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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
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
“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
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
益严重。
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
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
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
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
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
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
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
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
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
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
机会，这些正是俄罗俾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
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
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俾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
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
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
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二线却发现俄罗斯
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
——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
绩。中心最终还有一个比在西方搜集情报更为重要的任务。契卡于布尔什维克夺取
政权6 个星期后成立，其任务是“以革命的方式肃清反革命分子”。在这个第一位
的任务——保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国家，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派——中，契卡
及其后继部门都做得特别出色。
从20年代起，针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展开了。前苏
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中的作用，在叶利钦当政时期竟被官方
奇怪地忘记了。如同克留契科夫和前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某些高级官员一样，俄
罗斯国外情报局也坚持说国外情报局没有介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及违背人权的
行为。事实上，它是涉及此事的核心部门。在苏联阵营内部，在对付意识形态领域
的颠覆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国内机构与其国外情报机构的协调行动不断得到加强。
1956年匈牙利暴动遭苏军坦克镇压后不久，以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粉碎
后不久，许多西方观察家都曾对这个自由的魔鬼能否尽快地返回瓶中而感疑虑。事
实上，一党专政的政权所以能非常快而成功地在布达佩斯与布拉格恢复，主要是靠
了苏联克格勃及其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同行的支持。从1968年之后，苏联阵营中
的民意状况受到了特工的严密监视。这些特工经验丰富，他们扮做西方游客与商人，
探查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并假装同情他们。在汇报这些“进步”行动的结果时，
第一总局还敢讲一点以前进行情报分析时不敢讲的实话，比如它报告了苏联民众对
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冷嘲热讽的话。
在整个冷战期间，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克格勃在外国的首都同样积极地开展反
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克格勃驻西方国家的情报站担负着一项长期任务，即尽
可能多地搜集可用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材料：
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积极措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和之处、持不同
政见者圈子里的观点分歧与冲突、这些不和产生的原因，加剧这些不和的可能方法、
以及有损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名誉的具体把柄（如酗酒、不道德行为、事业上的滑坡，
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西方特务机构及意识形态主管部［二有联系的事实等等）。
国外情报站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的主要支持者。克格勃
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
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 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
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
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
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
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
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
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
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
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
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
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
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
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
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
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
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
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
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
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
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
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
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
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
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
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
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
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
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
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
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
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
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
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
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
优势。
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
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
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
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
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
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从潜在意义上讲，冷战期间克格勃最难对付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来自有组
织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宗教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所希望和预计的那样消亡。尽
管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苏联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存在，但苏联领导却不得不伪善地
宣布尊重宗教自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彻底根除宗教活动的努力被更
为狡猾的迫害形式所代替，他们想借此使宗教活动不断衰落，并排斥信教的人。在
苏联东正教中，克格勃能够依靠其渗入教会管理层的间谍。中心面临的主要问题来
自其他基督教派以及少数大胆的东正教牧师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但若想宗教自由在
苏联国内得到进展，受迫害的基督徒需要得到全世界教会的坚定支持，特别是世界
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克格勃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中的间谍非常成功地让该组织把注意力集中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而不是苏联阵
营中的宗教迫害。1975年，间谍阿达曼特（尼科季姆大主教）被选为世界基督教协
进会6 名会长之一。
克格勃重视控制宗教异端并拒绝西方对受迫害的苏联基督徒的支持不是没有道
理的，波兰发生的事件就完全能说明这一问题。波兰安全与情报局从来没有能将天
主教置于它的政治控制之下。早在70年代初期，克格勃就认定科拉克夫大主教卡罗
尔。沃伊蒂瓦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反对派，他在宗教自由与人权问题上都不愿意妥协。
波兰安全与情报局想逮捕他，但他们又害怕这样做会引发波兰国内与西方国家
的强烈抗议。沃伊蒂瓦于1978年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个事件给波兰共产
党政权的打击——并最终给整个苏联阵营的打击——是致命的。在他1979年带着胜
利的喜悦访问波兰的时候，失去信誉的共产党政权与首位波兰教皇那强大的精神感
召力之间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自由政策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克格勃早期对政治上持不同政
见者的担忧，即如果让他们将其“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下去的话，将会给苏联
政权带来危害。1989年萨哈罗夫从国内流放中解放出来并获准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
年，他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成了“毫无疑问的杰出
人物。”70年代初期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现在都被坚定地提上了政治
日程。
只有当克格勃那庞大的社会控制机构开始被拆除的时候，它对苏联生存的重要
意义才得以完全清楚的展现出来。1991年8 月发生了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为目的的军
事政变，以克留契科夫为首的政变发动者们在声明中暗示，由于克格勃放松了对意
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斗争，从而才动摇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基础：所有层次的政权都失
去了民众的信任……对国家各级机构的恶毒嘲弄正日益滋长。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
控制。
政变策划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再想让时钟倒转已为时晚矣！“如果政
变在一年半或两年前发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它或许有成功的可能性。但
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关键是克格勃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削弱了，以前它能够将莫斯科的任何游行示威活动扼杀在摇篮里，现在却不能了。
大量的群众——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