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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
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
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
关）
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
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
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
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
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
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
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
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
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
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
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
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
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
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
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
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
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
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
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
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
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
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
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
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
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
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
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
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
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
年俾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
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
年底将他处决了。
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
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谢列平在1958到1961年间担任克
格勃主席。他精力充沛，而且相对较为年轻。他毫不掩饰自己想成为党的总书记的
野心，然而在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要密谋篡权者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实际上也
靠边站了。
70年代，尤里。安德罗波夫逐渐把苏联大权揽人自己手中，他的手段比贝利亚
或者谢列平要高明得多。随着勃列日涅夫日渐日薄西山，安德罗波夫逐渐建立起当
然继承人的形象，并于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然而，无论是在亨
利。基辛格长达2000页的回忆录（969 －1977年）中，还是在接替基辛格在1977fg1
980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关于他任期的回忆录中，对安德罗波夫都
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
夫也同样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当1991年8 月他发动意在推翻戈尔巴乔夫、建立
一个强硬派政府的未遂政变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感到非常吃惊。但像贝利亚一
样，克留契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虽然在此之前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共产党一党专
政政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坚强支柱，而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的加强这一统治的努力，
却反而加速了这一政权的崩溃。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给予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后继部门——
的首任长官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关注之少，也是令人惊异的。就在普里马科夫
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前夕，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专著，并受
了广泛的好评，而就在这本专著中也只字未提到普里马科夫。到了1999年春天，尽
管普里马科夫声称自己没有接替叶利钦的野心，而民意测验却表明，在所有可能参
加第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中，普里马科夫的呼声是最高的。显然是因为觉
得普里马科夫的权力太大了，叶利钦遂于1999年5 月罢免了他。
契卡及其后继者不仅对于苏联一党专政的政权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
苏联外交政策的实施也是非常重要的。1980年，吉姆。菲尔比曾在克格勃的一次讲
座中说：“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动是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
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
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
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
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
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
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
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
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
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
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
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
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
“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
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
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
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
——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
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
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
害者，惨遭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了解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盟国的秘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
斯大林掌握的自己谈判对手的底牌，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在任何一次会议上
都要多。斯大林了解很多高度机密的英国和美国文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丘吉尔和
罗俾福甚至都没让他们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知晓。虽然在英国只有六位内阁大臣知道
英国高级技侦处的存在，而斯大林却对它了如指掌。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
曼哈顿计划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45年4 月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才知道这一
计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英国有个高级技侦处），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
知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1945年7 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
“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他当然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比杜鲁门要早得
多。
美英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美国人研究成功了
“维罗娜”解码，破译了几百名苏联间谍的代号和关键线索。对此斯大林也比大多
数美英决策者知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过“维
罗娜”一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以外，艾德礼内阁的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维罗娜”一事。由于美国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甚至中央情报局
也是到了1952年末才知道有“维罗娜”的存在。然而苏联克格勃总部早在1947年初
就通过隐藏在美国技侦情报机构——陆军安全局的威廉。魏斯班德得知了“维罗娜”
的消息。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对于冷战初期美国最大的情报秘密
的了解比美国总统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早了五年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在对苏联的盟国进行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二战胜利后克格勃的一些间谍仍然在这些盟国中潜伏了下来，这使得苏联对其
情报机构在冷战中针对“主要对手”及其北约盟国的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克格
勃的战后战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企图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站网络，
并招募新一代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重现战前“大特工”时代的辉煌。直到1980
年初，中心还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公开情报站之外，再建立6 个秘密情
报站，每个情报站都控制着打入里根政府心脏的若干名间谍。事实证明它的计划实
在过于乐观了。
战后，克格勃打入“主要对手”权力部门的大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战术
性胜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失败告终。至少在60年代初以前，克格勃关于美国外
交政策的主要情报来源还是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渗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曾有着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神话般的形
象，这一形象激励着剑桥“五杰”和与他们类似的美国间谍为之效力，然而到冷战
开始时，这一形象却开始迅速失去光彩。60年代后期，大部分充满理想主义的学生
革命分子与他们战前的前辈们不同，他们不再崇敬衰落的共产党，而是崇敬新生的
左派力量，这一新左派似乎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越来越衰老的领导层抱有深深
的怀疑。
美国和英国的共产党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发展间谍和招募出色侦探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共产党二战后在美国和英国的衰落，苏联情报机构失去了这一来源。二战结
束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是克格勃在西方培养间谍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这两个西欧国
家里共产党的势力最为强大，而且都参加了战后的联合政府。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
案显示，克格勃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的间谍中，服务时间最长、同时可能也是最多
产的间谍是茹尔和达里奥。他们在战后初期就进人了各自国家的外交部。
50年代，克格勃从欧洲大陆北约主要成员国所获得的高等级情报的数量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