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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
的联系，毕业后（也就是当年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然后负责
为共产国际提供内幕消息。斯特雷特没有同意。康福德为共产国际献出了生命，
“难道你忘了吗？”布伦特对斯特雷特说。几天后，斯特雷特终于答应了。“在一
周之内，”他后来写道，“我从喧嚣、拥挤的剑桥一下子坠人了一个充满了影子和
回音的世界。”他毕业之后在伦敦与多伊奇见过一次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而且当时他还错把多伊奇当成了俄国人。见面的时候，多伊奇向他要一件能证明个
人身份的东西。他给了他一张照片。多伊奇把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其中一半交还给
了他。多伊奇告诉他，另一半将由在纽约与他接头的人还给他。
“五杰”中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也是后来最后一个被公开的“第五人”是一个
精明的苏格兰人约翰·凯恩克罗斯。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一份现代语言
学奖学金走进了特里尼蒂的大门。此前，他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里学习过两年，并
拿到了索邦神学院的学历证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导致《特里尼蒂杂志》给他
起了个绰号“血十字”；该刊还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宣称‘凯恩克罗斯每两个
星期就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安东尼·布伦特就是教授他法国文学的老师之一，
但凯恩克罗斯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共产主义。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而且比第二名的分数高出了100分
（虽然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人
布伦特开始从事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后不久，1937年初，多伊奇就把与凯
恩克罗斯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伯吉俾，这与1934年菲尔比第一次开展发展间谍工作时
发展麦克莱恩的情况非常相似。随后，发展凯恩克罗斯的实际工作又交给了詹姆斯
·克卢格曼。4月9日，马利通知中心，凯恩克罗斯的发展工作已正式完成，他的代
号是莫里埃。如果凯恩克罗斯知道自己的代号，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它透明度太高，
但同时又会觉得选得非常合适，因为这是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后来，他还
发表过两篇用法语撰写的关于这个作家的学术研究文章。不久后，莫里埃这个代号
被李斯特代替了，但是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代号更迭的原因。5月份，克卢格曼
安排了凯恩克罗斯与多伊奇的第一次见面。根据凯恩克罗斯的回忆这些回忆他
自己也承认不太可靠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晚上，地点在雷根特公园：
突然，树后面闪出一个个子矮小而结实的身影，大约四十岁左右。克卢格曼给
我介绍这个人是奥托。随后，克卢格曼就消失了……
多伊奇向莫斯科汇报说，凯恩克罗俾“非常高兴我们与他建立了联系，而且准
备立刻就开始替我们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俾能够接触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会也就能通过他们接触到外交部文件中包括被凯恩克罗斯称为“关于西班牙内
战进展情况的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除了少数几次，很难说清中心提交给俾
大林的情报很可能是以经过编辑的摘录形式中，哪些情报是麦克莱恩和凯
恩克罗俾提供的。有一份这样的文件看来是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那就是1937
年11月希特勒与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
的会谈记录。哈利法克斯刚到希特勒建在山上的巢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
巢”时，还出了个大洋相：当贵族气派十足的哈利法克斯走出汽车的时候，把希特
勒当成了男仆，还差点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交给他。幸好德国的一位部长在他耳边
轻声说：“元首！元首户’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哈利法克斯
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迎合了斯大林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
的态度。中心的报告强调，英国把纳粹德国视为“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而且会对德国向东扩展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虽然哈利法克斯对于希特勒的判断非
常幼稚他认为希特勒“非常真诚”但是他记录的他对于德国在防止共产主
义向西方扩散方面的作用的评论，却比中心的记录准确得多。他对希特勒说：
虽然英国对纳粹体制中的许多东西非常不满（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对待犹
太人的态度（或许这个问题没有前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以及对待企业工会的态度），
但是我并没有对他给德国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并没有对他把共产主义拒于他的国
家之外的贡献当然这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的以及（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
样）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散方面作出的贡献视而不见。
哈利法克斯并没有任何表示支持德国侵略东欧的话。他的目的虽然不切实
际是希望通过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把希特勒变成“欧洲的一个良民”，争
取说服他把他对欧洲的野心限制在能够用和平方式实现的范围之内。但哈利法克斯
也明确地表示，英国准备对凡尔赛和约做出和平的修改：
我说过，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做出的安排已经导
致了问题的出现，例如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
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对于这些问
题，没有必要在今天还考虑维持现状，但是我们一定要
避免那种可能引起麻烦的解决办法。如果主要有关国
家对这些问题能抱着良好的愿望，在自愿基础上做出
合理安排，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反对。
这些讲话对希特勒而言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并不是因为他对和平修改凡尔
赛和约有多大的兴趣，而是从哈利法克斯企图安抚希特勒的软弱态度中，希特勒看
出，一旦他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将没有勇气与之对抗。斯大林则从哈利法克斯的话
里面发现了更险恶的用意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他认为，英国已经刻意为纳
粹东进打开了绿灯。于是他命令中心设法弄到英国精心策划的让希特勒进攻苏联的
阴谋的证据。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提供的英国外交部关于英国设法取悦希特勒的
文件正好被中心用来交差。
虽然吉姆·菲尔比最终成了“五杰”中最重要的间谍，但是他在事业上的起飞
却比其他四个人都慢。他本来打算在民政部门里找份工作，可他的大学导师和他家
里的一个朋友都警告他说，虽然他们很欣赏他的干劲和聪明才智，但他们还是觉得
应该提醒他一句，“他那种觉得现行政治不公平的态度使他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
于是菲尔比打消了这个念头。1937年前，他取得的唯…一个小成绩就是在没有什么
影响力的自由党月刊《综述评说》编辑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为英德友好协
会的成员。丘吉尔对这个组织非常蔑视肥它称做“噙！希特勒！团伙”。菲尔比回
忆说，他经常与多伊奇见面，但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同时还需要多伊奇坚定他的信
心。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给菲尔比提供了第一项重要的情报任务。他终于说服了伦敦
的一家新闻机构给他签发了一份自由撰稿战地记者的委派证明。1937年2月，他到达
西班牙。“我的第一个任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要掌握有关法西斯作
战的各方面的第一手情报。”然而，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揭示出全部的事实。
就在菲尔比离开伦敦几星期之后，伦敦秘密情报站接到了指示，这个指示无疑
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它命令菲尔比暗杀西班牙民族力量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弗
朗哥将军。马利及时地把命令传达了出去，但是他清楚地向中心表示，他并不相信
菲尔比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果然，5月份，菲尔比无功返回伦敦。他甚至都没有见
过弗朗哥。马利向中心报告说，菲尔比“非常沮丧”。但是，后来当菲尔比作为
“泰晤士报的两名记者之一被派遣到民族主义派掌权的西班牙的时候，他的运气来
了。这年底，他同另外两名记者乘坐的汽车被炮弹击中。虽然受了轻伤，但他却因
此成了战争中的小英雄。在“泰晤士报”上，他谦逊地对读者们讲：“你们的记者……
被立即送到急救站，在那里迅速处理了头部的轻伤。”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西班牙受伤，对我的记者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无穷的帮助。”1938年3月2日，
弗朗哥亲自授予他红十字军功章。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弗朗哥。从此，菲尔比报告说：
“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
可是，门打开得太晚了。当菲尔比能够接触到弗朗哥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暗杀计划已经中止了。从1937年春开始，中心对反对弗朗哥的战争的注意力
越来越小，因为此时后来被称为“内战时的内战”的事件发生了：打倒托洛茨基分
子变得比除掉弗朗哥更为重要。1937年底，揪出在国外的“人民公敌”成了比情报
搜集更重要的任务。“五杰”的出众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然而，不幸的是，
在大恐怖时代特有的偏执思想的笼罩之下，外国科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绝大多数
在国外工作的官员都被怀疑参与了敌人的阴谋活动。“大特工”时代很快就悲惨地
结束了。
克格勃绝密档案
大恐怖
虽然“特别行动”1937年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对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但是，
自3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受到苏联国内反对势力困扰的斯大林，就已经开始隐约注
意到国外的“人民公敌”这个问题了。1932年秋，莫斯科党的前任书记米哈伊尔·
留托金和他的一小撮支持者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斯大林统治下
的俄罗斯的残酷性进行最大胆的批判。直到1989年，“留托金论坛”的这封信才被
公开。信中对斯大林及其恐怖统治，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行的集体化政策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曾经见过这封信的托派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
了激怒斯大林而杜撰出来的。信中不仅谴责俾大林是“俄罗斯革命的魔鬼，他在报
复性心理和对权力的贪婪的欲望驱使下，把革命5响了深渊”，而且要求把他撵下台，
并称：“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枷锁，容忍他的独裁行为和他给党及劳动人民造成的损
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耻辱。”
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处决留托金。只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
基洛夫敢反对他。“我们决不能这样做！”他坚持说，“留托金并不是不可救药，
他只是迷失了方向。”当时，斯大林做出了让步，留托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五
年后，在大恐怖的年代里，斯大林掌握了对每个苏联公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已经没
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于是，留托金被枪毙了。
30年代初，斯大林已经丧失了区别反对他个人的人和“人民公敌”的能力。当
时，他认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流亡在外国的列昂·托洛茨基（中心给他的代号是
“老人”）及其追随者。托洛茨基在1933年写道：“现在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已经不可能把当权派（斯大林主义者）赶下台了”，“推翻这个官僚统治，把权力
归还给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于是斯大林根据托洛茨基的这
一主张强调指出，苏联国家面临着武力颠覆的威胁，只有使用武力才能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
在1934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又露出了端倪，不过它是以缄
默的形式出现的，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注意。在进行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斯大
林比基洛夫少了几百票。可是基洛夫在年底的时候被暗杀了，或许是斯大林下的命
令。然而越来越困扰俾大林的不是反对他的那些没有权力的残余势力，而是帝国主
义国家的秘密机关及其内部的托派雇员暗中策划的一个巨大而又神秘的阴谋。虽然，
斯大林这种偏执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病态的多疑”
的个性来解释，但是完美的列宁主义的逻辑学才是造成斯大林困惑的根源。列宁曾
经断言，帝国主义者是不会停止颠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
国家的。斯大林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
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当中，而且我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