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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夏天都显得异常漫长而炎热。1965年8 月的这次骚乱导致36人死亡、1032人受伤，
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4000多万美元。克格勃试图充分利用这些暴力事件。中心
似乎希望日趋严重的暴力事件能够让像斯托克雷。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激进分子取
代金的领导位置。卡迈克尔曾在1967年夏天在古巴举行的第三世界革命者集会上发
言，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斗争就是要推翻这个制度……我们要
在美国公开开展游击战争。”在赴北越的旅程中，他又在河内发表声明说：“我们
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革命者。我们要改变美国的制度。”
1968年4 月4 日金遇刺后，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克格勃曾经谴
责金试图阻止发生类似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一百多个城市中发生了暴乱，46人
在暴乱中丧生，3500人受伤，2 万人被捕。；在“德凯”。德劳奇看来，似乎“这
个国家正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摇摇欲坠”。此后八局不再说金是“汤姆大叔”了，
转而把他美化成为黑人自由运动献身的烈士，并散布说，他的被害是白人种族主义
者在政府默许下实施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心通过煽动种族仇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美国国内凝聚力并损
害其国际形象的积极措施。1971年经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编造了一本充满对其他
种族侮辱性语言的宣传小册子，并伪装成是出自迈尔。卡亨领导的极端主义组织—
—犹太防卫团之手的样子。小册子号召对“黑色杂种”采取行动，说什么这些“杂
种”攻击了犹太人、抢劫了犹太人商店。三十本小册子被寄给了一些黑人武装组织，
企图借此挑起“纽约的大规模骚乱”。与此同时，克格勃又给60个黑人组织寄出了
伪造信件，信中凭空捏造了犹太防卫团对黑人滥施暴行的细节，并号召对卡亨及其
主要支持者进行报复。几年后卡亨遇刺身亡，然而刺杀他的却不是黑人，而是一个
阿拉伯人，这很可能令中心感到很失望。
至少有一次中心还下令使用爆炸物激化纽约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1971年7 月
2 5 日，国外情报局一处（负责北美事务）处长阿纳托利。吉洪诺维奇。基列耶夫
命令纽约情报站执行“潘多拉”行动：在纽约黑人聚居区安放定时炸弹。基列耶夫
认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所黑人学校”。爆炸发生后，纽约情报站被指示给两三个
黑人组织打匿名电话，声称爆炸是犹太防卫团所为。
直到冷战结束时，试图在美国激化种族矛盾仍然是A 局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例
如，1984年洛杉矾奥运会前夕，驻华盛顿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伪造了3K
党给非洲和亚洲奥委会的信件。信中充斥着A 局编造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骂：
奥运会——只属于自人；非洲的猴子！
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洛杉矾等着你们呢！
我们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就是射击黑色移动靶。在洛杉矾，我们自己的奥运圣
火将把你们烧成灰烬。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让他去处决一
只非洲猴子。
黑克们，欢迎来参加洛杉矾奥运会！
我们给予你们的欢迎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这些信件与其他同一目的的积极措施，在许多国家成了头条新闻。当司法部长
威廉。弗伦奇。史密斯谴责这些信件是克格勃伪造的时，莫斯科还假惺惺地表示对
华盛顿的反苏诽谤非常愤慨。
70年代伊始，中心对美国“反苏态度”的评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8年，克
里姆林宫非常想阻止顽固的反共分子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为此它为尼
克松的民主党对手休伯特。汉弗莱提供了秘密援助。但是，尼克松在当选后立刻做
出了与苏联缓和关系的举动。1972年至1973年，苏美签署的协议比莫斯科与华盛顿
正式建交四十年来签署的协议加在一起还多。1974年8 月，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有
遭弹劾危险的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这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失望，并对这个事件产生
了深深的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尼克松试图隐藏用来对付其政敌的肮脏手段——
正如多勃雷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很正常的事。谁在意这是不是违背了宪法呢？
‘中心里的阴谋论者们相信，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并不是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愤怒，而
是那些反对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人，特别是为苏联犹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移民到
以色列而奔走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和极力阻止降低军备开支的军事一工业联合体。
中心认为，纠集反苏力量的中心人物是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斯科普”。
杰克逊。基辛格也认为杰克逊是“专注于（苏联的）人权事务的自由主义势力与对
任何与苏联的谈判都显得焦虑不安的保守派分子之间不可缺少的关系”。一位评论
者这样写道：“杰克逊不是那种需要一个能告诉他该如何去思考的热情的助手的领
导。但是在他身边恰恰就有这样一个人——理查德。伯尔——一个极力反对苏联的
相当厉害的人物，虽然他有一副天使般的笑容，可是在官场斗争中与他交过手的人
却送给他一个‘黑暗王子’的绰号。”在克格勃看来，理查德。泊尔是犹太人院外
集团——国会山上的非正规组织，包括拿佣金的以色列院外活动家和国会工作人员
——中最危险势力的领导人。
1972年苏联宣布对移民征收移民税。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为了收回移民享受
义务教育而消耗的国家资源，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犹太移民的
数量。这项苏联法案把杰克逊推上了战场。10月，杰克逊提出了对“尼克松贸易改
革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在苏联取消对移民的限制以前，停止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和
贸易信用。虽然很快莫斯科就取消了移民税，但是杰克逊却仍然坚持这项修正案。
在以后的两年中，基辛格忙于在莫斯科和杰克逊之间开展穿梭外交，为使苏联
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做出足够让步以便换取杰克逊的妥协进行着徒劳的努力。后来基
辛格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杰克逊是不可能被说服的。“
多勃雷宁向莫斯科报告说，为了赢得犹太院外集团支持他在1976年的大选中获
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杰克逊的要价越来越高”。纽约情报站的鲍里斯。索
洛马京向中心汇报说，杰克逊在总统预选中实力相当强劲：杰克逊最大的优势在于，
在近三十五年的国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被卷入过任何政治或个人丑闻。在水门事
件之后的时期，人格尊严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在
这位参议员的履历中寻找一些污点，用来实施低毁他的积极措施。我们必须和我们
的美国朋友（美国共产党）商讨阻止杰克逊成为美国总统的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中心也有一些人认为，杰克逊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或许这背后就隐藏着
能够被用来低毁他和他的家庭的信息”。克格勃在异常广泛的领域里搜集着他的
“负面信息”。虽然杰克逊的父母早在1885年就离开了挪威，克格勃还是在1974年
命令奥斯陆情报站对杰克逊在挪威的亲属进行调查。驻美国情报站对杰克逊漫长的
政治生涯进行了事无惧细的调查，看起来最有可能做出点文章的还是他的性生活。
中心关于杰克逊的档案显示，他在49岁时开始的婚姻“使许多认为他是一个顽
固的独身主义者的同事感到奇怪”。然而，尽管克格勃进行了大量缤密的调查，可
是除了发现他曾多年与自己孩提时代的一位男性朋友合住过在华盛顿的公寓外，没
能找到任何能够指责杰克逊有同性恋瘤的证据。
在缺乏指证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证据的情况下，中心决定实施代号为“波罗克”
的积极措施——编造杰克逊是同性恋者的“事实”。1976年八局伪造了一份日
期为1940年6 月20日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其内容是胡佛向司法部部长助理汇报杰
克逊是同性恋者。这份伪造文件的影印件被送到了《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矾时
报》／托皮卡首府报》和吉米。卡特的竞选总部。A 局还试图利用发生在1976年总
统预选中的一些事件。3 月份，杰克逊与一位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在J 次记者
招待会上进行辩论之后告诉这位活动家，他并不想得到他的选票。在4 月份的一次
电视演说中，杰克逊称“同性恋导致家庭破裂”。克格勃把他的这些言论和旨在让
人相信杰克逊和泊尔是一个同性恋俱乐部的成员的伪造文件，寄给了被认为‘与杰
克逊有私人恩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和《花花公子
》。《阁楼》等杂志。
由于杰克逊不断对批准苏美军备控制条约施加影响，‘波罗克“行动一直持续
到他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遭到失败后很久才结束。1977年，这项行动的目
的之一是要煽动同性恋报刊对杰克逊进行攻击，说他是秘密同性恋者，只是出于个
人政治前途的考虑才虚伪地在公开场合对同性恋进行抨击。5 月初，A 局驻纽约的
一位官员把一份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文件寄给了在加利福尼亚发行的桐性恋时报》。
这份文件中称，在40年代初，身为州检察官的杰克逊曾经是一位活跃的同性恋者。
该文件的标题是手写的：《我们在美国参议院里的同性恋者》。与”波罗克“行动
的其他行动一样，这份伪造文件并未对杰克逊的职业生涯产生明显影响。
中心在1977年开始执政的卡特政府中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安全顾问、出生在波兰
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前克格勃曾把他列为培养对象，但这一选择显然是
错误的。布热津斯基后来承认，他当时正和国务卿万斯就对苏政策进行着“旷日持
久且异常激烈”的争论。据万斯称，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在布热津斯基的“发自内心
的反苏主义”和他自己“控制超级大国间的危险竟争”的努力之间形成了不稳定的
平衡。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抱怨说：“卡特一提到外交工作，我们就会听到布热津斯
基反苏的声音。”A 局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如果可能的话，促使
他被解职。
中心命令驻美国情报站开始搜集可能对布热津斯基不利的任何情报，这项工作
开展的范围一点也不亚于“波罗克”行动之前的情报收集工作。布热津斯基是不是
隐瞒了他的犹太血统？他是否与女影星康迪斯。伯根有染？他与他的副手大卫。阿
龙、他的特别助理卡尔。因德弗思、理查德。加德纳大使以及波兰移民团体的关系
中是否存在对他不利的隐情？
虽然在美国国内搜集并揭发布热津斯基丑闻的工作毫无收获，但是中心还是从
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得到了它认为必然会引起轰动的关于布热津斯基在中央情报局从
事秘密工作的证据。一位承认自己替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工作的保加利亚经济学
家亨里奇。纳坦。施佩特，提供了（或许是在审讯者的压力下）一份关于布热津斯
基1963年保加利亚之行的离奇的描述。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布热津斯基
应保加利亚科学院之邀访问了保加利亚。据施佩特称，布热津斯基是中央情报局间
谍，他使用口令与他联系，接受他的情报，并给他下达了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施佩
特还说，甚至在1963年，布热津斯基就在制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政策方面扮演着重
要角色。
施佩特所作的证词，简单地说，与斯大林时期那些被公开审判的罪犯很可能会
做的证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心却很容易沉迷于诱人的阴谋论，并以施佩
特的离奇的故事为基础，制定了代号为“穆伦”的积极措施计划。A 局用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组织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他参与施佩
特间谍活动的所谓“证据确凿”的细节。这份伪造的报告进一步谴责布热津斯基是
一个“秘密的反犹太主义者”，并声称该组织掌握着能够使他名誉扫地的有关他私
生活的情况。
中心决定把这份离奇的文件交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并相信其内容是如此的
耸人听闻，足以引起卡特和万斯的注意。1978年8 月20日，这份报告被从半开着的
车窗塞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停放在东耶路撒冷一条街道上的小汽车里。非常可能的
是，美国大使馆认为这份文件是出自有些神经错乱的阴谋论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