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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难以琢磨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使他大为窘迫，感觉自己好像是个贼——这就是暗示的力量。
美国大选时期例行的民意测验就是一个典型的让预测影响预测结果的事例。
当两党候选人不断角逐时，他们各自的纲领和竞选表演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选民，但通过对部分选民进行调查而得出的民意测验结果，无论对竞选者的形象和选民的选择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988年我在国外电视观看美国在任总统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的竞选表演。尽管许多人认为杜卡基斯看起来比布什还要诚实可靠，但在一系列民意测验表明杜卡基斯落后于布什之后，杜氏似乎很快就从一个竞选挑战者变成了一个惨兮兮的辩护者。所以大选结果尚未出来，许多杜氏的同情者已经开始为他惋惜了。
在当今社会中，预测不是等待一个事实出现，而是在促成这个事实的出现。
正因为这样，荷兰未来学家波拉克说：在实际预测中，机会总是与预测、目的、规划和选择混在一起。显然，预测不单是事实＋逻辑＋想象力的总和，它本身就是一种干预预测结果的行为。赫尔曼·康恩在回顾1961年建立赫德森研究所这一美国著名未来学机构的历史时说：在创立该所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年为塑造一个好国防部长作咨询；第二年是一个好国务卿；第三年是一个好总统；第四年是一个好联合国秘书长；第五年则是一个好上帝。接着，他很幽默地说，到了1966年，我们遗憾地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五年计划的第六个念头。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许多未来学家希望通过扮演现代先知或帝王师的角色来参与导演未来的活动。根据规律推测将来，根据计算模拟将来，根据设计导演将来，这就是预测。现代未来学家关于未来的预测通过书刊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确实对社会产生了强大的暗示力量。今天，关于网络的大量图书、广告以及讲座就是一道道十分强烈的他人的目光，每个感受到这目光的人都觉得自己应当做点什么。当信息技术专家断言网络将在20年内将覆盖整个世界时，任何一个清醒的政府都会据此修正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任何研究机构都会拨款立项鼓励和推广这种研究，任何都市中的消费者都会考虑购买电脑或上网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关于网络社会的预测怎么会不变成现实？
本书前面谈到人类具有在呼唤中创造世界的能力，人类是以虚拟化方式来创造现实的，预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预测的考察表明，将来并不是现在的简单延续，它与现在具有一种互动关系：人类对将来的普遍意识和预测，就是对现代生活和将来生活的导演。
有趣的是，现在的电脑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这种导演活动。不久前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一套Lotus办公套件，其中有大量空白统计表格、树枝图形和统计模型效果图，你只要往上面填入一些具体数字就行了。这时，我忽然感到世界真的很像18世纪末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所设想的那个数字化宇宙。让电脑一同参与对将来的设计和预测，将来在这里就变成一套程序。
难怪一些电脑专家把上帝也设想成一个电脑瘾君子，他靠程序来控制一切！怎样预测就怎样生活，这就是导演将来的基本含义。正是在这种导演中，不同社会的人群开始向未来移民。
前喻社会和后喻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未来与文化》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文化：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所谓后喻文化是指一种传统支配现在的社会，在那里，年轻人的生活是听从长者筹划安排的，他们的生存任务就是保存和复制传统；而前喻文化与此相反，它是一种将来支配现在的社会，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社会，长者要向年轻人学习，并永远保持年轻人的心境。
显然，前喻文化就是面向未来的社会，反之则是面向过去的社会。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社会代入米德的框架中对号入座。因为她说的那种传统型的后喻文化正在全球范围内相当迅速地向现代型的前喻文化转化。按照她的说法：从现在起，没有人会生活在他诞生时所看到的那个社会，也没有人会死在他曾经为之工作一生的那个世界。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米德这段话一定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过这样一篇文章：《FORMAT：对生活的格式化》。其中谈到：
电脑进入家庭何尝不是对我们以往生活的格式化？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家里普遍穷，除了电灯和话匣子几乎没有带电的东西。
后来有了几大件，但冰箱和洗衣机除了使物质生活方便些外几乎就是个摆设。电视虽说于精神生活不无补益，但多数人的多半时间还不是象乡下人看画一样只管对着它倒抽气地傻笑？电脑就不同了，你可以用它写字、画画、听音乐、玩游戏。
互联网更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广阔的信息世界：通过联网，我们可以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献和消息。这样，信息高速公路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我们由此初尝作一个世界人的滋味。……从当初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到现在与文明人类共享没有国界的精神成果，我们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从猿到人的不断格式化过程！
不久前社会上流传着一首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民间诗：《我们要等……》，我只记得其中几句：
我们要等要把猴子等成达尔文要把人类等成机器人……
我们还要等要把历史等成索斯比（拍卖行）
要把现实等成一扇电子门要把世界等成一个实验室要把天使等成克隆人……
毫无疑问，这首诗的主题就是那个让我们感到如幻又如电的时代巨变。我们不仅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未来之中，而且要被迫接受它的格式化。前苏联一位号称靠本能写作的现代诗人安德列·沃兹涅辛斯基曾大发感慨说：今天，我们的思想还属于19世纪。但是科技发展得那么快，所有的一切都在高速发展。任何事物都比我们大脑的运转速度还要快，所以我们得换换脑筋，让自己的精神21世纪化。让精神从19世纪跳跃到21世纪，就要让人们的目光从过去转向将来，让双眼像盯着显示器那样死死盯着这个将来，并按照各种关于将来的传说来安排现在的学习和生活。否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从现代生活中下岗的命运。人们常常把下岗称为待业，但正如将来不是在等待中到来的一样，你也无法在等待中获得理想的职业。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严酷现实。前喻文化是一个将来支配现在的社会，那么传统呢？——许多文化的守夜人这样叫道。
这是我后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谁是愚人节中的愚人？
预测将来犹如掌上观文，历历在目，当人类发展到这种境界时，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都知道，欧美一些国家把每年4月1日定为愚人节。
每到这天，报刊上会出现一些愚人节笑话。比如记者可以一本正经地报道说：一颗阿波罗小行星正以毁灭性的速度向地球飞来；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牛蛋白西红柿；日本科学家制造了一种必须吃食物才可以生存的机器人……。看到这些报导，你千万别当真，否则就是一个愚人或傻瓜。
然而，这两年来，公众已经对愚人节笑话失去了判断力。前不久就有人在报上撰文说，牛蛋白西红柿和饮食机器人并非愚人节的笑话，而是确有其事。我虽然对此深表怀疑，但却由此联想到，许多现代科技成果最初听起来不都有点像这类笑话吗？对这些成果表示怀疑的人反倒成了缺乏想象力的现代愚人。换句话说，当科技产品进入不可思议的发展时代后，我们便进入了一个难辨真假的愚人节时代！
一旦话题涉及到互联网，我们总会听到许多像愚人节笑话一样的预测，它们简直是漫无边际的狂想：比如，有人设想未来的住宅将是由木材、玻璃和芯片组成的数字化电子空间，各种电器可以听懂你的声音，看明白你的表情。如果你再戴上一个可以扫描你想法的头饰，那么只要你转动一个念头，机器就会给你端上一杯咖啡，摆上一桌你最喜欢的饭菜。当然，如果你想减肥，那么一台精密的数字化仪器会告诉机器人大师傅，你需要包含多少比特热量的食物，这样，你既可以享受到口腹快乐，又不会受超重之苦。有人甚至设想，在未来时代，你没有必要结婚，因为网络会给你提供不止一个梦中情人，在你与对方交流时，身上的模拟传感器会给你带来各种美妙的享受。
看到这些说法，你最初会觉得这一切就像白日梦一样不可能。但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你或许会想：这也许是可能的。最后，如果你对这种说法听得多了，那就会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可能与不可能向来是人类想象王国中两个有关却又不同的领地。凡是人类觉得可能的，都是有条件变成现实的，它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补充；不可能的，则被当成纯粹想象，即异想天开，它是现实世界的界限。
仅仅在几百年前，人们还觉得说一件事情不可能是容易的，比如你可以说人不可能登上月亮，或者，太阳和地球永远不会相遇。相反，说某件事可能则要冒很大的风险，比如你说明天可能下雨，但确有可能不下雨。这无非说明，对那时的人来说，已知的可能世界太小，而未知的不可能世界太大。现代不同了。当人类进入到微观时代、太空时代、生物工程时代和数字时代后，原来以为不可能的想象事物正在迅速变为现实！美国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说过：当人们说'不可能'时，应当这样说，相对于我们现在的无知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概括还显得比较有节制，那么科尔施则说得更透彻：人们'不可能'做的事，往往不是由于缺乏力量和金钱，而是由于缺乏想象和观念。重要的是想象力！这种观念告诉我们，只要可想象，就可能做到。正因为这样，愚人节笑话才不仅仅是谎言，它包含着许多相当合理的想象。现代高科技通过把不可能从想象的王国中放逐出去，因而也就抹去了现实世界的固有边界。
1968年，法国巴黎发生了一场由学生、工人和市民参加的五月风暴，它对法国观念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街头出现的大量标语中，有一条特别引人注意：
现实主义，就是试一试不可能的事！这简直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宣言。这让我想起了尼葛洛庞蒂的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两句话之间的亲缘关系，它似乎表明，人类从60年代以来就已经进入了凡事都可能的时代。我们在前面检验几条60年代未来学家的预测时曾引用了盖茨对互联网的评论。其实岂止是互联网，如果说未来学家对科技发展的长期预测总有些不准确的话，其主要原因——套用盖茨的话说——就是：人们总是过低估计现代科技在10年后的发展水平。
想象落后于实践，预测赶不上现实，这是当今高科技时代的特有现象。在这个时代，谈论可能的事情变得相对容易，而谈论不可能则要承担很大风险。这对于那些从技术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方面来批评强人工智能理想的学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英国作家亚瑟·克拉克在《未来的景象》中不客气地评论说：
那些貌似聪明的人根据事物的刻板教条规定了在技术上'可行'与'不可行'的原则，但它们常常被证明是错的，甚至当墨迹未干时就发现错了。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许多科技进步最初都有些像愚人节的笑话，但事实多次证明，那些不相信这些愚人节故事的貌似聪明的人最后反倒变成了真正的愚人。
1486年，西班牙一个御用委员会根据菲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要求讨论哥伦布西渡大西洋的计划。他们经过4年研究得出结论说：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理由是（A）大西洋浩淼无边；（B）即使从这里到达传说中的另一个陆地安蒂波德斯，他也不可能回来了；（C）根本没有什么安蒂波德斯，因为地球上主要覆盖的是水。何况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海域中就有一个标志着天尽头的海格力斯神柱。然而仅仅两年后，哥伦布就使这种关于不可能性的论证变成不可能了。一百年后的1591年，当英国发明出火枪后，一位陆军上校对枢密院说：弓箭是最方便的武器，火枪太复杂，很容易出毛病。它太重，会拖垮士兵。熟练的弓箭手每秒钟可以射出几箭，而火枪手两分钟才能发射一枪。然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