交部官员中有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站透露秘密信息；在英国，内政大臣向
下议院宣称，“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到的最完整、最嚣张的间谍网”。
在上述间谍网被破获后当时苏联仍然把英国当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
危险的敌人英国正式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些高级官员还向下议院宣读了
部分截获的苏联密码电报。在苏联的密码被英国成功地破译之后，苏联为使其外交
活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通信联络更加安全，开始使用“一次性密码本”的密码
系统，这种方式尽管较费事，但几乎是无法破译的。这样，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西方
的密码专家们都无法破译苏联高级别的密电交流。
1927年，有关日本的情报是最多也是最令人关注的。1925年之后，外国科已经
能够截获日本军事代表团及驻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总领事馆的秘密联络情报。值
得注意的是，驻哈尔滨的日本代表们并不使用外交邮袋和他们自己的信使，而是通
过中国的邮政服务来与东京进行联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收买了那些将日本官方电
文送到哈尔滨邮局的中国雇员，并派出了拆信专家组，对信件进行检查和照相，然
后再用新信封装好，贴上复制的日本封条付邮。来自莫斯科的日本专家马特索金教
授也被外国科雇用来负责在哈尔滨检查信件，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译即送至克格
勃总部。在发送到莫斯科的截获信件中，有大量的关于日本针对中国和苏联远东的
军事计划材料。但最令人忧虑的文件则是1927年7月截获的一份日本首相兼外交大臣
田中写的秘密奏折。该奏折主张征服满蒙，为吞并整个中国扫除障碍，并断言“日
本将不得不再次与俄国交兵”。
该奏折的第二个副本是外国科驻平壤情报站截获的，那时日本还占领着朝鲜。
当时情报站负责人是伊万·安得列耶维奇·奇恰叶夫（后为驻伦敦情报站站长）。
外国科官员收买了一名代号为“阿野”的日本翻译，成功地把这份奏折以及其他一
些秘密材料从日本驻汉城警务负责人的保险箱中弄了出来。后来田中奏折被外国科
泄露给了美国新闻媒体，使外界误认为这是由为美国服务的间谍截获的。直到1997
年，苏联官方的一部史书还在庆贺能同时在哈尔滨和平壤得到那两份奏折，称这是
“间谍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这尽管有一点夸张，但却准确地反映出能够及时觉
察田中对与俄国作战的预测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
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以及日本日益明显的威胁，使莫斯科焦虑不安。在国
家政治保安总局截获田中奏折之后几天，斯大林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文章，这篇
文章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苏联政界对形势的深切忧虑：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胁，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场战
争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未知数，相反，我们面临着一场真实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而
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虽然康斯坦丁尼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田中奏折的英国情报，斯大林和克格勃总部
的“阴谋理论”信奉者仍然不能得出英国并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计划的结论。他
们认为，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对西方战争贩子的秘密委员会进行渗透。列宁逝
世后，经过三年的权力争夺，斯大林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他当时提出要求，要争取
获得更多的有关西方阴谋颠覆苏联的情报，虽然大多数阴谋根本纯属想象，但他却
坚信“阴谋”是肯定存在的。
为了使苏联的间谍活动更令人难以觉察，不致授人以柄，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
由以前的“公开”情报站转向“秘密”情报站，这些“秘密”情报站独立于苏联外
交、商业代表团之外。在后来的几年里，建立新的“秘密”情报站成了一项庞大而
持久的工程，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其官员进行系统训练，并煞费苦
心地编造各种经历，以便为间谍们伪造身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保安
总局试图迅速扩大秘密情报网，因为缺乏周密的准备（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强制性要
求），仓促行事，结果被纳人国外间谍网的既有一些非同一般的天才，也不乏一些
厚颜无耻的骗子。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公开的丑闻，其中有一
条涉及1927在柏林建立的秘密情报站。该情报站站长为奥地利的贝托尔特·卡尔·
伊尔克，副站长为莫里茨·温斯坦。后来的一份调查作了这样的总结：当时中心就
应该注意到“伊尔克一温斯坦情报站”所宣称的扩大间谍网的“可疑速度”。据该
情报站宣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它的间谍活动已遍及英国、法国、波兰及德国。
伊尔克还以“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有关他的间谍的身份的资料。当时中心还在为19
27年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网不断暴露而伤脑筋，因此只能对他不愿透露身份
的行为勉强接受。然而，事情慢慢清楚了，这个秘密间谍网的核心人物都是他们的
亲戚，间谍网的其他一些人员甚至纯属虚构。在英国和法国的间谍行动也纯粹是虚
张声势，不过这倒是从中心为自己争取资金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德国和波兰的间谍
网倒不完全是编造的，但却处在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1933年中心
彻底关闭了这个情报站，但这次没有像1927年间谍行动失败那样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体制的变化对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发展及其继任者产
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创造：对
领导人盲目崇拜、一党专制，由庞大的警察保安系统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以
众多的集中营来威胁政权的反对者。但是，列宁建立的一党专政国家还允许在党内
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俾大林却利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来阻止这种讨论，强行推行他
个人的狭隘的正统观念，对那些真实或虚幻的对手进行残酷迫害。其中对列宁时期
的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迫害最为恶毒、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开展的反对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运动至少在初期是相当
残酷而又滑稽可笑的。当托洛茨基拒绝公开认错并承认其“反党罪行”时，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把他流放到了阿拉木图镇，该镇位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偏
僻角落。1928年1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遣小分队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
科的住处准备将他带走流放时，发现他还穿着睡衣。当托洛茨基拒绝出来时，国家
政治保安总局的官员破门而人。令托洛茨基惊讶的是，小分队的头目竟是内战以来
他的一位保缥。面对前国防人民委员那位“保留’心潮澎湃，难以自持，抽泣道：
“托洛茨基同志，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吧！”托洛茨基让他冷静下来，并说不管
命令本身是如何地错误，服从命令都是他的天职。小分队的人脱去托洛茨基的睡衣，
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带到已经等候在门外的汽车上，送往开往西伯利亚的特快列车。
在这一过程中，托洛茨基始终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
在流放地，托洛茨基除了几次外出打猎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在书桌旁度过。从
1928年4月到10月，他一共给他的支持者们发了约550封电报和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一些可以算得上是冗长的辩论文。在这期间，他收到来自苏联不同地区的700封
电报和1000封信，可以认为至少和这同样多的信件在途中就被没收了。国家政治保
安总局对截获的托洛茨基信件中的每一点都特别留意，每一个月都要把整理好的材
料呈送给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和俾大林。
其中有些信件常常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们描绘成“堕落者”，一向对反对势力反应
强烈的斯大林对此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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