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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为人平和，他们一般都知道“口不臧否人物”的古训，自省的时候多，对别人的评价少。因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想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
但是，不评价别人的人不一定不被别人来评价。
好事者所作的那篇《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在网络上广泛流行，它的多个版本被大约几十家同站所转载。其他途径无论大道新闻，还是小道消息，针对河南人的文字也不在少数。有些话虽然刺耳，却还算得上直率，但有些就已经近乎在路边捧着脚骂大街了。
大家可以再次回顾一下本章以前相关内容的关键词：“粗野俭啬”，“奸诈滑头”，“刁滑”，“无赖”，“凶悍”，“肮脏”，“欺下瞒上”，“讲大话、说空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河南佬”，“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等。
真可谓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从寥寥数语到长篇大论，从“理论短评”到“文学作品”，河南人就这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以上种种用词之刻薄、态度之武断、偏见之深远，读之使人惊诧。这些充满了鄙视意味的语言让人想到了什么呢？难道我们从中没有看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侮辱、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暴乱中印尼社会对华人生死的漠然么？看到这些文字真有如芒刺在背，笔者竟然一时间搞不清楚——诸如“河南佬”这样的语言和“中国佬”、“支那猪”，甚至3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有什么天壤之别。
实在不愿意这么想，但我又不得不这么想。
而且笔者以为——这种敏感的联想并没有错。
“众口铄金，销毁其骨”，舆论造成的偏见是可以杀人的——笔者相信它有这个本领。
河南人是温良谦和的，假如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德行”，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笔者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了。为此感到愤怒的当然不仅仅是本人，还有许多我们这个公平自由社会里的许多正直善良的人。
身材单薄的部队作家周大新写了一部畅销小说《21大厦》。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作者的真正意旨，仅仅认为这是一部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映他们对京城生活的向往以及农家子弟到大城市后复杂心绪的书。而周大新亲口对记者说，主角实际就是河南人。有什么能比一个河南农村人与北京的白领世界对比更强烈？更戏剧性？
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是悲愤的，他说：中原很穷，很落后，河南人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人死得最多。大家不要笑话他们了！河南人是最中国的，河南人身上的毛病中国人都有，他们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罢了，你们笑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周大新说他的这种愤怒已经积存多年。过去之所以没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大城市人的内心、北京人的内心。对于国人对河南人的无情嘲讽与歧视，他的愤怒一经点拨便喷薄而出。因为他记得作家张宇说过的话：“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
有一位记者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的疑问，他从三门峡进入河南，经渑池、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他眼中的河南从里到外、从社会生活到言谈举止，相差的不过是方言及汽车车牌上打头的第一个汉字而已。他连连质问：“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你听过有人拿山西人说事儿吗？”
“克拉玛依大火中遇难人数多过洛阳，你挖苦别人时又会提新疆人吗？”
当然，这不是简单比多少的数学题。
在《妖魔化河南人应该缓行》这篇网络文学里，作者这样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谁去了也揽不着什么好听的。
他的北京同事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北京之乱，就是你们外地人弄的，你们外地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地盘上呆着啊？他哑然了，原来在北京人眼里，外省人就是捣乱鬼。并且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他讲的话，竟然有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作者在《漂泊北京》里面反戈一击，把北京人很很地涮了一通。
作者还提到有一位北京青年女性在北京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当场喊出“我坚决不嫁给外地人！”作者在内心深深被刺疼的同时这样问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在妖魔化别人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坦然和宁静的吗？
和“妖魔化河南人”的声音相比，这些微弱的呼喊还没有使我们完全清醒。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明白“妖魔化”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阴影。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地域文化歧视正是种族歧视的前兆。
而种族歧视即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强大种群面临被分割的危险。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被按照身份证上的籍贯划分为三六九等，于是我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为“河南人”公开正名不是遮盖真相，不是要用一个偏见打倒另一个偏见，而是要客观地去了解河南人，了解他们平静外表下真实的人格精神。
一、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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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登封城外有一座古观星台。
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笔者站在那座用青砖垒砌的高台旁边，仰头看着积雪的台顶良久。台顶上是苍苍茫茫的天空，并看不到星星。但据说，这里是中国最古老的观星台，解梦的周公和大科学家郭守敬都在这里对星象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观测。
笔者当然知道区分雪花和星星的不同。来到这里的原因自然也不是为天上的星宿，而是为了地上这座既不雄伟也不玲珑的高台。
现在，这里看上去不太适合进行天象观测活动。古人在这里建台观天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土地的中心，至少是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的中心。所以，河南才被称作中州、中原，我们的国家才叫“中国”。
站在中国的“源点”上四处眺望——远处雪野苍茫，一片萧条。
天下之大，有谁知道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呢？可我们就是这样从那里走到了今天。河南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现今中国人口第一、农业第一的大省——认识她，是应该具有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底层社会之标本性意义的。
在先前中国人的意识里，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州又是中国之“中”，那些生于“中”长于“中”的河南人还将“可以”、“行”、“同意”这些话，一律下意识地归结为一个“中”字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以“中”为核心，头脑里充满大一统观念的河南人把这种思想带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中”是他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如果我们把地处中原的河南称作“中国之中的中国”，那么，河南人实在就应该被称作“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除了上述地理的原因，还因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依然把农业作为自己国民经济的坚实后盾，中国也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河南一样和土地仍旧联系那样紧密。实际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所以，河南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
“农民”——既然是河南人特点的概括，就也应该是中国人特点的概括，但它在今天好像又是很陌生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由概念构成的时代。
从“流行”、“时尚”、“前卫”到“摇滚”、“快餐”和“奔腾4”，从“韩流”、“美眉”、“新新人类”到“减肥”、“伟哥”和“F－117A”，我们已经陷入到概念的重重包围之中了。但我们听到太多的是诸如：“网络经济”、“营销策略”、“WTO”、“MBA”，而“农民”这样一个在当今商业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的词汇在现今中国人的口中不仅出现的概率很低，而且还包含了太多的贬义——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昏聩以及文化上的愚昧。“你可真农民广这是在首都大街上可以随便听到的玩笑话。
“小农经济”、“农民心态”、“农民意识”——笔者敢说，在和“农民”有关的词汇里甚至找不出几个中性意味的。
一次笔者应朋友之邀和几个场面上的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谈得兴奋，百无聊赖的我竟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桌面上的一块儿青菜夹起来放进了嘴里。聚会散后走出酒店很远，朋友突然扯住我的袖子指责我刚才的行为：“你呀，也就是一个河南农民！”
自知理亏的我当然知道他话的意思不是赞美，但也由此明白了“河南农民”一词在现阶段已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商业社会的中国所包含的更多的含义。历史上养育过中华民族无数儿女的河南衰落了，衰落到了甚至连其名字都成了人们在相互侮辱时使用的泛指名词的地步。河南衰落和现在农民阶层的衰落是同步的，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逐渐淡化所代表的似乎也正是整个东方农业文明的逐渐消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这样说：“从形象上看，由于我们河南人向四处输血，就像一个最初的怀春少女，先变成一个多情博爱的少妇，再变成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妈妈一样，等到她养育过无数的儿女们成人，也就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后只留一口气微笑着桔坐在家门前，永远地等待着儿女们来看望她。但是，儿女们自有儿女们的生活，慢慢地就把她忘却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河南人的形象的变化过程吗？”
他还把河南地位的变化比喻为“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巢穴以后只把鸡蛋变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
蛋壳也许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可我觉得它大概还不应该被诅咒，尤其是那些被它哺育过的人或者鸟兽。
在河南的乡间，一年四季你都会看到有农民在辛勤地劳作。假使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你还能看到——站在田间劳作的依然还是他们。只是现在他们老了，面对飞驰而来的高科技时代，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失落。
“河南农民”创造了一个文明，但当这个文明被后继的文明代替了之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了自己结实的影子。这个名词词义的变化使他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就像为了种子降生而最后凋谢成泥土的鲜花的命运一样——生命的轮回，不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
可是，“落红”尚且有情，种子怎么就会那样的无情呢？
现在你再到大城市里的幼儿园去向小朋友们作调查：粮食是哪里来的呀？那么，有一多半的孩子会这样回答你：在商店里！
孩子的幼稚可以原谅，但问题是教育孩子的那些大人。
每当这个时候笔者都忍不住想慨叹一句——中国人，上查三辈儿差不多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啊！
站在观星台脚下远眺，如果没有飞雪的阻挡就可以望见挺拔的嵩山，这里应该还有一所闻名世界的建筑——嵩阳书院。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很有名的大人物在这里讲学，他们一个叫程颖，一个叫程颐。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
与南方灵秀的山水相比，北方单调旷远的景观的确更容易让人参透人生的意义。
“一览众山小”之后的山东人孔丘孔夫子创建了儒教。战国春秋风雨稠——历尽磨难的他虽然已经大致理顺了天地人伦的条理，但时间已不再给他任何施展本领的余地、程颖、程颐，这两个宋代的河南人经过精心研究，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使它和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进入人们的具体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
从此，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中国人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大一统的生活秩序。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几乎融合了所有东方式的智慧，目的是把散乱的棋子收进经纬分明的棋盘，把四处汪溢的水收进中规中矩的容器。
河南人将儒教发扬光大，并且推广给了所有的中国人。
儒学不是假货，它带给纷乱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秩序。
存在就是合理。
没错。即使现在来看，我们也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巨大贡献。
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