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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们国家国有企业难以发展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我觉得在国外国有企业发展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有两个更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出资人作为政府官员来讲呢，第一点是他们太低薪，这个薪俸太低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从咱们国家政府的官员所掌握的资源权利，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大，但是他们拿的工资实在太低，太低以后就很难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这个企业之中就容易作为产生腐化的一个环节。我不能认为说高薪养廉是一个充分条件，但是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政府官员本身还没有得到更全面地监督，这个监督机制本身也还不是十分健全，这当然属于政治改革的内容，得一步步的来，但这两个方面，就更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上更加为难。
如何改的问题我就提三条，一个就是国有独资的企业，当然是越少越好。因为在未来我们国家，还有某些领域一定是要由国有企业独资来办的，希望这种领域是尽量地少。第二点就是股份制企业，刚才厉教授讲的这种新公有制企业，一定要有对利润感兴趣直接挂钩 ，这样的股东占的比例要多一点，要大一点，这个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第三个就是高科技企业，以人的因素为主这个企业，应该让管理者持有更大的股份比例，谢谢大家。
张维迎：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题目，《什么决定企业的退出》。我们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企业进入、退出都是经常的事。我们经常说创办一个企业难，其实企业的成长更难。在美国，一年有几百万的企业生长、出生，但是真正生存下来的，十年之后可能不到百分之几。但是这种生存与退出，都是由市场去竞争，由竞争当中的效率去竞争。你在市场经济下，你有自由竞争的权利，但你有没有能力生存，就不是你的自由能够保证的。这要你真正地有那种核心竞争力。
那么过去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有进入、退出，但是我们跟市场经济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在于我们的进入也好，退出也好，都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决定的。那我们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的退出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我在这里要报告的是这样一项研究，是我们最近在过去一年里对中关村地区的企业的进入、退出的研究，那么这些数据全部是由中关村科技管委会来提供，它涵盖了中关村科技园，1985至2002年所有获得高技术企业认证，并呈报了有效的年度的报表的企业。那我们就用这样一套数据来看一下，在这个中关村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这个地区，那么这个企业的退出有些什么特点？就是什么因素在决定这个企业不存在。
那么为此我首先要定一下什么叫进入，进入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指的是这个企业，获得了高科技企业认证的时间为进入的时间。退出是这样定义，如果你在好比说去年你在高科技企业名单上是有你的，今年没有你，那我们就认为你是退出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面那条蓝线是企业进入的数量，那么我们看在1997年之前企业的进入数量相对比较少，每年大致是五百家左右，但是1998年开始企业的进入数量就大幅度上升，那么到2002年之后，中关村园区每年进入的企业有二千家。同样企业的退出也是，那么一开始我们看到，退出的企业大致是每年进入五百家新的企业，可能退出有三百家企业，可能不存在了，那么特别到1996年有一个时间，退出的企业和进入的企业数量都差不多的，随后，随着进入的企业数量增长，退出企业也在增长，但是这个差距也在变大，这也意味着好多进入的企业进入以后可能存在下来了。这样中关村整个园区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我们在中关村发现，企业的年龄越大，它死亡的可能性越大。那么我们好比说整体来讲，以2002年为例，那么年龄是一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99％，年龄是八岁的企业，死亡率是0。181％，那么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几个数据，只有七年的历史，也许到了第十年之后，过了这个期了，可能企业的死亡率就会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测，或者说一个企业在中关村或者整个在中国，活十年以上之后，再有死亡的话，可能性就相对小了。但至少在给定我们这个数据区间内，年龄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死亡，那么当然这可能有好多的原因，越新成立的企业，它的技术、它的体制，特别所有制方面，它解决得比较好。而且老的企业，好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成立的企业，可能都是“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现在的我们政策放宽了也好，不愿再戴红帽子了，所以一个办法，他就把它注销了，然后新办一个企业，所以在这个统计上，仍然表现出它的死亡、退出。
下面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整个统计分析的结果，那么大体我们得到有这样七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个是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第二个结论，企业的年龄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第三个结论，净资产越高的企业，企业越容易退出。第四个结论，效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生存。第五个结论，研发人员比例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退出。那么第六个结论发现了，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不容易退出。因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相比，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活下来，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可能出口的企业它本身，它是一个效率可能比较高，或者它在市场上已经经过锻炼，它的生存能力就比较强。第七个结论，这个企业控制权的差异，对企业的生存和退出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我们这个企业，好比说同样一个企业，可能有些有主管单位，有些没主管，有些只是集团的子公司，有些就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我们发现集团的隶属关系对企业的退出影响为负，如果说你上面有一个，大集团里面一个子公司一个分公司的话，那么你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较大。另外相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来讲，国有企业更不容易退出。
还有一个是纯外资的企业也容易退出，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港澳台的企业甚至更容易退出，这是估计的数值，在统计的显示区上，也不是很显著，那么这说明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的生存仍然起着一种，明显的保护性的作用，政府拥有的企业中，行政隶属关系越高，这是一个指标，净资产负债率，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也就越不明显。这说得明白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它死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属于中央的，好比说是这一级的国有企业的话，这个影响恰恰是相反的，就是说国家的大的企业，它负债率越高与它的死亡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说政府仍然给它很强的支持，那么政府的负债率，它对非政府所有的企业，退出的分析，影响是正的。对中央直属和隶属于县、市，比如像北京市或者海淀区，这一级政府的企业来讲，负债率对它企业的死亡可能是相反的，你负债率越高，越不容易死掉，而在大量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下的企业来讲，你负债率越高，越容易死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这是我们的乡镇企业。还有非国有企业，它受政府银行的保护，银行给它资金的提供，都弱于我们一般国有企业，说明政府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从时段上来看，我们使用了一些变量进行研究，那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总体来讲我们改革，我们的资料，是1996年到2002年，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生存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下降的，虽然不是很严格地单调下降，不是说每年都是下降，就是说总体下降。但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反弹一下，那么政府的保护作用，应该说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50％，就是从退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而反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是企业的效率，它对这个企业的生存的实际影响那么是这样的。首先在非国有企业方面，劳动生产率对退出的这个影响是稳步上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2002年与1996年相比，劳动生产的效率对企业生存能够活下来的这种影响更大。那么在国有企业方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好比在1998年之前，那么劳动生产率，就是这个国有企业效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是甚至呈现出相反的效率越低的企业它活得越好。但是从1999年开始，情况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新企业大量进入之后，市场竞争都在加剧，那么劳动生产率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逐年在上升。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可以说 这一项的研究，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效率 ，一个企业的效率越来越成为决定它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表明在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市场力量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地上升，而另一方面企业的负债，我反复强调负债它是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负债率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对国有企业是相反的，那么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国有企业仍然在严重的政府保护下，市场对它的压力仍然没有对民营企业那么大，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所有的只能用数字说话，拿不到数字的东西，我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析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它可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企业退出了，我注销了，我为什么注销？那可能是跟效率没关系的，但我们还是相信这样大的一个样本，这样跨时段的一个研究，仍然可以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信息量，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