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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正心急火燎，听着陈天华古里古怪的话。颇不耐烦，便说：“事关我中华的荣辱，你好自为之！”说完转身急匆匆走了。
秋瑾宋教仁接着组织了几场千人以上的学生大集会，以统一学生思想，促成集体归国。
秋瑾于集会上演说归国抗议日人，以存国格人格，情绪激昂，以致泣不成声，台下众学生受其感染，哭成一片。秋瑾哭罢，抹泪又再演讲，号召学生团结一心，为中国人的尊严名誉而一致行动。学生们群情激奋，起而呼应。
但会散之后，学生们又因种种理由，不敢贸然归国，你看我，我等你，谁也不愿先行。
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四处活动，苦口婆心劝告大家不要因一时冲动而荒废学业，众人犹犹豫豫，只好等待观望。
秋瑾见众人的慷慨激昂一瞬间又化为乌有，大怒说到：“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而以留学生为甚，从此以后再不与留学生打交道了！”遂决定只约两三好友归国，断绝与留学生的往来。
湖南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十二月十四日，湖南同乡会又召集各湘籍学生讨论去留问题。
宋教仁、胡瑛等演说归国理由，号召湖南学生首先离日归国。众学生都愿归国以存华人骨气，但大家又都有许多实际问题，比如路费问题，归国后的求学问题等等，因而商量议论，叹息愤慨，却无法形成立刻就离日的决议，宋教仁、胡瑛忧愤气恼，捶胸顿足，徒呼奈何。
这时候，湘籍学生之一陈北襄忽从外闯了进来，手中持一封书信，大哭说到：“我们的同乡陈天华跳海自杀了！”
众人一齐大惊，急问缘由。陈北襄抹泪说到：“陈天华怒日人的污蔑，又忧我学生不能团结一心，忧愤交加，因而从大森海湾蹈海，欲以此举警醒同胞团结御侮。”
原来陈天华决心以死使留学生以至国人正视缺点，迅猛惊醒，便事前写好了“绝命书”
及“致留日同学书”，远赴大森发了信，然后蹈海就死。第二天，日本大森警察局在海岸边发现了陈天华的遗体，忙发电至东京中国使馆。
陈北襄说着哭道：“他蹈海之前写了绝命书以馈我等，书中字字血泪，我念给诸君一听。”
众人凝神倾听。陈北襄念道：“……近来每遇一问题，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之问题也。
故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中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作此四字的反面，坚韧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念到这儿，众同学已哭成了一片。宋教仁哭倒在墙角之处，心如刀割，胡瑛，刘揆一、刘道一、曹亚伯等素日与陈天华来往密切的人，莫不泪流满面，大哭出声。
遗书念完，大家人人眼中含泪，默哀无语。忽有人念起了《猛回头》中的句子，众人起而和之，齐声念道：“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
一段念完，千余人忍不住，同时唏嘘起来。曹亚伯跳了起来，抹一把泪，吼道：“我们还犹豫什么，归国！归国！立刻归国！”
宋教仁胡瑛等也喊道：“此时若还各持己见，我等还有良心吗！” 喊声四起，群情汹汹，众人之意遂决，除留下宋教仁胡瑛两人策动其他省份的同学归国外，全体湖南学生宣布集体归国。宋教仁于会后和中国使馆联系一同往大森收敛陈天华遗体，胡瑛则在东京频繁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归国。
陈天华蹈海之事在留学生中间引起绝大的反响，陈天华的遗书被在各种集会上宣读，一时感动众人，归国之说遂占了上风，学生们纷纷打点行装，准备离日。此时上海的商会发来电报，愿资助留学生在上海重开学堂，以完成未竟的学业。而湖南长沙各界，得知游子蹈海而亡，纷纷痛哭下泪，长沙商会会长禹之谟便派人赴日，迎陈天华的灵柩回长沙安葬。
中国留学生开始络绎上路了，由东京出发南下横滨，将乘轮船直发上海。秋瑾等在横滨已等了好几天了，却坚决不坐日本人的轮船。去上海还有德国的航班，但德船少，四天一趟，大家就商量分批先行，宁等德船，决不乘坐日轮。同时给东京的同学捎话，请其缓来横滨。
陈天华的灵柩此时也运到了横滨。第一批回国的秋瑾、刘道一、姚宏业、蔡绍南等就护送陈天华之灵先行启程。陈天华的灵柩到上海后，转船沿长江直上湖北，然后入洞庭湖，溯湘江运抵长沙，秋瑾、刘道一全程护送，一直随船到了长沙城的小西门码头。
长沙城各学堂的学生一万多人全部身穿白衣白裤，整队在码头接灵，工商各界及市民也手持白花，倾城而出，前来送葬。灵柩在小西门接受祭奠后，横渡湘江，往岳麓山安葬。送葬队伍乘坐的小船千余艘，也一齐渡江前往。送葬人群涌上岳麓山，白衣与白花汇成一片，远远看来，仿佛一片白雾。哀歌婉转，隔江传来，缓缓飘落长沙城中。
第四十章 争辩声声里，芸花悠忽灿漫
集体归国的浪潮涌起，如火如荼，一批一批的留日学生离日回到了上海。这时忽在东京产生了一个以劝告留学生留日上课为宗旨的组织，叫“维持留学界同志会”，由江庸、汪精卫、许寿棠等人发起，被主张归国的学生称作复课派。归国派于是和复课派大起争论，口诛笔伐，互相拆台攻击。
两派都认为自己有理，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贴海报，搞演讲，各搞各的，若不幸遇到了一起，就发生口角争执，但归国派究竟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常常撕掉复课派的海报，使复课派的宣传难以顺利开展。
但国内却传来消息，说清廷已查明留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因而准备在上海动手，大肆逮捕归国学生。归国派的人如宋教仁胡瑛等立时气势受挫，这时孙文忽从美国写了信来，担心学生中的党人回国惨遭毒手，因而反对归国。宋教仁胡瑛等无奈服从孙文的意见，不再坚持归国。复课派的汪精卫等于是占了上风，便频繁的召集学生集会，呼吁复课。
此刻已回到上海的两千多学生却穷愁冻饿于上海街头，欲哭无泪。商会早先答应出资另办学校，这时候扯皮推诿，资金难以落实，学校办不起来，清廷又视归国的学生为捣乱分子，不予理睬，连普通民众也将学生们看作危险人物，敬而远之。有些客店的老板竟因怕惹麻烦而拒绝学生住店。快要过阴历年了，学生们害怕遭家人斥骂，虽然忍冻受饿，可大家不敢回家。
正是隆冬时候，风寒雨冷，身困心疲，学生们凄苦万状，踯躅于上海滩上。曾极力鼓动学生归国的湖南人姚宏业等奔走各方，筹建新校，秋瑾、蔡元培等人也积极为学校筹措资金，最后终于在北四川路租房办起了一所“中国公学”，但此时有许多学生已重返日本了，公学只招收了三百余名学生入读，开学不到十天，却有五十多名学生退学，并登报对公学大加诋毁，接着公学经费告竭，姚宏业出外募捐，却处处碰壁，无人理睬，姚宏业失望之余，仰天大叫说：“我以死来感动国人吧，但愿我死之后，公学能摆脱困境，我生既于事无补，我死也就不足为惜！”
于是大哭一场，投黄浦江而死。
秋瑾这时得朋友徐自华的帮助，在上海租屋办起了一张“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刘道一在葬了陈天华后，就留在了湖南，欲联系会党人物暴力覆满。
在日本，由于中国留学生的罢课及回国，许多学校萧条了下来，盛极一时的宏文书院也不得不关闭了好几个分校，各学校着急下，纷纷好言劝说中国留学生复课，日文部省也同中国公使馆一起出面调停，对中国学生做出许多让步，表示暂缓执行规则，学生们此刻别无选择，只好逐渐开始复课。
杨度将熊希龄请他写的四个宪政材料分了两个给梁启超写，说：“朝廷动真格的要立宪了，万千之喜呀！”
梁启超也兴奋异常，说：“如此我国就有希望了，我等当大力为之鼓吹。”高兴之下，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写文章大肆宣传介绍立宪的好处，批判革命，到了零六年的五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始连载其最为著名的文章“开明专制论”，说要救中国，必须实行开明的专制，若搞共和制，以中国人的素质程度，必将引起大乱与军阀混战。这篇长文广征博引，反复论证，最后说革命之后的共和制度，只能导致革命之后接着革命，流血之后接着流血，革命不止、流血不止，国无宁日。
学生们此时早已全部复课了。梁启超的文章一出，立刻在学生们中间引起轰动。赞成的反对的自然都有，但此文文笔优美、感情色彩也浓，的确感染了不少学生。
此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已办起来了，由张继任总编辑兼总发行。孙文黄兴也从外面筹款回来了。孙文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民生、民权的主张。
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同盟会中擅长理论的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马君武等人大怒，说：“这是保皇派对我革命派的宣战书，须得立刻予以痛击！”
请之于孙、黄，孙、黄说：“不驳倒梁启超的立论，留学生及海外华人将视革命为洪水猛兽，诸君可将梁启超的观点逐条批驳，以明人心，为革命鼓劲。”
胡汉民、汪精卫等踊跃而起，相聚于《民报社》，相商说：“何物梁启超，傲慢如此，屡屡在《新民丛报》上诽谤革命，我等且先将其观点理出次序，逐条逐款，一一驳倒。”
第二天出版的《民报》专门出了号外，摆出了大论战的阵势，并列出了论战提纲，向《新民丛报》叫阵：
一。 《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 《民报》希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希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 《民报》认为政府恶劣，故希望国民革命，推翻政府；《新民丛报》认为国民顽劣，故希望政府实行专制，逐渐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四。 《民报》主张国民以民权立宪，因此鼓吹教育与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却不知如何方付其希望
五。 《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 《民报》认为从颠覆专制而言为政治革命，从驱除异族而言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认为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不能相容
七。 《民报》认为政治革命必须实行；《新民丛报》认为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八。 《民报》认为革命专注实力，不去要求；《新民丛报》认为要求不遂时，可继之惩警
九。 《新民丛报》认为惩警之法在于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认为不纳租税与暗杀只是革命之一端，革命须有全盘的事业
十。 《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则认为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是
十一。 《民报》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新民丛报》认为革命的结果只会得到专制
十二。 《民报》鉴于世界前途，认为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所以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山东乞丐流民的工具洋洋洒洒，总共列了十二条，宣称将逐条辩驳，以理服人，请留学生与华人凭心公决对错。此后，《民报》上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出来了，以“天赋人权”为武器，说：“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共和制度便植根于国民的这种天性，而专制制度则以一人而临万人之上，凌辱人的平等，剥夺人的自由，所以这种制度必须推翻！”
梁启超见革命党公然向自己叫阵了，怒气冲冲，召集在东京的同门布置与革命党的论战。
众同门说：“党人新结成了同盟会，宋教仁，胡汉民等皆是才子，我们却如何迎战？”
梁启超夷然不惧，说：“革命党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以革命之说而蛊惑人心、祸乱中华，我要与其死战，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于是写文章回应革命派，说：“国民长期处于专制之下，只知各营其私，不懂团体利益，哪有资格做共和国的公民，以这样素质的国民而大举革命，只会形成群盗满山，磨牙吮血的乱局，举国无一人能聊其生。”口气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