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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关于他们的住宿条件，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
“房间里都铺着地毯，摆放着舒适而漂亮的家具，墙上挂着品味高雅的绘画，床上
用品相当高级，连床罩都十分昂贵。”即使有足够的空间安排新学员们住单间，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个人隐私，他们恐怕也会感到十分迷茫，因此学校安排两
个学员住一间宿舍。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有四个小时的外语课、两小时介绍
情报工作技巧的课程、另外还安排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历史、外交理论、哲学、宗
教和绘画等其他辅助课程；这种折衷的安排是为了在强化他们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同
时，丰富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学校还定期组织音乐晚会。曾经在西方
国家生活过的教员们还举办资产阶级行为举止、外交礼仪、时装和“高雅品味”等
方面的速成训练班。在头三年里，特殊任务学校每年招收120名学员，其中只有4名
女生。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廷是特殊任务学校第一批学员里最出色的一个。早
年菲廷曾在一家农业出版社工作过，1938年2月，菲廷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
学校招收为学员。发展他们这样的人主要是为了填补因为清洗“人民公敌”而在内
务人民委员会里留下的许多空缺。10月份，他被转人特殊任务学校。据一份官方记
录称，“他的聪明才能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立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个月后，
还没有完成训练的菲廷就被吸收进了对外情报部门。1939年5月，菲廷被任命为外国
科科长。年仅31岁的他成了苏联历史上最缺乏经验、但也是最年轻的对外情报部门
的负责人。在他被迅速提升的时候，他的前途显然并不显得特别光明。在他升职前
十五个月混乱的日子里，有三任外国科科长遭到了处决，还有一个被调走了。然而，
菲廷证明了自己是非常顽强的。他在这个职务上一干就是七年，创造了自20年代以
来在这个职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记录；这之后，他因失宠被下放到地方工作，重新
成了一个没有光环笼罩的人。
1940年底，四名外国科的官员按照菲廷的命令去伦敦重新建立公开情报站。公
开情报站的新任站长就是在2月份情报站关闭前最后一个撤回莫斯科的阿纳托利·韦
尼阿米诺维奇·戈尔斯基。戈尔斯基是一个办事高效但非常严厉、缺乏幽默感的正
统的斯大林主义者，绝对不属于30年代中期那些大特工类型的间谍。布伦特觉得他
“非常乏味”而且缺乏同情心。另一个战争时期在他手下工作的间谍这样形容他：
“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即使戴着眼镜也挡不住
他那双精明而又冷酷的眼睛”。和菲廷一样，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受到提升，是因为
他的绝大多数同志近期来都被清洗掉了。
这次再回到伦敦的时候，给戈尔斯基介绍的情况比他上个任期时了解的情况要
多得多，那时他甚至不得不向中心去了解吉姆·菲尔比的背景材料。1940年圣诞节，
他向上级汇报说已经恢复了与“小男孩”（菲尔比）的联系。中心对这一报告非常
高兴。1940年夏天，伯吉斯已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D部，该机构
很快就并入了一个新的机构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根据丘吉尔“在欧洲放火”
的命令而组建的这个部门专门负责在敌人后方开展破坏活动。法国和南欧国家在短
短六个星期就遭到惨败的事实证明，首相的这道命令过于乐观了。但是中心对戈尔
斯基发回来的报告还是感到很兴奋。报告中称，菲尔比“正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一所
为训练派遣到欧洲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而开办的学校里当政治教员”。但是，菲尔
比在早些时候发回的一份报告使中心大为吃惊。戈尔斯基向中心汇报称，“‘小男
孩’提供的情报显示英国特别行动执行部并没有向苏联派遣间谍，而且甚至没有训
练准备派遣到苏联来的间谍。在英国的间谍派遣对象国名单上，苏联排在第十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苏联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重要目标，中心里一位办公室官员对此很感
怀疑，在该消息下划了一道横线，并在空白处打上了两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1941年初，伦敦情报站恢复了与“五杰”中的其他几个人的联络。麦克莱恩继
续提供了大量外交部的文件。伯吉俾未能象菲尔比那样从秘密情报局D部转人英国特
别行动部工作，只好回到英国广播公司。布伦特则于1940年夏成功地迸人了英国安
全局。他在提供大量英国安全局的文件的同时，还为他以前在剑桥的学生、在军事
情报部门里工作的莱奥·朗（代号文里）充当下线。布伦特最初提供的一份安全局
的情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两年中，内务人民委员会曾放弃了一位它在
英国安置的最好的间谍。1937年，当大恐怖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心突然作出了
一个荒谬的判断：三年前被发展的潜伏在外交部从事密码工作的金上尉，被伦敦秘
密情报站站长特奥多尔·马利出卖给了英国情报部门。然而，据布伦特披露，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金的身份才被苏联的一个叛徒揭发出来。
凯恩克罗斯也成功地在英国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个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职位。
1940年9月，他离开了财政部，成为汉基爵士的私人秘书。汉基爵士是丘吉尔政府里
的一名部长，兰卡斯特公国的大公。虽然，汉基并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最初的战
时内阁由五名部长组成），但是，他能够收到内阁的所有文件，同时还领导多个秘
密委员会，并负责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到了年底，凯恩克罗斯提供了大量的机密
文件，其中包括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和总
参谋部的作战评估报告。他提供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戈尔斯基抱怨说来不及
把所有这些文件都用密码发送出去。
在1941年，伦敦站显然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最多产的情报站。根据中心的秘
密统计数据，情报站发回莫斯科的秘密政治和外交文件共7867份，涉及军事方面的
情报715份、经济事务的127份、关于英国情报部门的sl份。另外，情报站还提供了
其他很多根据“五杰”及其他间谍口头汇报的情报编写的报告。但是，人们都很难
回避这样一个结论：直到苏联参战之前，绝大多数宝贵的高级情报都被白白浪费了。
由于俾大林对英国政策完全错误的理解，再好的情报也不能提醒他改变自己臆想出
来的那套阴谋理论。尽管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可是斯大林仍然认为
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坚持这样认为英国的计划是使他和希特勒混战在
一起。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理论使他未能发现真正制定进攻苏联计划的是德国人。
1940年，设在柏林大使馆的情报站几乎与伦敦情报站在同一时间恢复了工作。
1938年6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曾经与其在德国最重要的间谍，经济部官员阿尔维德·
哈纳克（代号科尔西肯）失去了联系。1940年9月间日清晨，新上任的柏林情报站副
站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化名“埃德贝格”，代号萨沙和德利
尼）恢复了与他的联系。科罗特科夫径直敲响了哈纳克的家的门，并约定了下一次
在苏联大使馆里见面的时间，这种做法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因外国科绝大多数经验
丰富的官员被清洗掉而导致间谍在行动技巧方面的下降，同时也说明，在那个时候，
盖世太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处不在。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赖因霍尔德·舍恩布伦后来回忆说：
哈纳克……极其缺乏幽默感，所有我们这些他的同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感
觉不自在。他这个人有点像清教徒，思路狭窄而且教条，但是却非常敬业。
和伯吉斯及菲尔比一样，哈纳克的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即使在他与中心失去联
系的那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仍然继续寻找着间谍发展对象。科罗特科夫在汇
报中称，哈纳克与差不多有60个成员的松散的间谍网保持着联系，虽然连他“自己
也不能为间谍网中的每个人担保”：
科尔西肯是这样形容他们所使用的伪装措施的：间谍网里的人并非都相互认识，
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链状的关系。虽然科尔西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但他尽量使自
己处于幕后的位置。
哈纳克招募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是在德国空军情报部门服役的哈罗·舒
尔策一博伊森中尉，代号‘老大”。舒尔策一博伊森充满活力的个性与哈纳克的冷
峻截然相反。与他们俩都相识的利奥波德·特雷波尔发现“舒尔策一博伊森热情但
容易冲动，而哈纳克却冷静而喜爱深思”。高高的个子、有一副运动员身材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具有雅利安人典型的外貌
特征，他的相貌与盖世太保所描述的那些共产党破坏分子们可谓大相径庭。1941年
3月15日，中心命令科罗特科夫直接与舒尔策一博伊森取得联系，并劝说他组织独立
于哈纳克之外的自己的间谍网，这正是舒尔策求之不得的。
即使一个比科罗特科夫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会发现，操纵哈纳克、舒尔策一
博伊森及其间谍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俩的间谍网越来越倾向于把推翻纳粹政
权和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们处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晚上，舒尔策一博伊森和他那迷人的妻子利伯塔丝经常组织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成
员和发展对象召开集体讨论会。利伯塔丝众多的情人更增加了他们被发现的可能性。
当年轻的抵抗者们在柏林的墙上张帖反纳粹标语的时候，穿着德国空军制服的舒尔
策一博伊森拿着把子弹已上膛，保险也打开了的手枪为他们放口肖。
1941年上半年，哈纳克和舒尔策一博伊森的间谍网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就
是关于希特勒为“巴巴罗萨”行动进攻苏联所做的准备。6月16日，科罗特
科夫向中心发回电报称，来自这两个网的情报表明“德国为进攻苏联所做的军事训
练已经全部完成，它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插在中国
和日本的间谍那儿也传回了类似的情报。后来，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从6月1
号至ZI号，菲廷将“上百份”关于德国准备进攻的预警性情报呈送给了斯大林。其
他一些军事情报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内容。然而，所有这些情报都没能发挥作用。和
对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样，斯大林根本不理会这些来自德国的真实情报。
大恐怖使苏联情报部门的分析报告带上了一种偏执的论调。许多内务人民委员
会的官员也赞同斯大林的阴谋理论，虽然通常都不会像斯大林那样沉迷到了怪诞的
程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本人应该对未能预见到德国在6月22日发动突然进攻负主
要责任，这一失误是灾难性的。斯大林一直都在充当着自己的主要情报分析员的角
色，他不仅忽视了一系列准确的预警性情报，还训斥很多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员。6月
16日，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来自舒尔策一博伊森的报告上写下了一段很亵的
批示：“你们可以让这位德国空军的‘情报源’滚回去找他的妓女老娘了。他哪里
是什么‘情报源’，根本就是个骗子。斯大林”。出色的总情报部特工理查德·佐
尔格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警告。他通过渗透到德国大使馆并勾引大使的妻子搞到
了类似的情报。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也羞辱了一番。他提供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
的预警性情报被斯大林当作是“一个在日本整天混迹于小工厂和妓院的骗子”提供
的假情报。
斯大林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怀疑远远大于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怀疑。在他眼
里，丘吉尔是个魔鬼。二十年前，这个人就曾经想借西班牙内战发起一场反对布尔
什维克的战争，并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制定颠覆苏联的计划。在许多关于德国即将
进攻苏联的情报背后，斯大林声称，他发现了丘吉尔设计的利用假情报使他和希特
勒相互为敌的阴谋，这是英国一项长期的阴谋的延续。丘吉尔本人就“巴巴罗萨”
行动对斯大林的提醒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从伦敦情报站发回的报告使他了解到，
直到1941年6月以前，英国主要负责情报分析的部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