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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的结果都是水变得黑黑的，身上的污秽干脆是洗不完。换过两回水了，用右手拇指往胳臂上胸上一搓，仍然是泥巴截（读决）儿，永远的没完没了的泥巴截。老百姓说洗澡时候搓下泥巴截来证明人是泥捏成的——关于女娲造人的传说就是这样被人民所接受的。最后只好带着没有洗净的、不但有泥巴截而且还发散着某些臭味的身躯，带着对于在这个地方讲究卫生的绝望，冻得哆哆嗦嗦地，惭愧地穿上内衣。
能够标志并从而探求洗的成绩的只有两盆黑水。见到粗粗地擦洗一下水就搞得如此肮脏，钱文不知道是该为此表明洗的大有成效而高兴，还是为自己的臭皮囊的肮脏而悲伤。他已经没有兴趣快乐，正如没有兴趣悲伤。他只是在等待，等待那无可等待的等待本身。等待是等待的结果，等待是等待的前提，等待是等待的目的，等待是等待的全部内容。
这时，渐渐传来了由远及近的男子唱歌的声音，那声音的节奏与走路的快慢是一致的，你觉得他在寒风中一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面强一声弱一声地喊叫着。那歌声嘶哑而且无望，深情而且憋闷，像是呐喊，像是召唤，像是哭泣，像是嚎啕，像是自己正捶着自己的胸。是醉汉，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这里，人们醉了就唱歌。而如果不是演员不是音乐教师，不醉也就不唱歌。特别是那些单身汉、流浪汉或者与妻子关系不好不愿意回家的人，他们常常深夜醉唱。这边由于离市镇近，常常有深夜歌者光顾。你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甚至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运动也没有能使他们有所收敛，因为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天生的革命动力吧。简单地说，这里的歌曲的发声的特点是质朴无华的呐喊，是直抒胸臆的喷发，干脆可以说是喊叫。他们是在喊歌，是在哭歌，是在叫嚷，他要喊出心灵的焦渴，哭出胸中的块垒，叫出千古的郁闷。歌曲的旋律却又十分曲折有致，丝丝入扣，楚楚动人。每一波都是千曲百回，叫做九曲回肠，叫做滚动吼唱，每一乐段都重复前一乐段的一部分，却又都有些发展补充。他们唱得回肠荡气，入耳入心，绕梁三日。钱文一开始听了这样的歌，激动得泪如雨下，他甚至觉得一个能够这样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他是醉汉流浪汉还是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他简直不敢再听这样的夜唱，因为一旦听起来他就会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会因听歌而哭成一团，那未免失态。
“太压抑了。”东菊长长地叹息。钱文摇摇头。他想，也许他也应该真正像本地人那样，喝上一瓶大曲，然后趔趔趄趄地走到大路上唱它一回。人生还是值得的，来边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有这样的醉后的歌。只是为了听一听唱一唱这样的歌，到人间走一趟，不也是可以的么。
“明天，我给你炒几盘肉菜——咱们的牛肉再不吃就要坏了，你也喝点酒，唱唱吧。”东菊好像知道他的心思，说道。也许这是对十分钟前钱文关于明天吃什么的提问的回答？那么，东菊就是更加大喘气了。大家都在左顾右盼地喘着气，一句话分两次说，次与次间相隔十分钟呀。
“咱们能唱什么？”钱文悲苦地问。
“爱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行，就唱语录歌，也能痛快痛快呀！”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钱文有一种夸张的，气式的节奏唱了一句，东菊示意他小声一点，以免吵醒儿子。
钱文抬起头来，满眼是泪。我太没出息了。他甚至怕东菊看到他的廉价的泪水。
深夜的歌者走远了，钱文的歌也没有唱起来。这时传来一阵响动，响声出现在他们家门口。嘈杂的人声使钱文蓦地一惊。怎么了？
第五章
刘小玲的死像章婉婉的“跳”一样，是“文革”当中的著名事件。后来，当然也就被人们遗忘了。如果记下每一个横死的人，活人就失去了生活的空间。现在把她们写进小说，成为一个章节，成为一个变奏或者回声，一个插曲或者陪衬，也不过是立此存照而已。事件写在纸上，于是真真假假，有有无无，对对错错，哭哭哀哀，疯疯傻傻……记录、延伸、夸张、变异，加上匠人的技巧与神经质的白日梦，并且有时空的混乱跳跃与幻觉现实的自由流通。于是血腥残酷的故事与一无所有的大虚空变成阅读的刺激，审美的契机，艺术的魅力。有误读，自然更会有误写误思，于是，真正的即原本的刘小玲等的遭遇反倒退到后边退到雾中去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艺术不仁，以万物为素材。小说家不仁，他细致地有滋有味地描写一切本来不应该描写而应该以生命介入的过程。凡是热衷于描写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和作家，没有一个人有荆轲的血性，更没有刺客的记录；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也没有为失恋而自杀。弱者，伪者，你的名字是作家！事件一经写出，就完全变成了小说家言，不经之言。读者切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捕风捉影，锔碗的戴眼镜——找茬，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本小说牵扯到一些实际存在的地名和单位名，但所有的人物与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不是巧合还是咋的？
曾经担任过钱文的改造队的副队长的苗二进的妻子刘小玲是一个干练型、钻研型更是一个能量型的女子，她的身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她的言谈举止没有任何无意义的消耗。她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热情。如果不是早夭，后来的年代她说不定成为一个人物：官员、企业家、教授、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也许她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南方人，普通话，说话快，口齿利，轻度近视，肤色黧黑，轮廓分明，身材适中，肌肉紧凑，举止灵活，她有一种“时刻准备着”的姿势，别人与她说话的时候她会注意地倾听，微握拳头，身体前倾，而且她的样子是随时为你效劳随时扑上投入冲锋陷阵。而她一张口，光是微微外翻的上嘴唇就让你感动不已——世上竟有这样热情、这样侠肝义胆的女子！
还有她的微尖的鼻子，她的嘴角向后撇去，增加了嘴唇的弧度。这样的嘴似乎令人想起某种禽鸟，太热烈也太外向，因而与众不同。你也许会怀疑她的祖上是不是有欧洲人的血统。在钱文首次与她见面的时候钱文还不知道“性感”这个词。在知道了这个词以后，钱文会想起业已惨死的她来——虽然她的热情从来不表现在吸引讨好异性，而是表现在一种政治进步的与决心作革命良民的积极性忠诚性上。求革命也如求爱，是一种全身心的奉献，全身心的契合，全身心的冒险。刘小玲的故事，是一个以身相许的殉革命之情的故事。
时过境迁，刘小玲身上有一些令人，特别是令后人不完全理解的东西。
那次聚会之后，一年过去了，钱文夫妇与二进夫妇没有联系，相互音信杳然。在政治形势愈来愈紧张尖锐的情势下，人们自动减少了非必须非公务的来往。信件在政治运动中往往与什么罪证有关，私人通信是愈少愈好，没了才最好。两年过去了，没有信件来往。三年过去了，“文革”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他们之间什么消息也没有，突然，晴天霹雳，传来了刘小玲惨死的消息。当“四人帮”倒台，钱文一家回到北京，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之后，他们还是常常回忆和议论刘小玲。当初，一九六七年二月从小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太意外也太紧张，他们自顾不暇，他们远远没有理解也没有消化这件惊人而又刺激人的事。
此后他们也常常想起那个心惊肉跳的冬天，钱文与东菊瑟缩在土屋的火炉边，火光时时照红着他们的脸，燃烧的煤块发出风声，沉闷凝重之中又孕育着许多鼓舞和幻想。室外的严寒、风雪、漆黑、荒凉与室内的憋囚、煤烟气味与人气、冷热不均、苟活苟安……成为对比，更与小报上刊登的首都的腥风血雨、革命狂飙、瞬息万变、慷慨激越成为对比。
抱着巨大的期望来到了边疆，然而，这是徒劳的，形势的发展是与人们的心愿相反相悖的。“文革”一开始，钱文反而感到：“又踏实喽您哪！”
然后又是一年两年……那时他认为必须长久踏实下去。斯人已矣，众人已矣，而日夜如常，四季如常，岁月无恙。后来，一切都不同了，八十年代他们确是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重温从曹操到毛泽东都描写过的那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沧桑感和豪迈感。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刘小玲的形影仍然萦怀在他们的心头，刘小玲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言语中。刘小玲的故事仍然时时引起他们的追忆、叹息、悲伤和无限的迷惑。涓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这是多么中国多么美好的语言。而他们始终欠着刘小玲在那种年月，倾家相送的人情。
“你还记得那天刘小玲穿的什么衣服么？”钱文一次又一次地问东菊。
最近一次谈论小玲则是他们都已年逾花甲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在一个周末的喝新龙井茶的晚上，茶是朋友刚刚从杭州带来的。他们坐在意大利式紫红真皮沙发上，音响里播放着新录制的唱碟——陈佐湟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建团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乐。已经是初夏了，院子里的石榴花开得正红，树叶长得碧绿，高保真和立体化的音响效果极好。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去了，世界还存在着，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客厅里音乐仍然播放，花盆里绣球花仍然盛开，而走了的人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了。他们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们了。风暴过去了一次又一次，再再不能过去的风暴也终于过去了。这不知道是让人欣慰还是让人失落。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夜梦见了她，也许吧，是她——刘小玲。她说：‘其实我很好，不要惦记我……’我立刻想到她已经不在人间，我说‘是你么？真的是你么？’她闭上了眼睛，她的喉咙里似乎出了一点什么声音。后来我就醒了，我才明白那怪声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叶东菊说。
风暴终于过去了？是。风暴也许还在心里。等到心里也风平浪静的时候……咱们这一代人也就该过去啦。
“她很能干。她穿着黄色的小棉袄……我忘记了以后是不是梦到过她。只是六七年九月时候，我告诉过你，你翻出了一张我们与她合照的照片，我说她的脸相太苦太惨。后来我梦见了她跟我说‘再见’，那天我有点害怕。她就是那个时候死去的。这是一种感应，要是过去就得说是托梦了。”东菊又说。
“可我记得她的棉衣是紫色的，她一身都是紫色的，只有领子是一圈桃红，露在了棉衣外面。”钱文说。
东菊想了老半天，她苦苦地回忆着，“不，不是这样的，她穿着褐黄色丝棉袄，脖子上围着一块绿纱，她的头发上系着一条发带，是天蓝色的要不就是白色的……她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她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它。”
然而不，不是天蓝的。是——是什么？米黄的还是乳白的？往事如烟，烟消云散。
再说，她根本不戴眼镜。她的样子有点轻度近视，然而，她没有眼镜，她的略显凸起的眼珠正是她的一个风格，与她的嘴唇一起，这是她最为性感的一个地方。它们都显得太火热。本来应该有人吻她的眼睛吻她的唇。即使她戴过眼镜的话，这眼镜连同她，也已经不复存在啦。
“你还记得吗？”东菊问：“咱们离开北京，她给咱们饯行那天，她给我们看她的照相簿，其中夹着一张一九五零年的旧报纸，是不是《中国青年报》？上面有她在天安门城楼下晃动鲜花的照片——当然不是她一个人，她只是作为群众、作为女青年之一，碰巧被摄影记者抓拍，摄入了自己的镜头。报纸锌版印刷的这个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我还记得是‘万众欢呼毛主席……’，她是万众之一。少了她万众就只剩下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众了。她把这张报珍藏起来，视为她的光荣，报纸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经发黄了。她就是把自己与毛主席联系起来了。她简直像是扑火的灯蛾。她一次又一次地向着光明冲去，而冲的结果是烧毁了自身。”
钱文蓦然心动，因为东菊说的这个事他完全忘记了。然而，他相信事实正是如此。
钱文想说，“我们也差不多。”我们不也是引火烧身么？
然而还是有些个不同，差别在何处呢？
他俩接着谈论起苗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