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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１９３２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１８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１９３８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１２０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４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刻苦学习，１９２９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１９３１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１９３２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鲁迅来到北平，在５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１９５０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１９３２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１９５６年，英年早逝，年仅４２岁。
……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着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做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而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
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５年中（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１９３３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１９３６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１９３３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待下去，又失业了。
许晴的被捕是因为白杨引起的。一天白杨突然对母亲说，自己刚被捕过，在北平市公安局给拘留了一晚上。
因为年龄小，又给放了。抓她的原因是有人给了她一本《北方红旗》（大概是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她放在皮包里去一个朋友家串门。可能是上厕所时，她把皮包放在桌上，被也来这家串门的便衣特务偷看。晚上，她刚从那家出来就被捕了。在路上，她暗暗把刊物扔了，却让特务发现。这刊物是宋之的、刘莉影给白杨看的。
特务审问：反动刊物是从哪里弄来的？
白杨谎称：是从后台捡的。
特务质问：为什么偷偷把它扔掉？
白杨说：因为抓我时很害怕，才将刊物扔掉。
特务看她年岁小，很清纯，挺可爱的，就放了她。
白杨对母亲讲过上面的情况之后，有一天，陆万美忽然找到母亲说：“你要小心，白杨带人抓人了。”但具体情况如何，陆万美没对母亲说，只警告母亲要小心。母亲很是担心，遇见妹妹后，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杨说她被释放之后，有一自称是记者的去访问她，她并不知道这家伙是特务，相信了他。一天，这个记者跟她一起上街，迎面遇见一个在苞莉苞剧团演戏的人，白杨就与他打了招呼。身边的记者问这人是干什么的？白杨说是剧团的，那记者上去就把那个人抓走了。白杨这才发现所谓的记者是个特务。白杨向姐姐解释说，她不是有意带特务捉人。这时白杨也就１３岁，还是个孩子。
为此，母亲后来向陆万美做了解释，澄清了所谓“白杨带特务抓人”的传言。
白杨被释放后，有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特务顾宝安喜欢上了她，开始频频向她讨好，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后向她求婚。据白杨自己说，是顾宝安在审讯时，看上她的，所以很快把她放了。可白杨不喜欢他，却又怕他，就想出各种理由推拖。有一次就推到了大姐身上，她叫顾宝安来问大姐，看看大姐的意见如何。约在１９３３年秋，顾宝安忽然来找母亲，见面就说，他深深爱上了白杨，想向白杨求婚。但白杨说她年纪小，叫他来问大姐。
母亲回答说：“婚姻大事，非同小可。你还是问她吧，由她自己做主。”
顾宝安在白杨的挎包里发现过许晴的照片，知道白杨和许晴的关系密切，以为白杨不答应他，是许晴从中作梗，即把许逮捕。
许晴的母亲是寡妇，只有许晴这么一个独生子。儿子被捕后，她非常痛苦焦急。听说儿子被捕的原因是顾宝安追求白杨所致，就找到了母亲，泪流不止，哭着再三请求母亲带她去找顾宝安，恳求顾放了她儿子。
母亲没有拒绝，她陪许晴的母亲一同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去找了一次顾宝安。许母对顾说：“许晴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生活很苦，求您尽快把许晴放出来吧。”母亲也说，抓许晴没有道理。顾宝安不敢得罪母亲，就敷衍道：“行，我可以帮忙。但你要在白杨面前美言我几句。”顾虽然表面答应，事后依旧判了许晴３年徒刑，说他贩卖违禁书籍，又死不认错。
为了摆脱掉这个特务的纠缠，１９３５年白杨南下演戏，委托母亲探望许晴。母亲出于对许晴母子二人的同情，出于对共产党的向往，以妹妹的身份陪许母多次到功德林监狱探望许晴，并设法给他带去革命书籍等。
母亲私下猜测许晴是个共产党员。
许晴为写东西，请求母亲带些铅笔。母亲不知怎么带进来。因为所有东西都要检查。许晴的狱友，地下党员郑依平说：这好办，你蒸一锅馒头送进来。和面时，把铅笔放在面里。
母亲激动地开始干了。她和了一大团面，把铅笔放在里头，再做成馒头。不巧被张中行发现，指责她：两个人吃，用得着和这么大一堆面吗？母亲正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没有搭理他。你做这么多馒头干什么？母亲说：给许晴送去。张中行说：小心点。他是个赤色分子，别把你也给抓进去。母亲说：没关系。
张中行看着母亲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非常不快。
……
据母亲说，有关这一段她探望许晴的情况，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可以证明。郑曾和许同住一间牢房。他出狱后，许晴还托他给母亲送过一封信。这样，一直到１９３６年秋，许晴出狱为止，母亲一直定期陪同许母看望许晴。
５０年之后，当建湖县党史办编印《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时，母亲工工整整地写了以下这篇文章，来缅怀许晴烈士。
献给老战友许晴
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
约在１９３３年秋，许晴在北平被捕了，被捕前，他曾介绍我到他担任经理，偷卖进步书籍的卿云书店做店员，我们成了朋友。他被捕后，他的寡母只有他一个儿子，非常痛苦，找到我。从此我成了许晴的妹妹，从１９３４年初到１９３６年冬，我常伴随许母到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去探望许晴。他穿着和尚式的囚服，剃了光头，但端正的脸上没有愁颜，只有微笑。透过监狱粗大的铁栏，透过许晴坚毅、微笑的脸，我默默地接受着党的教育，感受着党的温暖。
因为狱中同志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叫我找到进步书籍，然后包好书皮，在上面写上《江湖奇侠传》、《小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名拿给他，他还叫我蒸一大锅馒头，在其中一两个里面放入些铅笔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不断做着这些事，就这样，我们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
１９３６年冬，他出狱了。我们仍有来往，不久他去了上海。１９３７年７月底，我也去了上海，又常见到他，他依然干着革命工作。８·１３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了华北，他当时似乎还留在上海做救亡工作。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因为我在八路军，他在新四军）。
全国解放后，他的儿子许雷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已在新四军的一次战斗突围中牺牲了。
我深深叹息——他，许晴，多么好的才华，多么睿慧的才智，是党和人民的损失！
我捧着他的照片，仿佛又回到了３０年代，我又看见了那穿着囚服，那年轻微笑的脸。
杨沫
于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病中
据《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记载：
１９４１年７月日伪军集中１７０００余人，分数路向新四军军部驻地盐城合击。华中鲁艺进行转移。７月２４日部分师生在建湖县北秦庄遭遇日军偷袭，在突围中，丘东平？穴陈毅的秘书，鲁艺的实际领导？雪、许晴（戏剧系主任）等３０多位同志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