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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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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抗拒的凄苦:她唱歌神情“悲苦”,像在“诉冤”。没有酒量的她,被日本狎客来回猛灌酒,却“并不推拒”,“连声也不吭”,三角脸上“一抹笑容,竟比哭泣还要凄凉”。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天边的落日,“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柯老雄的赤黑粗膀子,把娟娟那把细腰,“夹得紧紧的”,“扭得折成了两截”。“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些魔头”。叙述者觉得“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白先勇似乎认为,一个人的“命”,和祖宗血液遗传很有关系。娟娟体内遗传得到母亲的疯癫症,所以在她出生时,甚至成胎时,她的悲惨命运就可说是已经注定的了,她咽喉上被母亲咬成的红疤,就是“孽”的象征。叙述者抚摩着她颈项,“觉得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滑溜溜的,蠕动了起来一般”。如此,作者以“孽痕”之蠕动,预示娟娟身上的“孽”将十足发作起来。而在来自母亲的先天“孽”上,后又加添乱伦罪孽,娟娟的凶命到此已完全铸成。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她的乱伦,对象是亲父。作者如此再度暗示“孽”来自父母祖宗之旨意。二、这乱伦之孽是被迫加在她身上的,绝非她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她先天的孽和后大的孽,都是“冤”孽,完全超出自我能力控制的范围。作者如此暗示,人的命运全是天定。一切人为的反抗和挣扎,都不能扭转改变天命的轨道。
  而作者心目中的“孽”,和肉体与肉欲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兼具灵性与兽性;人之不能脱离“肉”而生存,显然是作者最大的怅恨。在作者心目中,肉体与肉欲是上天加诸人类的“孽”,就因为这个“孽”,人类成不得“仙”。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后,这个“孽”,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千年万载也消除不去。正如娟娟唱歌,像在悲苦诉冤,“也不知在唱给谁听”,《孤恋花》的小说作者,仿佛代表整个人类,向茫茫苍空诉冤:我有何罪,必须遭受如此的天谴!
  小说里,华三和柯老雄二人,就是人类兽性部分的象征。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象征。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同一个人,都是黑社会里的大恶棍,皆有毒瘾,有虐待狂,淫荡、凶暴、龌龊、野蛮。他们简直不是人,而是兽。试看作者如何把“兽”的意象加诸柯老雄一角:
  
  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个赤黑的粗膀子,膈肢窝下露出两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光光的,天平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个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开,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己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柯老雄有“鱼”腥味,有“狐”臭,两个牙已骨像“鲤鱼”腮,倒竖之硬发如“猪”鬃,还长着一对满布血丝的“猪”眼睛。作者显然认为所有动物中,猪最能代表肮脏的肉体,亦即人类之“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把娟娟的母亲——娟娟的“孽”之来源——安排在猪栏里。
  柯老雄不但长的样子像野兽,行动举止也龌龊如兽:“嘴里不干不净的吆喝着”,“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嗅了一轮,一只手在她胸上摩掌起来”,“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舐了几下”,“抓住她的手,便往他腹下摸去”。
  可怜的娟娟,被这样一个野兽“夹得紧紧的”。尽管她惊惶得“拼命挣扎”,细腰“扭得折成了两截”,哪里有逃脱的可能?(正如我们人类,那里有逃脱“肉”的可能)开始一度惊惶过去后,娟娟“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任由柯老雄虐待施暴,不再挣扎抗拒。(显然,兽性或肉性,一方面令人深恶痛恨,一方面却又有惑人魅力,使人迷失心窍,愈堕愈深,终于不能自拔。)娟娟逐渐染上吗啡瘾,就是作者暗示,兽性使灵性麻痹。亦暗示人类自出生到成长,逐渐麻醉于肉性,终于完全丧失敏锐灵性。
  然而,生为“万物之灵”的人,岂能甘心于灵性的丧亡?岂能接受如许之“冤孽”?所以,娟娟总是诉冤一般,哼着一些凄酸的哭调,“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但她显然是个“被虐狂”患者,继续承受柯老雄的淫笑叱喝,肉体凌虐,而发着“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可是,当我们认为她已无药可救,堕陷得不可自拔,她却突然“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脑浆洒得一地。
  娟娟之凶杀柯老雄,可以说是她对自身“冤孽”之报复。这“冤孽”,当然,一方面是情节里表明的源自母亲的疯癫症和源自父亲的乱伦罪,另一方面则是作者所暗示的来自人类原始祖先的天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娟娟杀死柯老雄的方式,是敲开他的天灵盖。作者用“天灵盖”三字,取代“脑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已说过,在作者心目中,人的兽性或肉性,就是人类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孽”。而柯老雄这个角色,就是兽性的象征。所以杀死柯老雄就是歼灭兽性肉性,而歼灭了兽性肉性就有希望重获天性灵性。如此,娟娟猛锤柯老雄那长着“一撮猪鬃似的硬发”的“天灵”“盖”,因为如果不先把这长满兽毛的“盖子”敲开,就根本没有希望达获“天灵”。
  而娟娟,杀死了柯老雄后,的确好像达获了“天灵”:总司令和林三郎去新竹疯人院看她时,觉得“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娟娟身上的罪孽,仿佛由于敲开了柯老雄的天灵盖,而获得净化。她似乎突然拾回久已失去的“童真”(),变回婴儿一般的洁净。可是,当然,她是“完全疯掉了”。到底她逃避不了母亲遗传给她的“孽”。但谁能逃避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人既受圃于肉体桎梏,灵魂永远得不到自由解放。无怪乎娟娟,虽然好像敲开了天灵盖,最后还必须戴着手铐!此外,娟娟的发疯亦暗示,一个人若想毁灭肉性,独拥灵性,必然成为现实世界的失败者。
  如此,《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作者对“天命”的探索,推演而成类似《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灵肉对立的故事。事实上,这两篇小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小说的叙述观点。
  这两篇,都是第一人称写成的。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都是故事里较次要的角色。作者惜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小说主角,并用他们的口吻叙述故事。《孤恋花》的叙述者“总司令”,比起《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叙述者“表少爷”,参与情节动作的程度大得多。而且叙述故事时,纠缠许多自己感情,混含很多主观的意见,远不似“表少爷”那样客观、冷静。这是因为“总司令”,异于“表少爷”,和小说主角关系十分亲密的缘故。
  “总司令”起先和五宝,后来和娟娟,显然有同性恋爱的关系。作者在小说里并未明说,但到处给予暗示。她属于女同性恋得中的“男性化”型;这从她被称做“总司令”之事实,亦可猜知一二。她“是在男人堆子里混出来的”,“和他们拼惯了”。她厌恶男性;同样一句话,若是“男人嘴里骂出来的,愈更龌龊”。她说:“我知道,男人上了床,什么下流事都干得出来的。”提起五月花那些酒女,她就说“那起小查某”,“那些女孩儿”,好像自己不属于女性似的。
  但当然,最明显的证据,是她和五宝、娟娟先后同居的事实。以及她服侍她们上床睡觉,把五宝“攥入怀里”“亲了她两下”,搂娟娟肩膀,抚摩她颈项,替她卸奶罩,梳头,等等肌肤接触的亲密动作。还有就是她所叙述的:
  
  从前我和五宝两人许下一个心愿:日后攒够了钱,我们买一栋房住在一块儿,成一个家,我们还说去赎一个小清倌人回来养。
  以及:
  五宝死得早,我们那桩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漂泊了半辈子,碰到娟娟,我才又起了成家的念头。
  虽然作者多方给予明示暗示,但这份同性恋爱关系只是被作者用来做小说背景的,与小说的主旨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爱关系,和作者心目中的人类冤孽与罪孽,并不相关。而且,如果真要论起来,她们这种不寻常的恋爱关系,由于除了肉体之外含有更多成分的感情,所以和华三、柯老雄的兽性相对而立,形成作者对人生较肯定的一面。
  “总司令”这个角色,以及她的同性恋癖,除了叙述故事,供给小说背景外,另又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做为一个中间媒介,把五宝和娟娟这两个看来毫不相干而且从未互相见面的人物,十分神秘十分奥妙地拉合在一起。于是,这两个薄命女人,变成一而二,二而一,扑朔迷离,是非难辨。
  当“总司令”见娟娟像诉冤一般唱着《孤恋花》一曲,她突然想起以前在上海,五宝唱起戏来也有同样悲苦的神情。
  
  从前我们一道出堂差,总爱配一出《再生缘》,我去孟丽君,五宝唱苏映雪,她也是爱那样把双眉头蹙成一堆,一段二簧,满腔的怨情都给唱尽了似的。
  《再生缘》这出京戏,是讲孟丽君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故事。她考上了状元,经过离奇事故,与她从前乳母的女儿苏映雪相配成婚,最后才二女共嫁皇甫少华(另一王孙公子)。白先勇把这出京戏引入小说里。一方面是影射小说人物的同性恋爱关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作者也真的存心取用“再生”二字的字面意义。
  这,就牵涉到白先勇的另一个使现代人感觉惊诧的“迷信”。他好像真的相信轮回。因果报应之说。他好像真的存心暗示:娟娟就是五宝。五宝灵魂投胎,变成了娟娟。
  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作者也暗示过,王雄死后魂兮归来。所以这两篇小说的另一共同点。即都具有神秘不可解的含义。就是这一种的神秘性,使这两篇显得奥妙不可言喻,十分难懂,不能依据理性与知性来做合理的解说。如此,我们从事小说分析工作的人,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暂时无条件接受作者的前提,而进行研讨作者究竟用什么样的技巧手腕,从这一个既定之前提,合乎逻辑地把故事导演出来。
  小说里,从头至尾,没有一言半语,明说五宝和娟娟之间的神秘联系。连“明示”也没有。完全是“暗示”。而叙述者本人,除了觉得她们两人脸形神情相似,却也不把她们想成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魂”)。既然不明说,连叙述本人都不知觉,作者怎么可能把这样一种幽深神秘的含义传达出来?这,就要靠高明的表现技巧了。
  作者的第一个表现技巧,就是强调过去的五宝和现在的娟娟,两人的相似处,以及两人的经验遭遇之前后重复或互相对应。头一个相似点,当然,她们同是叙述者的同性恋爱对象。而五宝唱戏,娟娟唱歌,神情酷似,都有“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个人都是三角脸,短下巴,高高的颧骨,眼塘子微微下坑,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她们都没得到过父母的恩爱,娟娟的身世我们已谈过,五宝则十四岁时被人牙贩子从扬州乡下拐出来,卖到万春楼,她连自己的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总司令”从前和五宝同睡一房,半夜替她盖被;现在服侍娟娟上床,也替她盖被。五宝被黑社会老龟公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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