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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无法生存。柳传志严令联想不得走私，不能犯法，但他从不说不能使用走私货。所以联想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不管你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我从你手里买回来，起码不违法。”虽然也冒风险，但至多遭受经济损失，不至于像金燕静锒铛入狱。
柳传志在涉足计算机制造后开始提出了完整的“贸工技”思路，但倪光南很快使其陷入痛苦之中。柳传志给予倪光南极高的地位，甚至将科学院奖励给他的房子也让送了倪光南。柳传志还为倪光南争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程院院士的头衔，正是这些头衔为倪光南告状大开便利之门，使一桩恩怨演变为“惊天大案”。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合资公司上市，各方董事名额已经确定，增加倪光南一人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结构。
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其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强。不久之后，倪柳之争便公开化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5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5节
作者： 迟宇宙
1993年是联想史上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年，张祖祥回北京与柳传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估计“里边有些事情”。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也开始展现出来，张祖祥说作为公司2号人物的倪光南不太认同李勤是3号人物。“他是搞研发那一块，对研发人员管理太松，只要他批过的，别人都不能干预。”他还曾对柳传志说企业必须由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来管理。柳传志深以为然。
1996年，柳传志开始整合香港联想，张祖祥回到了北京。他在香港度过了八年半的时光，度过了联想最为艰难的岁月。2001年张祖祥退休，那年他62岁。
有时他会想：为什么是柳传志？他觉得幸而王树和离开，“要他在这儿，柳传志有再大能耐恐怕也难出头，毕竟位置和角色都不同”。他以为王树和并非极有魄力之人；“柳传志也谨慎，但他的想法每次都不断有新的高度。”
张祖祥钦佩柳传志对事物看得比较透，他说联想做AST代理每年都几千万利润。联想决定造自己的机器时，柳传志坚持将AST剥离出去，以免造成自相矛盾的后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却开辟了在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大好局面。
“他经常讲拐弯要拐大弯别拐小弯，开车拐大弯不容易出事，拐小弯反而容易出事故。所以他每做一件事情，预先总要摸索，不断地去想，自己想完善了，大家也都一点点地理解了。”他说，“GE公司CEO把改革的事情跟下属不断地沟通，下属知道怎么改制。他也是一样，不断地跟这个讲跟那个讲，不断地讲，越讲越深刻，最终使大家理解了，他也成熟了……”
他年长柳传志5岁，对柳传志却极为佩服。他从来不以兄长的姿态去显示自己的威权，却像一位真正的兄长，在背后默默支持自己十几年的兄弟。他们的确是兄弟，也只有他们可以把联想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珍贵。联想就像他们的孩子。联想就是他们的孩子。
交锋、试验、牵连（1）
好消息总会伴随坏消息一同到来，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不时地出现在瞻前顾后的年代中。历史往往因为它们接踵而至充满戏剧性，而权力者们的表演剧场也因它们的不期而遇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
就像2003年冬天，柳传志一面要谋划如何在新一轮的国资改革中分一杯羹，又一面要应付突如其来的新一轮“贸工技”和“技工贸”路线的争论。很多人忽略了现实中存在3个联想，一个是杨元庆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集团”；一个是柳传志的联想，它的名字叫“联想控股”；另外一个，则是柳传志一直刻意描摹的“联想大家庭”，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柳传志退休之后，“联想大家庭”会不会分崩离析，变成一段如烟往事，一段如泣如诉的回忆。
批文
一个决定联想命运的时刻。一个柳传志梦寐以求的结局。联想在1990年获得机电部批准，可以生产自销联想系列微机。联想也在那一年推出了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联想获得批文实属不易。在整个1980年代，电子部有许多直属生产厂，因其“嫡出”而获生产许可及政策优惠。联想是“庶出”，自然受到歧视。
当日电脑暴利，谁拿到批文，谁便得到了拾金子的机会。1990年，联想终于捞到这样一个机会了。那一年，“中国政府官员考察了香港联想，肯定了联想的生产能力，给联想发了生产许可证。”［1］柳传志“曲线救国”终获成功。
正是从那一年开始，中国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外国计算机开始大量涌现在中关村。它们的出现既推动了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也使那些一度靠批文生存的中国计算机厂面临巨大压力。
既然要做自有品牌电脑，为避免自相矛盾，联想不得不宣布放弃在内地代理AST电脑。柳传志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如今无法估量，但其损失却令人咋舌：头一年，香港联想代理AST电脑的营业额超过2亿，利润几近2000万港币。
若现存史料全部可信，那么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那段时间，柳传志与李勤曾与AST高层谈判，他们试图说服傲慢的美国人接受一项建议——生产“AST联想”联合品牌电脑。但AST表现出的傲慢摧毁了那桩谈判，他们说：“我到中国来，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在技术上和AST合作。”
李勤当日对AST的回击是：“我不管别家公司怎么样，联想要做包含自己品牌的PC，首先和AST商量，是因为同AST合作了两年，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先找你们，即便你们不愿意，我们也必然要出我自己品牌的电脑，所以，我们可能找别人合作，也可能独自做——这对咱们未来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影响。”
AST并非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但其傲人气焰却丝毫不弱，他们并未太将李勤不卑不亢的回答视作威胁，反而以为对方只是为面子计较的一种姿态。等到联想推出自有品牌电脑并宣布在内地放弃与其合作时，他们才感受到震动。
柳传志与李勤既然遭到AST拒绝，便洞晓与跨国公司合作并无出路，即使成功也只能扮演陪衬角色。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反而找到了出路，也看清了那些跨国公司可憎的面目，李勤说：“他们当时找联想，就是想让联想多卖他们一些机器，没别的目的。”
柳传志和李勤找倪光南讨论联想是否能够推出自己的电脑，迷恋技术的离奇角色自然拍手同意。他们便再分析与AST之间的关联，觉得脚踏两条船，最好不过是“联想品牌打了出来，AST也能接着做”，其最坏之情状当是AST觉得他们非其族类，不再对他们及时供货，“联想品牌没打出来，AST也做不成了。”
既然李勤与倪光南均极坚定要做自有品牌电脑，柳传志也以造电脑为梦想，那么分步骤抛弃AST便成为一个“阴谋”。AST当日并不清楚联想的“阴谋”，等到柳传志动手，AST在中国市场迅速衰落时，他们才痛感当日的傲慢与偏见。
联想安排不多人成立一个部门负责代理AST电脑，其千军万马均将“造自己的电脑”作为真正事业。AST初时并未感到压力，1990年夏天终于气馁示弱。他们找到李勤，低三下四地问能否重新讨论制造联合品牌电脑。李勤告诉他们：“市场，你们比我清楚，时机特别重要，时过境迁，这事再谈也没有什么意义。”
联想在整个1990年才销售了2000台电脑，到AST屈尊降纡与他们谈判的那个夏天，他们的销售量也刚超过1000台。但李勤感觉前途光明，所以他才那么嚣张地说“非常感谢”，将AST的谈判代表打发出门。
没有人知道AST代表离开中关村时内心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当联想成长为中关村的象征和标杆时，AST会不会感到懊悔。他们渐渐远离了中国市场，渐渐地失去了勇气和魄力。他们被自己曾经抛弃的人抛弃了。
李勤尽管看到了光明前景，但他依旧忐忑。他知道当日联想板卡每卖一块亏一个美金，柳传志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某期《对话》中说是“拿金子当银子卖。”汉卡因倪光南枪毙了软汉字已近式微，江河日下，真正赚钱的唯有代理业务。柳传志有时会担心——要是联想电脑做不出来，“盈利从哪里来啊”？
在3月的一次培训会上，李勤代表公司管理者下决心不再推销AST电脑，而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尽管我们联想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定的声誉，但你自己的286产品并没有拿到用户当中去，让人家好好去用。人家对你有个接受的阶段，你的质量也有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想让用户大量地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到底质量怎样？能不能过关？柳总是在香港下了死命令的，要求一定要把质量关。在推销过程中，你要让用户认可你的机器……推销联想286得做大量的艰苦工作。”［2］
交锋、试验、牵连（2）
李勤说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希望低姿态进入，取得高效益的结果。柳传志似乎并不着急，他已认准“做开发，做自己品牌”的道路。他不怕赔钱。几年来他的生意都是靠先赔后赚做起来的。他知道“贸工技”道路总会面临“将来贸易一定不好做”的困局，到那时再做工业，联想几乎毫无希望。
“如果当时不是咬牙挺住了，哪有现在的联想微机啊。这就是比四通稍微高出来一点的地方。”有一次柳传志颇为感慨地说。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6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6节
作者： 迟宇宙
现存证据显示，那是他为数不多未因生意而头疼的一年。他开始筹划“鲤鱼跳龙门”，给联想做长长的一段规划，甜甜的一个幻梦。到后来，联想遭遇“黑色风暴”，龙门没跳过去，反而一头扎进泥淖中，灰头土脸；柳传志颇为恼火地斥责吕谭平，而他的美尼尔综合征也恰如其分地爆发了。这是后话。
联想电脑初时质量不很好，惹了不少麻烦。但那时柳传志并不担心电脑生产，他担心一个人，一个叫孙宏斌的年轻人。他在香港已经接到不少电话和信件，都是一些老同志向他告孙宏斌的状。他慌了。
他后来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一败涂地，几近崩溃，是因为“外国品牌厉害，自己能力上也差点劲。我在香港为北京这边着急，接着就出孙宏斌事件，老同志能力上不来，没有新的战略想法出来”。
等柳传志为香港联想把好脉、开出药方，亲自灌汤喂药将香港联想从“鬼门关”上拖了回来，倪光南又开始告状了。他似乎总是背负悲剧性格，人生中从不缺乏波折和挫败，从不缺乏痛苦与劫难。他穷困时没钱抽烟，有钱抽好烟时却已戒烟；他为了倪光南付出了10年友情，得到的却是兄弟反目、亲痛仇快……
分裂与交锋
柳传志慌了。3月中旬，他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他摸不清底细。他感觉北京联想要出大事情，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
他一回北京便着手进行联想集团第一期干部培训。3月19日，他问被培训的家伙：“我们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是办一个长期的、永久的公司呢？还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昙花一现的公司？”［3］他要给他的干部们搞思想教育，建立一套明确的意识形态。
两年来，柳传志过得并不开心，虽然联想发展得够快，但管理制度却不健全，“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已经有种种危害公司利益的现象发生了。如用非法手段索取私利的；严重泄露机密的或传播流言、动摇军心的，纪律涣散、不服从指令的。”他颇为愤怒地宣告：“上述现象有害……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4］那些人大多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不免惊恐失措起来。
他的愤怒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