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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人之邀，捉刀代笔，呵呵。未完待续。
（一）基本观点，论证方法和政策含义
1．基本观点
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是“就世界格局而论，财富同力量，换句话说，即经济实力同军事实力总是相对的”＇1＇，国际政治均势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技术的进步和发展”＇2＇以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
再简而言之：作为大国权力基础的军事实力在根本上被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经济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大国战略地位和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
对于作者的这一基本观点，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作者在论及国际政治均势时，其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体系中所包含的主要大国上。作者认为，只有主要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变迁才能真正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另外，随着本书主题的深入，读者也能发现，只有当发生真正的大国之间或者是以主要大国为核心的敌对联盟之间的战争或者冲突的时候，经济实力才能被视为最后的决定因素。（比如，对于小国来说，外交技巧或者是有限和适当的军事战略可能会克服其在综合实力上的劣势。越南与美国在越战中的对抗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研究对象限定于大国，是本书基本论点的限制性条件。
2．在本书中，作者主要采用了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流派对于国家权力、国家战略地位、现代国际体系基本特点和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些假设和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基本概念的国家权力主要被定义为国家的军事实力。
3．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作为核心概念，其内涵并非单一不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一点在下文将述及），但是，大国的经济实力最终决定其军事实力，并进而决定其在大国体系中的地位这一基本论点贯彻始终。
2．论证方法
为了证明上述基本论点，作者将理论融合在历史之中，进行论述。实际上，作者在史论结合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既表现了历史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又基本上做到没有以历史适应理论框架的迹象。当然，这也是由于作者为其基本假设设定了很好的限度和适用范围，从而避免了一个过于普遍的命题的缘故。
作者作为历史学家，非常清楚即便是在大国竞争的范畴中，经济实力也远非唯一产生影响的因素。诸如人口、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地缘政治条件等等都能在不同的时代和场合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本书将大约500年的历史分为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并且指出，在不同时代，时代特征决定了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变量，而且，不同时代中，经济实力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作者再进一步依据国际政治结构的变迁，在每一时代中又划分了更小的时期，并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大致来说，在前工业时代，作者通过分析哈普斯堡王朝和法国在欧洲发动的争霸战争指出，国家的财政金融能力、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在哈普斯堡争霸时期初露端倪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充分展现力量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都能对于大国实力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经济实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能力。
而在工业化时代，上述的诸因素仍然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在经济实力的范畴中，一国的工业基础（包括产量、技术水平、工业基础设施等等）的地位大大上升，国家财政和金融仍然重要，但是不再那么生死攸关。同时，工业化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压倒性力量把非欧洲世界拉进了全球均势体系，殖民地争夺成为了大国之间的新战场并且往往最终在各个帝国的中心——欧洲——导致政治上的后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是，虽然一开始非欧洲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是“晦暗”的，然而渐渐地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最终产生了足以参与全球大国政治博弈的国家。
正如上述，作者意识到了多种因素的存在，没有利用自圆其说的历史阐释来回避这些因素，相反地，他在追溯历史的时候，首先列举出了哪些因素是重要的，然后通过进一步论述和比较来说明在任何时代，经济实力都发挥着最后决定的作用。
在前工业化时期，地缘政治条件和现代民族主义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因素。
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力是以其对于国家资源分配具有的影响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国家资源，在这一时期的背景下主要是军事资源及其背后的财政金融资源，才是决定性的。
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自然不容小视，从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力量就可以知道。但是，现代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而有时有欺骗性的概念，其作用和后果之间的界线常常是模糊而不易界定的——民族主义增强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动员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是否也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由国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对于动员能力的需要而导致的呢？实际上，即便是在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部份）所谓“原发”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国家（state）而民族（nation），而非反之。由此出发，对于大国来说，对于可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渴求才是第一位的。
在工业化时代，即19世纪之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深入，不仅改变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内涵，而且使得国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地缘政治条件和人口固然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就一战期间的俄国来看，由于其在工业基础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而最终无法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人口力量，俄国的“蒸汽压路机”最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上撞得粉碎。至于民族主义的因素，在19世纪之后的欧洲，除了奥匈帝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已经是比较标准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了，由于这一因素已经变成普遍的情况，它对于国际政治结构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
3．作者对于未来的预测和本作的政策涵义
本书写就于1987年，并且很快在美国成为了畅销书籍。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如此效应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作者在写作的手法和内容安排上同时兼顾了学者与一般作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做出的大胆预测——由于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和其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使得其国家资源的分配指向偏离于其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基础，从而将最终导致美国的衰落——和当时美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社会气氛的契合。
在经历了伴随着越战以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低落和退却时期之后，美国在里根时代似乎恢复了其对于苏联的优势，新一轮军事竞赛再次展开，并且美国占据了优势。然而，这样的成就却并不完美。美国的经济地位，无论是国家财政金融能力还是工业基础，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国家财政赤字巨大，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安全；在外贸以及国内市场遭遇德国尤其是日本的竞争，使得美国的工业举步维艰。就贸易而言，高涨的石油价格没有挡住日本人，广场协议后急剧升值的日元也作用不大，反而导致日本富余资本大举“收购美国”。美国工业界和社会公众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美国的未来似乎充满疑问，《日本第一》这样的书名背后更深的地方恐怕是美国的危机意识。
所以，本书的结论和预测本身也是针对美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和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涵义可能在于对于大国的大战略设计上的建议，即一个大国若要保持其领先的地位，必须时时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调整和确定其在特定时期最优先的战略目标，并且根据这一目标在国防和军事力量建设——工业投资——社会和消费需求这三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短期和长期的实力和其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就当时的美国而言，自然是将资源由过度扩张的军事装备和海外军事义务方面重新分配到国内财政重建和工业发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