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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地盘旋于联想的头顶；库房开始出现积压，有人推诿说是孙宏斌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和柳总认真研究过，公司如由于积压和管理出现危机，我们决不会冒犯法危险，宁可裁人，”李勤说，“并不是风险已到崩溃地步，但也决不能再发展，要把库存闸口关住，谁把库存推出去，谁就是英雄。”［7］
郭为有机会成为英雄，事实上他已经多次扮演英雄一角。但分管业务二部的漫长岁月，他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并非生命中愉快的经验。他干得不坏，但最终成为英雄的，是比他晚几个月进入联想的一个同样年轻的家伙。
后者的登台表演，还要等3年时间。3年后，那个叫杨元庆的家伙剖开了历史的切面，使联想史朝着一条似乎无法更改的线索走去。他同时也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人物，人们总是喜欢称呼他为“中国IT业的领袖”。
该毙人的时候就毙
柳传志和李勤在7月13日召开过一次联想的全体职工大会，8月31日他们又折腾了一场。空气炽热如火，他们停顿了全部业务。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柳总一定有话要讲。
柳传志的确有话要讲，他不曾料想“黑色风暴”竟如此可怕。他在4月7日的1990年总结会上说，管理公司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他还援引周光召为《联想之路》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激励员工：“进军国际市场，绝非易事。但我相信，你们这条用理想和意志铸成的钢铁大船，一定能够越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历史将证明：联想之路是成功之路，联想精神是时代的精神。祝联想走向世界，事业兴旺发达。”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5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5节
作者： 迟宇宙
他的话音刚落，黑色四五六月到来了，所有电脑厂商都赔得一塌糊涂。仅有一个“黑色四五六”尚不足为惧，可怕的是长江又发了洪水。那一年是“八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很多单位将增加经费，联想的销售网络可以渗透进去，但夏天到来后，柳传志不知道“水灾到底会形成多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失，特别是财政部门的拨款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所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一片凄惨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8］
更可怕的是公司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多年来他们对腐败者从未手软，他们曾经开除一个又嫖又赌的，刚开除不久那人便去另一家公司工作。可是那家当年声名显赫的公司如今濒临死亡边缘，连参加科学院里的院管公司会议的资格都没有了，还有一些彻底垮掉，变成了中关村史的一个个可悲哀的注脚。
但联想今天呢？已经有人开始冒用经理的签字拿钱了，要是有人冒用柳传志的签字，没准儿也能蒙混过关；也有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把北京的票据拿出来报销，居然还能审核通过。
周光召有一次因为看了《大决战》而深有感触，就拿电影中的情节与联想进行对照。柳传志恰好在看《血红雪白》，其内容正可与《大决战》的背景相印证。
“我有什么体会呢？就是觉得在东北战场上，林彪和卫立煌一战打下来，固然是打胜了，但是国民党垮台主要不是在这儿，以后还有可较量的地方，主要是后面的这个腐败……上面贪污，上行下效，老百姓一片民怨沸腾，就这样，造成他们自己打自己，垮台了。像这样的事情，确确实实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4月7日的总结会开完后，那些被柳传志感染的家伙们欢欣鼓舞，可是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发生了太多黑色故事。“这说明什么呢？”柳传志说，“光说是没有用的，你就得有法，就得有查，就不能往天上放空枪，该毙人的时候就毙，要不然会攀比，拣最坏的去比：既然他能够在别地儿去吃饭，他们那部门可以自己去联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然能做。比完了年轻同志，就该比老同志，大家就一锅烂下去。其实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心疼公司的……还有一些人上了这条船以后，就把救生艇准备好了，来了就凿洞，凿完洞以后，自己就上救生艇就走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没有。这种人是我们要极其警惕的……”［9］
在柳传志和李勤的联想局中，已经出现了太多的离心倾向，太多的“缺乏大局观”。那些人卖机器就如同廖耀湘和范汉杰。范汉杰守锦州，蒋介石要求廖耀湘自西、傅作义自东增援锦州。如果他们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可能将林彪的部队围歼于锦州城下，但廖耀湘为保存实力，只做了象征性的增援。林彪赢得了时间，拿下了锦州之后便回头来收拾他，最后范汉杰死了，廖耀湘做了俘虏，运气最好的傅作义，几个月后在北平反水，国民党在长城以北崩盘了。
柳传志觉得联想的业务部门里，很多部门经理都在争费用、争用户，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就连一些资历颇老的重要角色也不例外。他们固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和部门，但他们的争斗无疑会伤害“联想局”。争斗的结果在1991年被柳传志和李勤稍稍压制下去，但到了两年后终于彻底地爆发——1993年，所有部门似乎都完成了任务，但联想却没有完成自己的年度任务。这是后话。
风暴（4）
柳传志知道对这些人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不停地讲到两个人，一位是张姓的研究员，出差从未坐过出租车，住宾馆都挑最便宜的；另一位是甘洪，他是###院里的人物，也是一个传奇的角色。几年前与IBM商谈代理时，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联想门前马路刚修好，下水井都未来得及封盖，李勤与甘洪边走边谈，李勤一回头突然发现甘洪不见了。他慌忙伸手向水下去捞，从下水井里把他揪了出来。除此之外，他还几乎被刻意宣传为一个道德完美的典范，晚上加班，偶有公司派车送回家，多为乘坐公共汽车，也是从来没有搭乘出租车。
也许柳传志那时并未洞晓中国智慧中维持向心力的道路无乃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使每个人都能效法。他知道那时焦头烂额的联想能够维持战斗真是个奇迹，虽然现实的问题并不在如何改进，而是如何避免进一步恶化，但柳传志还是迫不及待地要消除那种弥漫于空气中的死亡气味。
他喜欢郭为。他想郭为真年轻啊，28岁。但是这位年轻的助理总裁已经多次遭到了柳传志和李勤的训斥，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柳传志总是说郭为奠定了联想的公关部，使联想有了足够的名气，“不然的话，我们进不了国家的大盘子”。
他喜欢重复三句话，亦即“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真把式”。他觉得正是公关部使联想成为真把式，而公关部“当初垫底的时候是郭为同志在那儿垫的底”。衬托郭为的另一个功劳，是他在“孙宏斌事件”后所扮的角色，柳传志褒赞他人聪明、肯学习，在困难的时候挑起了业务二部的担子，也正因为如此，柳传志和李勤他们才选择郭为为年轻的助理总裁。
“然而今天，郭为坐在这儿，你确实应该惭愧，”他说，“二部费用最大，给其他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郭为不仅是管理意识的问题，思想意识上也要认真深刻地去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毛病，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总裁室……没看你28岁的一面，我们看的是你助理总裁这一面……你垮下去了，我、李总都负直接的责任。不让你垮只有更严格的监督，而决不会是任何包庇。”［10］
坐在总裁的交椅上，柳传志时常会感到紧张、空虚和失落，有时他对自己都不放心。他每遇大事反而冷静，眼睛发亮，劲头十足，却时常因小事而失态。有一次联想外出开会，会快结束时宣布会后有小礼品赠送，他们马上不开会了，纷纷向门口涌去。柳传志怒斥他们不顾联想的荣誉。还有一次玩保龄球，联想有人不按规则来，把球道砸坏了，管理员抱怨“联想集团，你们还能做什么”，他听到后心里异常难受。
更令他痛心的，是联想这家企业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责任感。夏天的洪水需要捐款赈灾，联想的个人捐款比计算所里的人平均略高几毛钱，后来他才知道是蔡树永把党员的学习费补进去了，要不然联想连平均值都达不到。即使如此，计算所里都有人说：“反正越有钱的人越抠门儿。”
他刚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港他看到的一切令人热泪盈眶。电视中一直在播放灾民水深火热中的生活。那时的江苏、安徽气温高达38度，热得就像蒸笼，灾民们喝的水发污，上面浮着死鸡死鸭。香港的电视观众都觉得惨不忍睹，街上到处可见捐款的人。工业界里，李嘉诚捐了5000万港币；一些演员发起了义演，成龙、梅艳芳能够从晚上8点唱到早上5点，一百条电话热线等待捐款，不捐到50万不能收场。一位老艺人当众给大家磕了九个响头，头都磕出了血……
但是联想的人却只捐献了那一丁点儿。联想还不是最差的，科学院办的公司，有一家一夜的卡拉OK就花了几万块，却不拿钱捐给灾民；还有人收入很高，捐款尚不足一盒烟钱。而在江淮沿岸，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老鼠、蜈蚣、蚊子、蚂蚁、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逃生，它们与人拥挤在一起，有时会相安无事，有时则在人身上狠狠地来上一口。
1991年夏天，联想和整个国家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地下，风暴没完没了地吹，坏消息没完没了地到来，悲观的念头没完没了地出现在人们头脑中。柳传志无聊得要命，他要找点刺激的事情来做。
刺激1991
在那个灾荒的年头里，很多喧嚣一时的企业家已经步入穷途末路，浙江的步鑫生早已失去了权力，河北的马胜利无力扭转乾坤，他摘下了工厂大门上“厂长马胜利”的招牌，安徽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回忆往事，天津的禹作敏很快也将迎来自己无期徒刑的监狱煎熬……
也有一些“新星”出现，譬如刚刚组建成都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但更多的“新星”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出路在哪里。王志东在方正做“视窗”系统的汉化，丁磊还在成都科技大学读二年级，张朝阳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士……他们谁能看到自己未来的方向呢？
整个国家都在过“紧日子”，联想集团也要过“紧日子”。作为联想史的“男一号”，柳传志偶尔能够意识到命运的干涉。他或许会明白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但也不能确定。很多事情由于涉入太深，用情又专，难免变成无法评估，更不用说事发的当日。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6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6节
作者： 迟宇宙
风暴（5）
那一年9月11日发生在联想的事情，放诸整个世界局和中国局中都嫌琐碎而不值一题，对于联想局和联想史来说却又是纯粹的“大历史”。有时历史并不在于最终的结局，而在于权力人物们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下场，但视角既然各异，结论便不尽相同。
对世界局和中国局产生深刻影响的9月11日要再等10年才能出现，那是漫长的一段岁月，在1991年柳传志并没有这种神奇的预感。在1991年的9月11日，他只想办个学习班，为他的“干部”们洗洗脑子，把他们捆绑在联想的大船之上，而不是随时准备好救生艇，偷偷摸摸地给联想的大船凿几个小窟窿眼儿。
很多事情当日便有预料的结局，譬如柳传志所谓的“管理学院是不是要办下去，和我说的公司十年后是不是能够很好地交班，这两件事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这么想，我们会把它像活命一样去争取”。［11］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于公开场合提出10年后亦即2001年交班，也许当日他传递的只是交班信息，但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各自走上命运的路，模糊的信息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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