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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显示，这一年中，巴黎情报站所提供的报告和文件总共有2627份，比1945年增加
了一倍多。情报站在招募新间谍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44年，被亨利前一年发
展的前抵抗运动成员韦斯特加人了新组建的法国国外情报局（1946年1 月起更名为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韦斯特开始时在英国处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意大利处。
据他的档案记载，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情
报”。
虽然韦斯特（后来改名为拉诺尔）于1945年被撤职，并从此开始在出版界工作，
但是他仍然与以前的一些同事保持着联系。米特罗欣所记录的档案中确认的韦斯特
发展的第一个间谍拉蒂恩于1946年被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开除了。1947年，韦
斯特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发展了两个更重要的官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舒
安（或托尔马）和诺尔（或诺尔曼）。
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里长期的派系斗争也为苏联间谍的渗透创造了条件。
1946年5 月，戴高乐在二战中任命的情报事务主管，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
的第一任局长安德雷。德瓦弗兰（化名‘湘西“）因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而遭逮捕，
但是后来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德瓦弗兰的接班人亨利。里比埃和
他的副手皮埃尔。富尔科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有一次，富尔科不得不否认
里比埃对他的指责，说自己并没有在里比埃的汽车刹车上动手脚，而导致刹车失灵，
差点要了里比埃的命。还有一次，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举行的气氛非常紧张
的各部门负责人例会上，里比埃竟然用手杖把富尔科从会议室里赶了出去。正如法
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一位官员抱怨的那样：”局长和副局长下达的相互矛盾的命
令使各部门的负责人简直无所适从。“
1946年7 月到1947年6 月30日，巴黎情报站一共给中心提供了1147份有关法国
情报部门的文件，其中包括92份涉及法国针对苏联开展的情报活动，50份涉及法国
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的活动。米特罗欣抄记录的档案显示，舒安和诺尔都在政治情报
部门（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政治研究处）里工作。舒安曾经在法国国外情报及
反间谍局美国处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1949年，他被调到了苏联集团处。诺尔
专门负责意大利方面的情报工作。巴黎情报站每个月付给韦斯特3 万法郎，而且1957
年还给他出资36万法郎购买了一套公寓。1946年到1948年担任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
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喜欢吹嘘自己在对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进行渗透方
面取得的成就。1952年，在中心举办的一次讲座上，他轻蔑地把法国的情报部门描
述成“一个我可以随时召唤的妓女”。
对法国外交部进行渗透就困难得多了。共产党贸易联盟领导人伯努瓦。弗拉商
1946年6 月访问莫斯科时悲观地说：外交部里的官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群体……以
他们的反动观点而闻名。我们在这个部里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一名党员在外
交部工作。她是外交部部长乔治。比多的私人秘书，而且比多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她。在驻外人员中，只有驻布拉格使馆的秘书是共产党员。
这个共产党员使馆秘书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后来（1969一1975年）担任法国驻北
京大使的艾蒂安。马纳克。马纳克的代号是塔克西姆，他与苏联情报界的第一次接
触发生在1942年，当时他还在土耳其任职。克格勃的档案显示，他只是秘密的联络
对象，还算不上间谍，但直到1971年还经常出于“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动机”给苏
联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受到了中心的重视。在与克格勃29年的接触中，中心给
他安排过6 名专案官员，最后一位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的处长钦巴尔，他的职责
包括负责苏联在法国的间谍活动。
冷战时期，潜伏在法国外交部里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不是外交官而是一位从事密
码工作的职员。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在二战结束时招募的从事间谍活动时间最长也是
最有价值的间谍，很可能是在外交部工作的一名23岁的密码官员，代号茹尔。他提
供的大量外交部文件和密码解码材料被装在“专用箱”（他的档案中这么叫）里，
从巴黎被送到莫斯科。这些情报使破译法国外交部发给法国各驻外使馆的密码电报
成为可能。1957年，茹尔被秘密地授予红星勋章。二十五年后他仍然从事着情报活
动，1982年由于“长期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他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
1947年5 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这使苏联对法国政府进行
渗透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1948年4 月中心抱怨道：情报站没有能够接近“戴高
乐人民法国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的“法国人民共和运动”和其他“反动”政党领
导层的间谍；它也没有能够打入法国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苏联事务处，情报站从
英国和美国使馆获得的情报也少得可怜，而且在对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作为科技情
报来源的重点目标进行的渗透上也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为了弥补这些缺点，同时也为了实施旨在“削弱敌视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人的
威望”的“积极措施”，中心制定了一个计划。然而莫斯科对这一计划的结果仍然
不十分满意。1948年9 月1 日到1949年2 月1 日，巴黎情报站提交了923 份报告，
其中20％被认为具备相当的重要性，被呈送给了中央委员会。然而，中心的批示称
：“这还没有完全达到领导人对政治情报提出的要求”。2 月1 日到12月31日，巴
黎情报站提供了1567份报告，其中ZI％被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些报告被
批评为“未能反映出最核心的内容”和“不足以用来弄清执政党与民主（亲苏）力
量进行斗争的计划”。
1949年巴黎情报站向中心提供的报告数量减少了——平均每个月比1948年减少
40份。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档案中所谓的1949年年初“行动环境的恶化”造成的。
当时，法国情报局和警察加紧了对苏联大使馆的监视。1949年3 月12日，中心
警告巴黎情报站，继续在街道上、咖啡馆和饭店里约见他的间谍的做法是非常危险
的，并建议情报站更多地使用死信箱，通过隐写墨水和无线电传递信息。情报站还
奉命训练间谍如何发现和摆脱监视，并指导他们在遭到审问和逮捕后如何表现。一
个月后，情报站向中心汇报说，虽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在街道上与间谍会面的做法，
但是安全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专案官员被禁止从使馆或其他属于苏联的建筑物里
径直外出去会见他们的间谍。每次会见间谍前，情报站的司机会在事先约好的地点
接这些官员，并在经过仔细的安全检查确认无人监视后，才把他们送到约会地点。
约会完后，与间谍接头的专案官员会在与另一位情报站官员擦肩而过时，将得到的
情报交给这个官员——这种交接方式被称为“快速接触”。约会间谍的时间和地点
也经常改变，约会被更多地安排在教堂、剧院、展览馆和巴黎市区以外的地点进行。
另一项安全措施是降低与间谍约会的频率。巴黎情报站安排与它最有价值的六
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两次，与其他十名间谍每个月接头一次，与另外七名间谍每两个
月接头一次。一些不太重要的间谍被暂时中止了联系或只在必要时通过事先约定的
信号进行联络。新的安全措施执行一年后，巴黎情报站报告说“行动环境”得到了
改善。1950年4 月22日，情报站向中心报告说它与约50名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数
量几乎是一年前的两倍。在以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巴黎情报站提供的情报质量比英
国和美国情报站提供的要高。4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组织上出现的混乱，也表
现在对它的最有成效的三名英国间谍的指导上。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吉姆。菲尔比
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英国驻土耳其站站长期间，苏联方面也没有给他指派一名固
定的指导员。除了回伦敦期间，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都是通过盖伊。伯吉斯进
行的。然而，伯吉斯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在尤里。莫金看来，“他变得越来
越紧张，不再能够承受双重生活给他造成的压力”。1949年秋，伯吉斯到直布罗陀
和丹吉尔进行了一次旅行，在这次被戈伦韦。李斯称为“轻率的自我放纵的长期旅
行”
当中，伯吉斯竟然忘记结清饭店的账单，还公开了自己英国情报官员的身份，
并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喝醉后唱道：“今天的男孩子很下流，比过去的还下流。”
回到伦敦后，他竟然没有被解雇，这使伯吉斯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但是他一回到
外交部就重新开始了一位忠诚的间谍的生活，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文件。例如，
19 49 年12月7 日，他交给了莫金168 份文件，长达660 页。他利用英美在对1949
年10月1 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上的分歧，离间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
克格勃把这项内容也当作伯吉斯的功绩记人了他的档案。
唐纳德。麦克莱恩受到的压力比伯吉斯还大。1948年10月，刚刚35岁的麦克莱
恩被任命为英国驻开罗领事并负责领事馆档案室的工作，这使他看上去已经走上了
一条通向外交部最高职务或接近于这个职位的道路。然而苏联驻开罗情报站麻木不
仁的态度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他提供的情报得不到任何反馈，中心也没有给他进一
步的指示。1949年12月，麦克莱恩在一包机密的外交文件里夹了一个字条，要求允
许他放弃苏联间谍的工作。没有用心指导麦克莱恩开展工作的开罗情报站未能发现
这个字条，字条原封不动地被送到了莫斯科。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中心也忽略了
这张字条。直到1950年4 月，麦克莱恩再次要求从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双重生活中
解脱出来的时候才引起了中心的注意。这时，中心才看到了他四个月前发出的第一
张字条。
当中心还在考虑他的请求时，麦克莱恩已经要疯了。5 月的一个夜晚，他和同
事菲利浦。托因比借着酒醉后的冲动，冲进了两名美国使馆女工作人员的公寓，洗
劫了她们的卧室，扯开了她们的内衣，然后又去破坏她们的浴室。在浴室里，托因
比后来回忆说：“唐纳德把一面大镜子举过头顶扔向浴盆，让我感到奇怪和高兴的
是，天啊，浴盆碎成了两半，可是镜子却完好无损。”几天后，麦克莱恩被送回了
伦敦，外交部给他放了暑假，并替他支付了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心理医生做出的诊
断是工作过于繁重、婚姻问题和受到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到了秋天，麦克莱恩至少
能在上班时间里控制好自己，后来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事务处处长。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增强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莫斯科的影
响。
后来，麦克莱恩的副手罗伯特。塞西尔得出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一定发现了
麦克莱恩提供的情报‘在建议中国和北朝鲜应该采取的战略和谈判原则方面具有无
法估量的价值“。在提供机密文件的同时，麦克莱恩和伯吉斯还把他们自己的反美
态度附加了进去，这样做增加了苏联认为美国可能把朝鲜冲突升级为世界大战的担
心。
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麦克莱恩在他的外交生涯里第一次公开认同了斯
大林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天生就是带有侵略性的。他说，美国经济过于
依赖其军事机器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看起来，较之于因大批军人复员而造成的
经济不景气，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似乎还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然而，中心最看好的英国间谍还是吉姆。菲尔比，它希望有朝一日菲尔比能成
为英国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1949年秋，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华盛顿站
站长。他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这个新职位使我“重新回到了情报决策过程当中”，
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美国情报机构”。
启程赴美之前，菲尔比被告知了“维诺娜”的秘密。虽然他很清楚破译出来的
材料可能会确认出他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他发现“维诺娜”破译出的材料涉及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英国开展的活动的很少。他于是放心了。它所反映的大多是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会在美国进行的活动。1949年9 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