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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有没有一种批评方法，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不受囿于个人的观点？可以精确地衡量作品的成败？可以有使读者一致信服的可能性，而不必以“见仁见智”为最终结论？
我知道一种这样的批评方法。但要接受此法为“文学批评”法，却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把文学作品当做纯粹艺术品来处理。如此，我们便可从美学的观点，评价这一艺术品的形式是否完整。细细分析作者的文字技巧，看看它们是否把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和要呈现的世界，美妙地，生动地，适切地，合理地，表达呈现出来。作品的艺术形式完整，就是成功的作品，不甚完整，就是不甚成功的作品，支离破碎，就是完全失败的作品。
当然，许多人是不愿接受这种“唯美派”文学观的。可是我想。除了以文学为纯粹盲传工具的人不论外，绝大多数的人，即使不认为文学作品是不受制于世俗道德成规的纯艺术品，也都会承认文学作品里含有相当多的艺术成份。所以，我提供的批评方法，虽或不能说就是文学批评法，至少可以说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中，最有固定可靠的标准，最不受“人”“地”“时”因素影响的一种。
许多人，很可能是文学读者中的多数人，认为文学作品确实是艺术品，可是除了基本的艺术性外，还应该有实际的教育作用，和至少间接的改革社会的作用。这似乎是正当不过的主张。可是，从这样的观点从事文学批评，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下面我要讨论的，就是当我们把某一固定的道德价值观，亦即现世多数人认为“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引介人文学批评领域时，除了没有标准的困难外，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那就是，艺术性和社会教育性，很有可能互不相容。一个文学作家，可以（或应该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观察与呈现人生。而他所取的观点，除非恰巧符合有利于当代社会福利或社会改革的观点，他根本没有办法兼顾作品艺术性和社会教育性。在这种情形下，作家如果为了迎合大众的期许，硬把社会教育意义灌注入作品内，结果往往是严重破坏作品艺术形式的完整。
就以《台北人》为例。上文中，我站在现代一般人的立场，对《台北人》世界的道德价值观，提出了五点责评。让我们假设，这些就是《台北人》的缺失，而白先勇决心改正这些缺失，使这部作品臻于完美。他想，《梁父吟》里的朴公，太迷信，太不面对现实，是今日社会的一个坏榜样，便决定叫他走出“象牙塔”。于是，一日，朴公猛然大悟，撕掉身上的黑缎长袍，熄灭古铜香炉里的龙涎香火，打开自家大门，把历代祖先遗传下来的书画古物一齐拍卖掉，换得一叠钞票，全部分给乡下的穷人。他觉得忽然获得了新生。
像这样的故事题材，如果处理得好，表现得法，也有可能写成一篇好小说，虽然必须从头至尾彻底重写，也绝不能留用《梁父吟》之篇名。然而这个“觉悟”了的朴公故事，当我们把《台北人》做为一个整体来了解欣赏时，却成了严重的问题。它整个破坏了这一小说世界的逻辑系统或一致性。而作者是存心把《台北人》当做一个整体形式来创作的。早在小说首页，作者就引录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把《台北人》诸篇之共同主题明白点示出来。单凭这一点示，我们就已可知作者企图把此书题材局限规范于“旧的结束”，不涉及“新的开始”。而“觉悟”的朴公故事，明显的是“新的开始”。这样一篇乐观前进的小说，夹在《台北人》里面，固然很可能鼓舞民心，产生现世多数人认为正当的社会教育作用（也可免被指责“以偏概全”），却大大损坏《台北人》一贯的主题意识和语言气氛，形成艺术形式上一个严重不堪的“缺失”。
也许有人会说：那么，把每一篇都改写，改得乐观前进，主题气氛不说统一啦？艺术形式不就完整啦？当然是如此——如果每篇都改得成功的话，可是，那便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本书，和《台北人》风马牛不相及也。所以，我提出的那五大“责评”，若要说是《台北人》的“缺失”，这样的“缺失”是根本没有办法“改正”的。要“改正”，就必须牺牲艺术形式的完整。
很多人说《台北人》太悲观，太消极，只呈现人生凄凉衰亡的一面，未呈现人生快乐健康的一面。岂非以偏概全？人生哪里真是这样的？
这些话都对，我也同意，可是这和文学艺术作品的成败，就又扯不上任何关系。比如每日都有黎明和黄昏。一篇小说的背景若是黎明，我们并不要求作者必须同时也写黄昏景色，或另写一篇小说，以黄昏为背景。同样，生和死都是人类必然的现象。一个作家如果选择描述死亡的悲哀，我们又凭什么理由，要求他一定也描述诞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