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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
一九五七年夏天,八月,广岛。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子在这座城市里。她是来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
故事发生在这个法国女人回国的前夕。她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这部影片实际上已近完成。只剩下一组镜头要拍摄。
就在她回法国的前夕,这个在影片中始终未提及名字的法国女人——这个无名妇女——将遇到一个日本人(工程师或建筑师),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过眼云烟的恋情。
影片中,他们如何相遇并不清楚明了。因为问题不在这儿。世界上到处都有萍水相逢的事。重要的是,这些常有的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
影片开始时,观众见不到这对邂逅的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他。见到的是一些残缺不全的躯体——被齐头齐腰截去的部分——在蠕动着——在欲海情焰或在临终挣扎中蠕动着——上面相继盖满了灰烬、露珠、原子弹的死亡阴霾——和情欲得到满足后的汗水。
他们的身体只是渐渐地从这些未定型的、朦朦胧胧的躯体中展现出来。
他们双双躺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一丝不挂。光滑的身体,完好无损。
他们在谈论什么?正是在谈论广岛。
她对他说,她在广岛看见了一切。观众看到了她所见的景象。这些景象可怕至极。然而,他的意见是否定的,认为这些景象是骗人的,他客观地、令人难堪地重复说,她在广岛什么也没见到。
他们初次交谈的话题是富有寓意的。总之,这是一种歌剧对白式的谈话。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谈谈不可能谈论广岛这件事。对于广岛的了解,在影片一开始便作为类似头脑中的幻觉提出来。
这个开端,这一系列在一张旅馆的床上被回忆起来的、已经在广岛举行过的纪念那桩惨剧的官方活动,这亵渎的追忆,都是故意安排的。人们到处都可以谈论广岛,甚至在偶然相遇而一见钟情的男女之间,在他们发生私情的旅馆的床上。影片中这两位真正热恋的男女主人公的身躯,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亵渎的事,真正的亵渎行为,就是广岛本身。没有必要虚伪和回避问题的实质。
尽管向观众展示的广岛的历史遗迹很少,只是一个虚无空洞的遗迹所具有的少得可怜的残余,然而,观众想必能从这追忆中解脱出来,消除偏见,做好准备来聆听那将要向他们讲述的有关我们两位主人公的故事。
好,就这样回到他们的故事上来。
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这种故事每天都会发生,成千上万,层出不穷。日本男人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法国女人也是有夫之妇,也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夜风流。
但是,在哪儿呢?在广岛。
这种拥抱是如此寻常,如此普通,却发生在世界上一座最难以想象得到的城市:广岛。在广岛,一切都不是“已知的”。一种特殊的光晕映照于每个手势,每句话,使其具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弦外之音。这是影片的主要意图之一,它打破了用恐怖来描绘恐怖的手法,因为,这种手法已被日本人用过,而是使这种恐怖在劫后的灰烬中获得新生,并与一种必须是独特的而又“令人赞叹”的爱情揉合在一起。然而,如果影片是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是在某个没有经受过这种惨绝人寰的死亡的地方拍摄,那效果就不同,观众将会更信服这部在广岛拍摄的影片。
第一部分正直善良又虚伪无礼
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他们在哲学理念、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和人种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广岛却是他们共有的场所(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的场所?)。在那儿,性欲、爱情、不幸,这些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广岛以外的任何别的地方都能容忍虚假。而在广岛却不然,“虚假”是无法存身、被拒之门外的。
在朦胧的睡意中,他们还在谈论广岛。以不同的方式。他们欲火中烧,也许正怀着不知不觉滋生的爱情。
他们的对话既涉及他们自己,也涉及到广岛。他们的话题相互融合,纵横交错,因此,从那时起,在关于广岛的歌剧对白式谈话之后,这些浑然一体的话题已难以辨别。
尽管他们个人的故事如此简短,但总是占着优势而压倒广岛的故事。
如果不坚持这个前提条件,那么,这部影片只能又是一部“遵命”电影,索然寡味,不过是一部小说化的记录片罢了。如果坚持了这个前提,那就将摄制成一部类似杜撰的记录片,而在吸取广岛事件历史教训方面却要比一般的新闻记录片更具有说服力。
他们睡醒了。在她穿衣时,他们又谈论起来。他们谈东说西,也谈起了广岛。为什么不呢?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正是在广岛嘛。
突然,她穿着一身红十字会护士服出现在眼前。
见她这身打扮,这简直是一套表现传统美德的制服,他重又渴望得到她。他希望再见到她。他同所有的人一样,确切地说,同所有的男人一样。这类乔装正经的打扮含有一种对所有男人都会产生诱惑力的色情因素。(一次永恒战争中的永恒护士……)
那么,为什么她同样需要他,却又不愿再见到他呢?她并没有讲清理由。
醒来后,他们也谈到了她的过去。
在内韦尔,她的家乡,在她长大成人的涅夫勒省究竟发生过什么?在她的生活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使她变成现在这样:既放荡不羁又拘谨不安,既正直善良又虚伪无礼,态度既如此暧昧又如此明朗?为什么如此渴望经历萍水相逢的恋情?而面对爱情却又如此懦弱胆怯呢?
她告诉他,有一天,她曾在内韦尔发疯。她凶狠得发疯了。她叙述这件事如同叙述她从前在内韦尔聪明果断一样。完全一个腔调。
她只字未提这内韦尔“事件”是否就能解释眼前她在广岛的行为。她宛如在讲别的事情那样叙述内韦尔“事件”。并不说明原因。
她走了。她决定不再见他。
但是,他们将再见面。
下午四点钟。广岛的和平广场(或在医院门口)。
摄影师们正离开现场(影片中,我们总是只看见他们带着器材离去)。有人在拆卸看台,摘掉悬挂的小旗。
法国女人(也许)在被人拆卸的看台阴凉处呼呼入睡。
人们刚拍完一部颇有教益的有关和平的影片。这绝不是一部荒谬可笑的电影,而是又一部电影罢了。如此而已。
第一部分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
一群人再次顺着为刚拍完的那部影片而设置的布景涌过来,一个日本男人穿过人群。这个男人就是我们上午在旅馆的房间里见到的那位。他看见法国女人便收住脚步,然后,向她走去,瞧着她熟睡。他的目光惊醒了她。他们四目相视,彼此都强烈地渴望得到对方。他并非偶然来到此地。他是为了再见到她而来的。
几乎在他们刚刚重逢时,就开始了游行。这是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孩子们的队伍,学生的队伍。狗。猫。逛马路的人。整个广岛都出动了,其盛况就像历次举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活动时一样。游行队伍已变得光怪陆离。
天气非常炎热。天空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等待游行队伍走过。就在这等待的时候,他告诉她,他认为自己爱上了她。
他把她带到他家。他们简要地谈一下各自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无需寻求什么别的东西来弥补夫妻生活的不幸。
就是在他家,在做爱时,她对他谈起了内韦尔。
她还是离开了他家。“为了消磨她动身前的那段时光”,他们到一家临水而立的咖啡馆去。夜色已浓。
他们在那儿又逗留数小时。离翌晨她搭乘的班机起飞时间越来越近,他们的爱却越来越深。
就是在这座咖啡馆里,她告诉他自己曾在内韦尔发疯的原因。
一九四四年,正值她二十岁,在内韦尔,她被剃成光头。她初恋的情人是德国人。在法国将解放时被杀死。
她光着头待在内韦尔的一个地下室里。就在广岛事件发生时,她才变得像样些,能走出地下室,来到街上,混入兴高采烈的人群中。
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呢?无疑,因为它本身同样是一种绝对。就因为一个姑娘爱上了国家的法定敌人而把她剃成光头,这是件绝对可怕而愚蠢的事。
我们看见了内韦尔,就像在他房间里已经见到的那样。他们又谈起他们自己。又一次交错重叠地出现内韦尔及其爱情场面和广岛及其爱情场面。一切都揉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预想的原则,而是以一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这类混合的方式进行,在这些场面中,初恋的情人总是喁喁情话,说个不休。
她又走了。她又一次避开他。
她试图回到旅馆稳定一下情绪,但是,她做不到;她又走出旅馆,返回那已经打烊的咖啡馆。她待在那儿。回忆起内韦尔(内心独白),也就是回忆起爱情本身。
那个男人跟随在她身后。她意识到了。她盯着他。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恋互相凝视着。这场短命的爱情就像内韦尔的爱情那样,也将被扼杀。因此,它已经注定要被遗忘。因此,它是永恒的(因为它被遗忘本身所维护)。
第一部分她没有同他再叙恋情
她没有同他再叙恋情。
她漫步穿过大街小巷。而他尾随在后,犹如在跟随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追上她,像在说旁白似的要求她留在广岛。她说“不”。如同所有的人那样拒绝了。她有着一切人所共有的怯懦 。
的确,对他们来说,大局已定。
他不再坚持。
她信步走向车站。他追上她。他们俩像幽灵般四目相视。
从那时起,他们不再交谈片言只语。她动身在即,这使他们陷入凄凉阴郁的沉默中。
这就是爱情。他们只能缄默不语。最后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咖啡馆里。观众将看到她同另一个日本男人在一起。
我们看到她所爱的那个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纹丝不动,除了感到深深的绝望,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这种绝望的情绪在肉体上已超出他所能承受的,而他也只能逆来顺受。就仿佛她已“另有所属”。而他却只能对此表示理解。
黎明时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分钟,他来敲门。他不能自持,不能避而不来,他抱歉地说:“我不可能不来。”
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俩都陷入束手无策的可怕境地。“世俗秩序”的成规还存在着,他们再也不去扰乱他们周围的正常秩序。
他们没有互诉衷肠。再也没有任何举动。
他们只是又一次互相呼唤。呼唤什么呢?内韦尔,广岛。事实上,在彼此心目中,他们仍然谁也不是。他们只拥有地名,这些不是姓名的名字。就好像一个在内韦尔被剃了光头的女子的灾难与广岛的灾难准确地互相映衬。
她对他说:“广岛,这就是你的名字。”
第二部分
阐明最初的设想
我力求尽可能最忠实地陈述我为阿兰·雷奈导演的《广岛之恋》所做的工作。
但愿读者不要对阿兰·雷奈设计的画面在这项工作中没有被如实描绘出来而感到惊讶。
我的职责只限于把雷奈作为出发点来导演影片的那些因素加以阐述。
不属于原始脚本(五八年七月)的有关内韦尔的那些段落,是影片在法国摄制(五八年十二月)前加上注释的。所以,那是独立于脚本的工作(请看附录:静夜阐释)。
我认为保留一部分在影片中摒弃不用的东西是有必要的,它们能有效地阐明最初的设想。
我把这项工作交给出版社,很遗憾没能用上我们——一方面是雷奈和我,另一方面是热拉尔·雅尔洛 和我,还有雷奈、雅尔洛和我三人一起——几乎每天分析脚本的谈话内容来充实它。
我从来不能没有他们俩的忠告,每当我写完一段情节,总要请他们过目,听取他们严厉同时又是清晰的、卓有见识的批评,然后再着手撰写另一个情节。
玛格丽特·杜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