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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绝密档案-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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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
    3。一处全体共产党员再次表示对合法选举产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机关领导的
支持,并欢迎他们④来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全体党员一致要求对违背局领导和内
务部帕维尔部长(因为莫斯科的坚持而被撤职)命令的所有事件立即展开调查。与
此相关的是,有必要查明苏联克格勃官员在其中究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党组织认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是合法的,并把这次危机事件的责
任归咎于苏联军队。
    克格勃发现捷克俾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纽约情报站站长,代号帕特尔,正在
无谓地力劝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日。哈耶克置莫斯科协议于不顾,将苏联的人
侵行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帕特尔坚持说:‘如果我们不向安理会提出捷克斯
洛伐克问题,人民会把我们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驻华盛顿情报
站站长也眼睛里含着泪水对奥列格。卡卢金说:”我的孩子们会因为你们对我们国
家所做的这些事而痛恨你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的这些行为。“捷克斯洛伐
克安全与情报局里的亲苏分子,即克格勃所谓的”进步力量“,花了好几年时间才
彻底消除了修正主义的后果。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克格勃特工仍然是实施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打入
和动摇“右派”势力的战略的中坚力量。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行动”也得
到了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情报机构的支持。“布拉格之春”期间,米尔克曾把民
主德国的特工派遣到捷克斯洛伐克。8 月25日,他向中心汇报说,他又向布拉格派
出了一支小分队和负责指导这支小分队行动及与克格勃情报站联络事宜的民主德国
国家安全部官员。9 月,安德罗波夫和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来到华沙,同意
了波兰安全与情报局(相当于波兰的克格勃)制定的一项计划,该计划准备利用间
谍和特工向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反革命组织”、流亡团体和怀有敌意的情报机关进
行渗透。
    据米特罗欣见过的档案记载,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组织”普通成员
中最有价值的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报源是列奥。拉皮(代号弗雷迪),拉皮曾经是
政治犯,也是K -23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虽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但他却是德
裔,这使他比不大会讲西方语言的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更容易发展成情报来源。
阿拉是第一个与拉皮接触的人,1968年,她伪装成会讲德语的瑞士人,与拉皮进行
了第一次接触。两个月后,发展他的工作交给了另一位女特工阿尔乔莫娃,她的公
开身份是一位奥地利女商人。1969年2 月起,专门负责接近拉皮的是一名代号为费
奥多罗夫的特工。他使用的是德国护照,公开姓名叫瓦尔特。布雷德,在这之后的
十年当中,他成了精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活动的主要特工。因为阿拉和阿尔乔
莫娃都向中心汇报过拉皮向外国人出租房屋的情况,于是,费奥多罗夫就以自己是
个商人、需要在布拉格寻找一个住处为由,与拉皮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拉皮根本不知道阿拉、阿尔乔莫娃和费奥多罗夫这三个人是克格勃特工,是来
执行消灭“人道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的任务的。相反,他们都成功地使他相信,
他们是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西方人,非常希望能为帮助恢复这一运动尽一点力。
    由于当时西方几乎普遍存在着反对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绪,拉皮错误地
相信这三位来自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朋友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了。他的这个
错误正好被费奥多罗夫无情地利用了。拉皮完全信任费奥多罗夫,以至于在赴罗马
尼亚度假期间还让他照看自己的公寓。拉皮还把费奥多罗夫介绍给K -23俱乐部的
活动家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的领导人。这些党派都曾在“布拉格之
春”期间试图重建自己的组织。在费奥多罗夫与这些人会晤时拉皮一直为他充当翻
译。费奥多罗夫提供的关于自己与这些反革命分子会晤情况的一些报告受到中心的
高度重视,并被提交给了政治局。
    当然,克格勃的档案中并没有记录特工在背叛那些有时候可以算得上是英雄的
“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时的感受。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
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
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
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
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
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
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
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
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
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
    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
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
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
    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
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T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
    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
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
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
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
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
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
“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
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
    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
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
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
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
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
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
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
    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
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
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
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
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
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
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
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
精神压力大得多。
    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
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
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
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
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
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
英国间谍。   
   克格勃绝密档案        
                     “进步”行动
    ——对苏联集团内国家的间谍活动杜布切克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8 个
月描述为“一次有组织的退却,放弃每一寸土地前都进行了精心计划的抵抗”。但
是,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退却。来自苏联的压力、捷克共产党内部的保守派以及
原来支持改革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决定与入侵者同流合污的各方面的因素逐渐
动摇了杜布切克和其他改革派主要领导人的地位。
    1969年3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为要求杜布切克下台的人找
到了直接的借口。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3 月ZI日,“整个国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
捷克俾洛伐克国家队同苏联国家队的比赛,当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冰球比赛,它是
一场失败战争的再现……”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队的胜利,这促使
克格勃下决心在3 月28日,即在捷克与苏联进行第二场比赛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
安全与情报局中亲苏分子帮助下制造一起反苏暴乱。就在比赛开始之前,一些化装
成市政工人的警察在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苏联航空公司的办公楼前卸下了一车石块。
布拉格警察档案显示,整个行动是潜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里的一名苏联特工直
接指挥的。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队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打败苏联国家队之后,身
着便装的捷克安全与情报局的军官混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用事先堆放在文
采斯劳斯广场上的石块砸苏联航空公司办事处。他们还把大楼里的家具拉出来,放
火焚烧了。
    这一精心策划的行动使莫斯科有了它所需要的证据:“反革命必须被坚决镇压”。
    杜布切克认为,现在除了辞职他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会发动另一起事
端,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导致流血事件。”4 月17日,斯洛伐克第一书记古
斯塔夫。胡萨克接替了杜布切克的职务。向全国进行离任广播讲话时,杜布切克痛
哭流涕,难以自控。
    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的“进步行动”仍在继续。第一总局S 局高级官员德米特
里。基里洛维奇。韦特罗夫来到布拉格,负责监督和协调特工向顽固不化的改革分
子进行渗透。加林纳。维诺格拉多娃(阿拉)伪装成同情“布拉格之春”的瑞士人,
奉命向战功赫赫的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的教练之一拉吉斯拉夫。莱博维奇(代号卡
恩)施加影响。中心对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抱有很深的怀疑。另一个化装成奥地利
人的名叫尤里。列诺夫(代号克拉夫琴科)的特工成功地博得了国际特级象棋大师、
体育专栏作家卢德克。帕赫曼的信任。帕赫曼曾经在苏联入侵后参与建立非法广播
站。在列诺夫掌握了帕赫曼的一些坚持“反苏斗争”的朋友和同事之后,帕赫曼就
遭到了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
    克格勃驻布拉格联络处虽然对杜布切克的辞职感到高兴,但对他的接班人,曾
于1952年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帽子并被打入监狱的古斯
塔夫。胡萨克也不太满意。联络处的报告称“九年的铁窗生活,在胡萨克的心理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他对明显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路线的人采取了不负责的纵
容态度。”联络官还向中心汇报说,捷克共产党领导层缺乏“真正的内部团结”,
分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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